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一统天下各国灭亡的顺序（为什么二世而亡）

秦经过商鞅变法之后，虽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但一个制度从制定到落实是有一定过程的。秦统一六国后，实际上大部分的土地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通过奖励军功，将土地赏赐给功臣；并通过“授田”的形式，将土地授给百姓耕种，以此收取租税。

商鞅画像

由于秦朝统治者奉行皇权至上思想，国家财政权力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加上秦朝皇帝好大喜功， 不顾现实中百姓的生产状况和基本生活需要，过度赋敛，以致百姓揭竿而起，加速秦朝的覆灭。本文分析秦朝的赋税制度和赋税的征收管理，探究其背后的历史教训。

1. 田租

田租，也叫田税。公元前408年，秦简公在位时期，秦国实行“初租禾”制度，这是秦国按田收税的开端，但是并不能确定此时有“田租”之名。但可以肯定的是，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就有“田租”之称了。

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征税，一是通过土地面积收税，即以“百亩”为计量单位进行征税；二是“舍地而税人”，这句话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不收田税只收人头税，而是说哪怕国家没有给百姓授足百亩地，百姓也要按照百亩地的标准交税。

田租税收的实物有两项，一是“禾稼”，也叫禾粟，菽粟等，属于谷类作物，古文中讲的“入禾稼”，就是交田税的意思。二是刍稾，指刍草与禾秆，主要是用以喂养牲畜的草料，因为秦朝马匹和牲畜数量众多，因此刍稾也是一项重要的税收。一般来说，刍稾是禾稼的附属品，属于附加税，计田收租。商鞅变法之后，会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地优劣状况实行定额税制。土地贫瘠的地方所交的税比土地肥沃的地方少，有些土地贫瘠的地方也可能只征收刍稾，而不收禾稼。

关于田租的租率，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但可以推测是，秦的税率应是结合产量和租率，规定一个固定租额，即实行定额租制。因为产量受地区气候，百姓勤勉程度等因素影响，面对大量的佃农，单纯的实行分成计征方式计算租额显然不太可能。

过去有人为，秦代的租率为“什五税一”。但由于史料有限且相关记载中矛盾点众多，因此没有采纳“什五税一”的说法。根据现有的资料，大多数学者认为秦的租率应该是“什一之税”，就是百姓要向将十分之一的收成作为税额上交给国家。

根据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记载：“度禾、刍、稾而不备十分一以下，令复其故数；过十分一以上，先索以禀人，而以律论其不备。”

根据记载所说，谷物、刍稾没有交足十分之一的，就要按照规定补足；而交足十分之一的，则先全部发放给领用的人，再依法处理缺数的问题。其次，战国时期各国实行的大多都为“什一之税”，这是当时普遍的租率标准。一直到秦统一六国，也没有在史书上发现关于更改田租率的记载。

2. 赋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殷周之时，有赋有税。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宗庙郊社百神之事，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早在殷周时期，便有赋的记载，并且在大量的史料中，我们发现，“赋”在古代其实是军役和军用物品的专称。如《周礼·大司徒》中：“赋，给军用也。”或《汉书·刑法志》中：“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这样的例子，在先秦典籍中尤为常见。

秦孝公十四年，颁布了“初为赋”法令，“初为赋”中的“赋”，所指是“户赋”还是“口赋”，学术界的对此有很大争议。但是，笔者认为，这里的“赋”应该是指“户赋”。因为在秦国的法律中是用“户赋”这个概念的。而口赋，大概是后面新设的制度，或者是由户赋转变而来。

由于秦朝的常制为“口赋”，所以本文介绍的重点也是口赋。关于口赋的制定，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随着国家战事增多，需要增加财源以维持国家运转；二是按人头数收税，不论年龄大小，不论贫富与否，都必须交税，此举扩大了赋税负担面，使统治者可以从更多地方榨取钱财，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

秦惠文王之后，口赋的征收形式以钱为主，布匹为辅。关于口赋定额，秦的相关文献中并无专门的记载，但在一些史料上有谈及口赋的税额，各地的标准不一样。秦惠王并巴中时，税额大概是每人一百八十钱，比较偏远的黔中郡地区税额为四十钱。至于广大内地的税额，并无详载。汉朝对口赋的记载更为详尽，汉初税额为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汉朝7到14岁的儿童也要交税，每人每年交20钱。汉武帝时期，由于军费不足，起征年龄降低至3岁，税额为23钱。

秦朝除了常制的“口赋”，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赋税类型。如：

（1）罚赋

秦律规定，如果已经成年的男子不分家，即出现“民有二男”的情况，则一个人要交两倍的赋税。

（2）更赋

在商鞅变法前，“更”是徭役的名称，替代徭役的赋税就叫“更赋”。因为秦律规定，男子到达服役年龄后，需要给郡县服役一个月，又叫“月为更卒”。但不是人人都亲自去服役，有些人就会出二千钱雇人替他去服役。此外还有一种“日更”，即“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之役，这种就更不可能人人都亲自去服役了，不去服役的人，要每年“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

