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汉人也留着一样的辫子吗（清朝的汉人和满人要留辫子）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起中国的历代王朝构建起了一种二元制结构的帝国形态：在以汉族人口为主的中原地区实行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设置都护府、都督府等行政机构因俗而治。到了清代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比起汉唐时期的羁縻制度已变得更为稳固。清朝其实是一个同时涵盖满、汉、蒙、回、藏等各族系的多元帝国。

清朝的疆域实际上是由中原、满洲、蒙古、新疆、藏地等地区共同构成的，而清朝皇帝在不同民族地区实际上是以不同的身份行使统治权的：清朝的皇帝在中原是天子，在满洲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在蒙古地区是大汗，在藏地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对不同民族所实行的不同统治模式。众所周知清朝的汉人和满人是要留辫子的，那么其他少数民族留不留辫子呢？

汉族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自古以来直到明代汉族男女在成年后就不可剃发，而是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满族的发型、服饰与汉族迥异：满族男子会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汉人的服装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而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等。

清军尚未入关时就已在关外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满族的祖先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但在满族形成的过程中也融合了其他部族。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在关外的扩张使相当一部分蒙古人、朝鲜人以及辽东关外的土生汉人被融入到满洲民族中。《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先就是世居辽东的汉人，后在努尔哈赤征服辽东的过程中沦为女真人的包衣（隶属正白旗）。

在清代满洲人内部存在着佛满洲和伊彻满洲的划分：所谓佛满洲就是指作为努尔哈赤嫡系的建州女真后裔，而伊彻满洲则是指后期融入满洲人群体的海西女真、东海女真、蒙古、朝鲜、汉人等族裔。自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来就强迫境内的汉人等族裔必须改换女真人的发型、服饰。满洲统治者试图以这种方式缩小民族差异，从而压制汉人等被统治族裔的反抗。

剃发易服因此被满洲统治者视为是归顺的标志，而拒绝剃发则被视为一种反抗行为。清军入关后面对着人口比自己多得多的汉人时刻担心自己会被汉族同化，所以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需要压制汉族的传统文化。清军入关后原明朝的礼部右侍郎孙之獬率先带头与家人奴仆一起剃头留辫。这时南明和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势力还很强大，因此清廷一时也还顾不上大规模推行剃发易服政策。

当时归顺清朝的明朝降臣上朝时仍穿明朝服饰，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剃了头的孙之獬被其他汉臣所鄙视，所以汉族大臣都不愿和他站一班。孙之獬又跑去和满族大臣们站一班，结果又被人家给撵了出来。徘徊于两班之间的孙之獬进退不得、狼狈万状。孙之獬一怒之下就建议摄政王多尔衮：“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

多尔衮采纳了孙之獬的提议——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起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京城内外之官民限于十日之内，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务必全部剃发”。剃发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民族感情，因此汉族百姓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剃发斗争。在这一过程中酿成了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等血案。剃发令的残酷使后世留下一句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在当时凡是拒绝剃发易服者会有被杀头的危险：1645年夏江阴人民在江阴典史等人领导下进行了一场长达81天的反剃发斗争，结果江阴城在清军的血腥镇压之下最终只剩53人幸存。在一番血腥的屠杀镇压之后清廷终于迫使幸存下来的汉人留起了辫子，然而被迫屈从的人们仍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抵抗——于是江浙一带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

男人为保全一家老小不得不屈从于剃发留辫的命令，但女人却可以躲过这种羞辱；活着时在暴力淫威面前没办法不屈从，然而死的时候一定要以明朝的发型衣冠下葬。除此之外剃发令对道士、和尚、天生秃头者是网开一面的，所以当时也有一部分汉族百姓为抵制剃发令选择出家当道士或和尚。也有一些不愿改换衣冠者逃到了海外：流亡日本的朱舜水、流亡朝鲜的陈泳素等人就是这样的例子。

有清一代理论上在旗的旗人和不在旗的民人（通常所说的汉人）都是必须留辫子的，只对道士、和尚、天生秃头者是网开一面。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旗人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满人。清朝在入关之前就已征服了漠南蒙古诸部，同时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土生土长的辽东汉人的效力。清朝把臣服于自己的蒙古、辽东汉人也编入到八旗之中，由此形成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

