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巩的爸爸弟兄几个(冯巩的堂兄五大道的左邻右舍之二)

作者 | 王培良

我家西侧斜对面的铭通里是一排三层楼的联体别墅,最西端住的是民国总统冯国璋的孙辈冯海伦兄弟,他家是六十年代初才搬来的。

因我爷爷家和冯家(在奥租界二马路与沿河马路,今河北区民主道50~54号和海河东路花园巷) 住得很近,冯国璋家私塾家馆的教书先生同时兼任我父亲的家馆老师,而且冯海伦叔叔和我父亲中学、大学时都还有同窗之谊,故而关系较近,时常来我家串门,我们这一辈人倒没什么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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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道铭通里连体别墅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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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通里旧楼前面原来临街是个大院子,后来盖了座新的单元楼。

冯海伦叔叔的父亲冯家遇,“二奶奶”是冯家遇的如夫人,也住在常德道马路对面。二奶奶爱打麻将休闲,文革过后直到她去世之前经常到我家来竹战。

按辈分我叫她奶奶是对的,前面冠了个“二”字似有不敬之嫌,她老人家却豁达至极毫不过意,即便是牌友们也称她为二奶奶也绝不为忤,慨然受之,大概是几十年已经听惯了吧。

冯海伦叔叔的儿子冯毅也是65届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原因高考落榜,报名去了新疆建设兵团,我的十六中同学宋正和在新疆时一直在冯毅一起。

我依稀记得冯毅是高个子温文尔雅的翩翩少年,比他堂弟相声演员冯巩好看多了。宋正和告诉我,冯毅感情丰富、待人以诚、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可惜死得太早。

1979年冯毅离开新疆建设兵团调到河北省唐县,在中学教书。他一直想调回天津,用尽千方百计,回津依然无望,由无望而绝望,1982年冯毅自杀了,是年仅三十六岁,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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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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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建设兵团109团的知青战友,前排左一冯毅,左二宋正和。

有一趣事说来有些尴尬,冯毅的婶婶姓刘,十年动乱之后是天津汽车软轴厂医务室的厂医,因和我同属汽车工业公司一个系统,所以见面时我不称其为婶婶而叫她“刘大夫”。

80年左右,刘大夫娘家的幼弟已经二十大几尚未成家,不免在物色合适的女孩子。

一日刘大夫下班回家,看见我夫妇二人和一妙龄女子在路口处交谈甚欢,似很相熟,而且该女子玉立婷婷惹人注目,不由得陡生好感。

当日晚上刘大夫就找到我家问及该女子概况,言下之意想让我撮合此段姻缘。我大笑,连忙将实际情况和盘托出:“哈哈,人家的儿子都两岁了呀!”刘大夫不由深感遗憾,只得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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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常德道)

常德道小学西侧紧贴怡寿里,是一幢带院子的独体三层别墅,院里还有下房(供仆人住的房子),现在是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

该会原址在广西路,有很大的会堂,郑宝发同学以前就住在那个里弄,也有人说广西路的是基督教男青年会,我不是基督徒,始终弄不清楚。

每逢感恩节、复活节、圣诞节等基督教节日教友们都会聚餐或庆贺一番,即便平时礼拜天也偶有活动,有时每人做一道拿手菜肴到青年会来品尝,交流厨艺;此外还办了些英语辅导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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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1997年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与外国教友服装展示交流后留影。

前排蹲者:左三是我母亲(当时71岁),右二是王唯珍阿姨(启新洋灰李家后裔李垣藩的夫人)。

站立第一排:左三是达仁堂乐家儿媳沈恩秀阿姨,左八矮个子老太太是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郑汝铨先生(当时90岁,大家都尊称她为先生)。

站立第二排:左一是吴爱丽阿姨(李勉之的儿媳、李家聪的夫人)。

郑汝铨先生(1907-2011)和其他的阿姨组织教友们每周都有活动,聚餐、烹饪、服装展示、刺绣、还对社会办了英语培训班,活动很丰富。

文革后,我父母受教友指引参加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系列活动,自2007年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八十多岁,因为年龄大就很少出来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天津达仁堂乐家曾经住在这里一楼,他家是有着三百年历史的“乐家老铺”的正宗后裔,由乐氏第十二代传人乐达仁先生于1914年在天津创办。

“达仁堂”取自创始人乐达仁先生名字,“达”即通达之意,“仁”代表仁爱之心。近百年来“达则兼善,仁者爱人”作为达仁堂独有的个性文化,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就是演绎他家的历史。