秦军

并不是所有的徭役都可以请人替代，在秦的律法中，只有“一月一更”之役和“戍边三日”之役可以请人替代。严格来说，前者花钱请人代替服役，这种“雇更钱”并不能叫“更赋”，因为这并不是官府规定的，这只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自由雇佣关系；而不亲自去服“戍边三日”之役，每人每年要向国家缴纳三百代役钱，交了代役钱，就算服过了“戍边三日”之役。

除此之外，秦还有很多杂税，如以商贾为课税对象的关市之税；面向盐、铁、酒、肉等民用必需品所征收的商品税；从名山大泽中获得的木材、特产、鱼类、飞禽走兽、矿脉资源等，都要交所谓的山海池泽之税，也叫渔采畜牧税，税额为物品利润的十分之一。

秦末农名大起义

秦的赋税制度，其征收范围包括商贾贸易、农业生产、渔业畜牧等方面。赋税结构趋于完善的背后，是百姓苦不堪言的现状。

二、赋税的征收管理

秦统一全国后，为加强皇帝对地方的控制，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既实现了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又保障了赋税的征收。

1.负责征收的机构

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中央统领地方，地方拱卫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是地方最高的行政机构，负责全郡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收税。郡以下的一级行政机构是县或道，内地设县，少数民族设道。秦制满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管理赋税是县长、县令的职责。县以下分设的乡、亭、里，据《百官公卿表》记载，十户一里，有里长；十里一亭，有亭长；十亭一乡，有乡长。其中乡佐、乡啬夫、里正，负责收取赋税。

2.保障赋税征收的奖惩措施

为保证赋税的顺利征收，秦建立了严密详尽的法律制度。《秦律十八种·仓律》中记载，谷物入仓之后，要用一万石为一积，用篱笆隔开，设置仓门，由县啬夫或者丞和仓共同封缄。谷物出仓，如果不是原来入仓人员来出仓，要令加称量，称量结果与题识符合，就可以出仓。此后如果有数量不足，则要出仓者赔偿，如果有剩余，就要上交。如果粮堆上长虫了，要重新堆积，不能使谷物败坏。

秦法不只是严格，它划分的也特别细。比如说，仓库门没关紧，缝隙可容纳一指的，罚；仓库的窗户没关紧，缝隙可容一指的，罚；仓库里的草垫下有粮食掉落，罚；仓库里有老鼠洞，罚；粮仓管理不善导致粮食霉变的，罚等等。虽然秦法严格，但是对于绩效好的，也有奖赏。

《厩苑律》中规定：每年的四月、七月、和正月评比耕牛，成就优异的，赏赐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饲牛者可以免除一年更役。

三、秦代赋税的历史教训

商鞅变法时，商鞅提出重农抑商的主张，重视农战，奖励耕战。但到了秦始皇掌权时期，秦始皇赋敛过度的举措，导致秦朝内部社会矛盾激增，百姓苦不堪言。秦二世登基之后，百姓的生活状况仍并未得到改变，最终引起社会动乱，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其背后的历史教训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

1.王朝过度集中权力的弊端

中央权力的集中，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秦朝依法治国，行政皆是以法律为依据，但法律无法制约皇权，这也是造成皇帝独断专行的原因之一。当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力、财政税收全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时，其危害性可想而知。

秦始皇像

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在实行上也存在隐患，君王竭尽天下的财富供养王朝，却这依然无法满足统治阶级无穷尽的私欲。秦始皇为彰显自身功绩，展示自身威严，未考虑百姓日益增加的生活负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修筑陵墓，既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负担，又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2.赋敛无度，加速王朝覆灭

经过长期的战争，百姓已经苦不堪言，急需调养生息。虽然修筑长城，修建驰道等工程有助于国家发展，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对人民、对统一中国都是有益的。修筑宫室陵墓也能起到显示皇家威严，震慑宇内的作用。但不管多么宏大的工程，它的意义多么重大，百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度”是个很微妙的东西，君主既能从百姓身上索取更多，又能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能过得下去，王朝的统治才能稳定。赋税制度的制定，需要考虑现实中百姓的实际生产力，若赋税值太高使百姓无法保持最低生活水平，那这个王朝的结果也是可以预见的，超过实际情况，无限制的剥削，必然加速王朝的覆灭。

总结

国家与民众之间，不应该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得民心才得天下，国家的稳定与长治久安需要民众的支持，任何不考虑民生妄自尊大的行为，对于政权来说，都是一个致命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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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秦代租赋徭役制度研究》

《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税徭役制度》

《秦汉赋税制度》

《百官公卿表》

《仓律》

《法律答问》

《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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