即使是满洲八旗中也不完全都是土生土长的满洲人。正如上文所说满人中也包括被融合的蒙古人、朝鲜人、辽东土生汉人。由此可见旗人中除了满人之外也包括一部分依附于满洲的蒙古人、汉人、朝鲜人等等。清朝的汉人也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汉人。生活在西南、华南的苗、黎、壮、土家等少数民族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所以在清政府眼中基本是将其视为汉族的分支。

清朝的剃发令不仅适用于中原汉人，也同样适用于这些南方少数民族，不过这也并非是绝对的。事实上一些生活在西南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时才逐渐走出大山为人所知，在此之前这些少数民族大多还处于原始部族文明时代，所以清王朝的剃发令也很难影响到这些民族。总体上南方少数民族在剃发令这个问题上执行得并没汉人那么彻底，但理论上和汉人一样也是要留辫子的。

如果说当时南方少数民族基本上被清政府视为是汉族的分支，那么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则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统治模式。清代在中原汉地设有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八个行省；在东北、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则分别设有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

清朝的领土实际上是由汉地十八省、满洲、蒙古、回部、藏区五部分共同组成的。生活在汉地十八省的南方少数民族因为与汉族杂居而被视为汉族的分支，然而清政府对生活在蒙古、回部、藏区的少数民族则更多强调尊重当地民族习惯。明末清初的蒙古诸部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部分：这其中漠南蒙古是最早臣服于清朝的，事实上所谓的满蒙一家更多是指清朝满洲贵族与漠南蒙古之间的关系。

相比之下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与清朝的关系就要疏远得多：漠北蒙古最终演化成为了今天的蒙古国，而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则长期与清王朝处于对立状态。最早臣服于清朝的漠南蒙古诸部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编入八旗，所以他们和汉人、满人一样是要留辫子的。晚清的蒙古族名将僧格林沁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相比之下与清朝关系较为疏远的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则并未被强制要求留辫子。

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将整个新疆地区纳入到了版图。清军平定新疆后出于维护当地稳定的需求并未强制要求新疆少数民族像汉人一样剃发留辫。清朝在南疆维族人的聚居区实行的是伯克制：伯克一般不世袭，通常有回避制度。在维族人聚居区的基层还有类似保甲的制度。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为奖赏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立功的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伊萨克特意准许他及其子孙“蓄留发辫”。

随即各城伯克、回子“纷纷请留发辫，以表爱戴之忱”。清朝官方对此的回复是：“各城回子王公以下之有世职及尽忠有功伯克之子孙愿留长发辫者准其蓄发。 其余伯克之中如有愿留发辫者，阿奇木及伊什罕伯克之官至四品者亦许蓄发，四品以下概不准蓄留发辫，以示限制”。剃发留辫在中原汉地是朝廷强制推行的，然而在回疆却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赏赐奖励。

在新疆只有四品以上的伯克王公以及为朝廷立有功勋者才被允许蓄发留辫，而当地四品以下的王公贵族以及少数民族百姓则被禁止蓄发。清朝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漫无区别转不足以示优奖”。由此可见特许一部分伯克王公蓄留发辫实际上被朝廷是视为是一种奖励。不过生活在新疆的汉人仍是被强制要求剃发留辫的。当时有从内地迁徙到新疆定居的汉人学习了当地语言，改信了当地宗教，甚至与当地妇女通婚。

这些人往往冒充当地少数民族以逃避剃发留辫。清政府鉴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命令当地的伯克、回子们不得轻易蓄留发辫，一方面严令生活在新疆的汉人不得剃去发辫。总体上新疆少数民族除了朝廷特许的一部分王公之外基本上是不留辫子的。至于西藏地区除了藏军一度被要求剃发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都不被强制要求剃发，而实际上即使是藏军在执行剃发令时也并不彻底。

清朝没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强制推行剃发令，而朝鲜、越南等藩属国就更不可能执行了。皇太极时代尽管曾于1627年和1636年两次出兵东征朝鲜，然而作为藩属国的朝鲜仍得以保留自己传统的衣冠服饰。当时的朝鲜人把这视为是自己继承了中华正统文明的象征。乾隆年间曾三次随使团造访北京的朝鲜学者洪大容直接称进京赶考的汉族知识分子是“剃头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