我二弟培德和他家女儿乐世红是四友小学同班同学,一个学习小组,同班同组的还有乐世红的表兄弟王启新。

乐家是大户,根基很坚实,节粮度荒时我弟弟最喜欢到乐家学习小组去做作业,乐家的下午茶是雷打不动的,茶点精致可口,那时食物匮乏,缺油水的小孩子当然爱吃点心蛋糕了。

六三年乐家退租(房东是曹家),买了大理道的别墅搬走了,就在苗圃对面。

二楼曹先生是资本家,曹太太精明强干,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曹家子女五人,三兄弟两姐妹,三楼也是他家住着。

大哥曹德镇文革前大学毕业,戴个眼镜,不苟言笑,一副文气儒雅的模样,改革开放后当过天津市农林局局长。

二哥曹德勋高大魁梧、相貌英俊、一表人才,一直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心中的偶像。文革中压缩房屋后他住进了我家后院汽车库,后来在成都道生甡里、大理道新华路口都住过,我曾去串门还在他家打过小牌。

曹二哥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前两年在路上碰见他,七十多的人了还精神百倍,真是越活越年轻。

“小三弟”曹德伦和我从幼稚园到小学同班,是有名的淘气包,夏天爬墙头粘蜻蜓,秋天挖墙根捉蟋蟀、拾杨树叶子拔根……小学毕业他就直接上了技校。

他学的是模具制造,毕业后在电器模具厂一干就几十年,心灵手巧的他成了天津市模具协会有名的会员,到现在他还组织一帮弟兄设计制造模具,挣银子。

我在天津大学某公司工作时还请他帮忙设计,交由764厂制做了一套塑料模具,在新华路天津照相机厂试模时,我们一起不分昼夜忙了好几天。

至今曹德伦和小学同学们没断了联系,每次聚会都准时出席。

有一座建筑不得不跟大家提几句,那是安徽寿州孙氏后人孙震方的旧宅,坐落在和平区大理道66号(云南路上从大理道一直到常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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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震方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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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冬,我携妻女在孙震方旧宅园中赏雪。

该楼为孙震方出资兴建的豪华住宅,具有西班牙建筑风格。室内全为硬木装饰,整个旧宅内部院宇宽阔,房屋只占院落的四分之一。

院内栽种有白杨树和海棠,甬道顶部设有藤萝花架。此外,院内还设有小型游泳池,游泳池位于故居的西侧,设计精巧,镶有黑白瓷砖,出水口为兽头。

在院落的西南角设有一个高台作为休息望远之地。院内原设有欧式花坛,楼房四周种植各种花草树木,是一座欧式庭院式高级别墅。

六十年代前靠常德道这北面一半完全是庭院,院内种满花草树木,外墙面采用水泥抹灰拉毛处理,门洞配以大面积门窗,具有浓郁的南欧风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建筑改为政府招待所,对外并不挂牌,专门接待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几十人次曾在此下榻。

1951年,毛泽东为刘青山、张子善案曾在此住过3天。古巴总理多尔蒂克斯来华访问时也曾在此招待所下榻。

临近这几家的孩子们已经摸透了该招待所的规律,附近一有了穿制服和便衣的警卫人员执勤,就肯定有贵宾住了进来。

一次,恰值有接待任务,不知什么人在路口扔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包裹,执勤人员紧张起来,站在旁边寸步不离,也不敢随便碰,一直等到专业人员的到来。

结果自然是虚惊一场。

招待所改为和平宾馆之后大兴土木,在北半部庭院盖了新的楼宇,不知是哪位建筑师的设计,新楼和原来的建筑物格调迥异、颜色反差过大,看上去和旧楼格格不入,俨然“两户人家”。

后来旧宅部分改称“润园”,其他部分还是作为和平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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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宾馆新楼(和旧楼建筑风格迥异,色调反差也太大了。)

改革开放后,和平宾馆面对社会开放。我常带孩子去园中玩耍、照相,发现理发室的师傅手艺不错,价格也适中,于是我每月都就近在和平宾馆理发了,持续了好几年。

1994年从美国来了一位朋友,提前让我帮他订宾馆,我去和平宾馆看过毛主席住过的房间,也可以对外租住,价格并不贵。

我觉得和平宾馆设施不错挺舒适,又颇有纪念意义,离我家这么近,聊天太方便了,就向这位朋友提了建议。

不想这位傻乎乎的土老帽(别看是从美国来的,就跟咱去了他们那一样)认为天津友谊宾馆名号响亮,说什么非得住友谊宾馆。

过后等他闹明白,已事过境迁,后悔来不及了。

附:郑汝铨先生生平请搜百度。

2015.5.19.

2018.8略修改

未完待续


作者王培良在五大道生活了近五十年,对五大道怀有深厚的感情,退休后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五大道纪实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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