淮南子如何记载四大神兽（辟邪闲话之三六）

伊于胡底，出自诗经，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作，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或叫作，你有没有下限啊？另比如，你无耻要到什么地步？你脑残会到什么程度？你装孙子要装到什么时候？你脸皮究竟有多厚？你特么有多自以为是？你牙滴究竟有特么多么斯丢彼特？等等，都是。

在现代社会管理中，有一种策略叫“底线思维”，意思大约是把事情多往坏处想，把困难多往严重方面想，把局势多往险恶方面想，然后筹划应对之策。博弈论中有一个著名的二难推论是“囚徒困境”，它也是二难推论的一个基本形式。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博弈论者试图寻求应对这个困境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到今天结论却还是认为基本无解。在合作与背叛的选择上，论者们也基本认为背叛是可选择的最佳策略，退而求其次则是“一报还一报”，所谓的“报”，还是背叛，是用自己的背叛惩罚对方的背叛。这个语言系统是真空状态的，不含道德评价的。而且，博弈论者也明白警示：这种对策略选择的探讨，并不是着眼于对现实国际关系冲突解决途径与策略选择加以指导。换言之，它是纯理论的学术性探讨。他们还承认，在战后至今的现实国际关系实践中，博弈论对解决现实的国际冲突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同时，博弈论者也自认为，虽然对解决现实冲突，博弈论或许提供不了最佳策略，但对认识与分析历史与既往事实中人类个体或群体实际策略选择的动机与后果，却是有益的。

底线思维策略与博弈论中的背叛策略，两者之间可能还真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脱离了这些策略原始的学科与理论背景，与现实的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实践搅乎到一起，对于道德的人们来说，几乎是难予启齿的。在有的状态或问题上，则可能与性恶论与阴谋论划不清关系。在认识论上，它更可能引诱人们沦陷进不可知论、怀疑论和虚无主义之中。所以，正派的人往往是不屑于讨论背叛、底线，当然，自信的人也是不屑于正眼瞧一下怀疑论或阴谋论的。

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中，有一句“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往往被人们征引表达自己的特定主张。但文章语言同样也有其自身产生与存在环境的，脱离了这个环境，任何引申的含义，作者本人都不会对之负责。鲁迅当年说这句话，自有其特定指向。如果今天常常被引出来用以泛泛地指责国人，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其实，就现实人际关系、人与群体关系或国际关系而言，做底限思维或博弈论策略考量，未尝不可，便是一个个人对其所处的困境作这种模式的分析，并企图从中寻找脱困策略，也是未可厚非的。在中国古典传统中，这种策略的思考与选择并不少见。易中的祸福悔吝转换理论，孔圣人以直报怨的主张，都可以搁在现代运筹学、管理学和博弈论语言系统中去理解。国策中二百七八十策，如果用一个字评价，就是诈。放在今天博弈论话语中考察认识，也尽是背叛策略的选择。《三国演义》里曹操“宁我负天下人”，更是置道德规则于不顾的背叛策略选择。而这，在西方历史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同样也是不鲜见的。特洛伊战役中阿基琉斯之怒就是对阿伽门农背叛的惩罚，摩诃婆罗多中正法坚赞一博失天下，就是没有对对手的背叛作出充分反应的结果。甚至在现代分子生物学中，也引入了囚徒困境的策略选择理论来解释生物应对存在环境的基因遗传选择策略。

以眼么前的实情而言，简直就是囚徒困境的现实版。困境中，咱便是其中囚徒之一方，对方会做什么样的策略选择，咱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就已显示出来的痕迹判断，取底限思维，往严峻的方面想，并非如那些道学君子们所反对的那样毫无用处。咱自己应该作何种策略选择，也是必须预为研究的。哪怕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在真空中研究，也是有必要的。《礼记》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对对手的策略选择进行预判，对咱自己目前和未来所已面临或必将面临的局面与可行的应对进行分析和策定，同样也是必须的。否则，如果只是眼睁地看着对手为所欲为，今天退群，明天甩锅，后天打劫，大后天绑架，自己却什么都不做，什么也都不敢做，什么也做不了，或只是空口白舌地与人骂战，自证清白，自奏凯歌，等事到临头、四面楚歌的时候，徒自哀叹伊于胡底，哀叹人家击穿底线无下限，哀叹自家胡涂愚蠢恰如屎蛋，哀叹天下大乱国家多难，哀叹大威多怨大伽多叛，却是完全于事无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