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治国的经典名句(书写诗经尚无为)

孔子治国的经典名句(书写诗经尚无为)(1)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

有兔爰爰,雉离于罦。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

有兔爰爰,雉离于罿。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尚寐无聪。

诗经《国风·王风·兔爰》全文,我们从每一章中选出了一句书写于标题。

《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

这是一首感时伤乱之作。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诗人不幸遭此乱离,不能不回忆当初犹及见西京盛世,法制虽衰,纪纲未坏,其时尚幸无事也。迨东都既迁···而王刚愈坠,天下乃从此多故。···故不如长睡不醒只为愈耳。”

说到这里,整首诗的白话意思也就差不多全明白了,我们选注其中的尚无为、尚无造、尚无庸来说说。

《笺》:“为,谓军役之事也。”又记:“庸,劳也。”

朱熹《诗集传》:“造,亦为也。”

关键的三个字为、造、庸本义是很宽泛的,在这里,根据作文背景和上下文意判定大意是指徭役、劳役之类的无偿为官府付出劳动的侠义概念。

孔子治国的经典名句(书写诗经尚无为)(2)

古代,凡国家无偿征调各阶层人民所从事的劳务活动,皆称为徭役,一般有力役、军役和杂役。它是国家强加于人民身上的责任和义务。

徭役的出现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无偿为别人劳动,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自己或者家人会饿得半死,那么,大家是怎么就原意为了国家去无偿付出劳动了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老百姓心里面认可了这样的无偿付出?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讲,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使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产生了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并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而尤瓦尔·赫拉利的研究,似乎又在告诉我们,人类自身的贪欲和差别,才真正造成了私有制度的产生,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边界和国家,伴随着国家的出现,一部分食利阶层脱离了社会生产劳动,变身为专职的国家管理者和统治者,拥有了更多的财富和权利,于是产生了政府组织、赋税、军队、司法、兵役、教育、文化、外交以及国民经济各行各业。

可以想见的是,随着城邦和国家的出现,徭役就诞生了。最早的文字记载《礼记·王制》中有关于周代征发徭役的规定;《孟子》则有“力役之征”的记述;秦汉有更卒、正卒、戍卒等徭役制度。历代以来,徭役繁多而苛严。

孔子治国的经典名句(书写诗经尚无为)(3)

中国历史一路走来,有一个渗透到血液里的基因,就是“天赋皇权”。每一个大众的心里似乎都住进了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子”,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属民和土地所有权等观念和制度的影响,赋税和徭役在中国人的脑海里,一直没有捋出头绪来,多数老百姓自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出生就租种“王土”,从未认为自己这个生命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因而也从未怀疑过这两种社会责任和义务的合法性,所以,我们看到的真实历史情况就是,老百姓认为赋税和徭役过重实在过不下去日子的时候,就只能逃税逃役或者揭竿而起,只能以这种“非法”的方式对此进行反抗。没有合法的渠道和制度设计,让大众有参与减负和商讨对话的可能。

而且,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统治集团也少有减负的动机和作为来化解邦国危难。

《韩非子·备内》:“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

曹植《谏伐辽东表》:“臣以为当今之务,在於省徭役,薄赋敛,劝农桑。三者既备,然后令伊管之臣得施其术,孙吴之将得奋其力。”

卢梭也认为,各种政府都会退化变质,从合法走向专制,直到发生新的革命来“恢复它的合法制度”。

这样的劝谏和警醒在历史上不甚枚举,但是很少被采纳。

历史的看,徭役和赋税一样,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经邦济国之策。它始终在维持现有秩序和保持政权稳定之间,选择有利于政权的最大阀值。

而且,一个最大的怪圈从未在历史中消失过,通过扩大官僚队伍体系和增加军事力量以维护政权稳定,这样必定增加赋税和徭役,进而加重国民负担,国民的不满情绪传导出来的又是更进一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于是,继续加大官府投入和支出,陷于恶性循环之中。

其实,所谓的中国生存哲学和生存智慧就是一部全体国民在赋役抗争中“违法生存”的历史,如果没有种种侥幸心理和违法行为,可能会生存不下去。包括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没有脱离这个窠臼。这样的后果也很可怕,就是所有人对法律不再存有敬畏之心,而且让官民长期处于罪恶感中,人性中的善和尊严会逐渐缺失。

孔子治国的经典名句(书写诗经尚无为)(4)

正如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宋怡明教授在《被统治的艺术》中指出的那样,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面对的挑战不是如何逃避国家,而是如何和国家互动。他用了“互动”这个说法,也首先提出了“日常政治”的概念,普通人在面对生活重压时,充分调动手头的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设计出各种复杂精巧的策略趋利避害,在生存和律法边缘找到平衡点,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智慧和哲学,维系生命、生存,也维系了社会管理的相对稳定。

在书中,他讲了明代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明代的徭役基于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温州的一个军户家庭,兄弟几人还算富有,就找到一个和尚签了长期合同,出钱让这个和尚以及和尚的后人代为服兵役,而这家军户从此免于兵役之苦。这里的信息量很大,比如可以出钱找人替代服役、长期合同、和尚也有子嗣等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宋教授的资料里,没有出席什么国际研讨会的照片,更多的是与福建乡村老农聊天、喝茶。出现的环境,更多的是乡下、田埂。谈的历史,也并不是王立群、易中天的帝王将相,而是福建某村某个农民祠堂的迎来送往。他曾在高晓松的访谈节目里做过嘉宾,对中国的明代研究情有独钟。

《被统治的艺术》是他对明代军户和福建沿海的二十多个明代卫所的研究成果,也是对耶鲁大学政治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作品《逃避统治的艺术》的某种致敬。

徭役之苦,史载很多。尚无为、尚无造、尚无庸在诗经里也只是“我生之初”的暂时景象,在“我生之后”必然尚寐无觉、无聪,在没有民权保障和专制社会里,苛政也必然是猛于虎的。而三千多年中国文化血脉不断、薪火相传的正是在这种“被统治的艺术”和“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智慧。无论是“我生之初”还是“我生之后”,只要是这个“生民”的血脉不断,这种延续就不会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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