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官方意识形态（西汉尚未成熟的儒家意识是什么）

对于宗庙的毁庙、简祀等问题的讨论长达数十年，先后有韦玄成、郑弘、严彭祖、匡衡等大批人参与，自元帝开始屡改屡变，直到成帝、哀帝之时才罢。

而对于具体的西汉末期的社会问题，例如统治阶级的普遍腐化、自然灾害频发、土地兼并加剧、民众忍无可忍的起义行为束手无策，要么是提出不切实际的建议，要么是无动于衷。

“四方饥谨，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法三代之古，以三代“礼治”为法。董仲舒为儒学精神树立和搭建了一个完美的典范和实践参照。与这种理想化的社会相比起来，现实的“汉政”也就相形见绌，甚至于无一是处了。《论衡·宣汉》中所说：“儒者称三王，五帝致天下太平，汉兴已来，未有太平，谓汉不太平者，汉无圣帝也。

对于汉儒的“奉天法古”的思潮，阎步克先生有着完整且清晰的论述，从“奉天法古”说法的提出，到武帝时期改制的呼声，再到西汉末期对于官制，乃至于对于皇帝称号的改制要求。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在残酷的社会危机与理想典范的强大落差下，也就产生了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许多人心厌汉的故事”。

在法家意识形态衰退之后，西汉末年形成的这种庞杂混合着道、法、阴阳等家思想的未成形的儒家意识形态，既没有真正实现全社会共同的意识环境，也没有深入广大平民的内心深处成为信念，而是浮着在上层统治阶级和逐步形成的中层知识分子地主阶级之中。这种混杂的意识形态雏形，面对着西汉末年长期的土地兼并和豪强掠夺，以及中央的巨大变革，如同是烈火烹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推动了社会危机。王莽被时代和思潮所推动，充当了“王道复古”的“新政”践行者。

旧有的罗马帝国意识形态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史渊源，主要包括着以多神教信仰为核心的宗教体系和以古罗马精英共和为核心的元老院传统。而在公元四世纪初，君士坦丁所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同戴克里先一样，依然是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的重塑。

罗马帝国原有多神教和元老院的意识形态的衰败集中体现于三世纪危机之中，戴克里先以及君士坦丁的改革，所要迫切解决的就是旧制度与陈旧的意识形态难以适应于新的时代与帝国的问题。这种意识形态的推倒与重塑，本身就是帝国绝大多数中下层公民以及部分中上阶层的迫切需要。

在思想领域起到主导和塑造性作用的就是古罗马的精英共和传统精神，这种精神即便是在帝国时期，也影响着罗马帝国的格局以皇帝和元老院共享着帝国的中央权力，皇帝也长期以第一公民自称。帝国的黄金时代找到了一种当时相对成功的皇位继承制度，这实质上是皇帝与元老院的妥协，它契合了元老院所钟爱的选任原则与一种虚构的世袭血统相结合，同样也得到了军队的认可。

在实质上，包括士兵、市民、行省公民等中下层公民对于共和原则毫不关心的情绪和意愿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他们发誓效忠于罗马皇帝及其家族，发誓效忠于皇帝及其后代，将皇帝的朋友视为帝国的朋友，将皇帝的敌人视为帝国的敌人。”这种上层意识形态与下层民众的割裂在体系运行中变得越来越明显。

这种割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元老院的制度设置以及其意识形态同帝国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元老院毋庸置疑是一个极端保守的群体，基本是由具有良好出身和大量财富的精英构成，重视尊严并唯恐失去拥有的特权。

尽管在帝国元首制时期，元老院已经很难与具有强权的皇帝分庭抗礼，但其依然保持着对军团、行省等领域的强大影响力，其与皇帝的互动与冲突是帝国活动的核心内容。但这种始于城邦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已经很难满足于整个帝国的运转需求，整个体系处于一种共同管辖但脆弱平衡之上。但这种财富的垄断所造成的的负面效应很快在税收制度上体现了出来。

元老院作为制度的主要制定者与受益者，往往使自身群体在税收制度上处于免税或低税的位置。例如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里记录了对所有公民施以固定的人头税和土地税，从而让中小土地所有者承担着比身为元老或者城市议员的大土地所有者更为沉重的压力。大量农民不仅要上交国家的税收，还要向土地所有者上交租税，正如盖伦所记录下来的，这种政策使得大量农民都处于一种“长期而广泛的饥荒”之中。

尽管帝国黄金时代的农民还能勉强承受这种双重税收的压力，但这种冗余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帝国稍微剧烈的活动都有可能造成连锁性的破坏。对外发动的战争可以通过主观控制来避免以维持经济体系的脆弱平衡，但外敌的入侵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却不是罗马帝国能够控制得了的，这种经济上的脆弱平衡被破坏了之后，就是三世纪长期的内战与混乱。

其次，元老院的制度体系以及成员组成已经无法满足帝国的统治重心转移。罗马自击败迎太基崛起以来，核心省份一直位于地中海西部，包括半岛本土、西西里岛、非洲、西班牙和高卢南部地区。但就如同统治重心从罗马和半岛中部地区转移到地中海西部省份一样，在帝国统治了地中海东部、以及中欧地区几个世纪后，主要关注点也移到爱琴海地区、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界、以及面对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东部边界。在元首制后期的帝国统治重心已发生了转移，自安敦尼王朝的来自西班牙的图拉真开始到来自北非的塞维鲁王朝，已经表现出帝国的统治者开始向非意大利区转移。

而到了伊利里亚诸帝时期，帝国的统治重心正式从帝国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向东部，尤其是北部边境地区转移。而元老院本身的结构如同其倾向一样，依然保持着极其保守又相对稳定的人员组成。元老的构成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即便在马可·奥勒留去世的二世纪末，也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意大利元老。在非意大利元老中大多数来自于西部，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元老来自于本身更加富饶、文化更加发达、人口更加稠密的东部地区，这无疑是不够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