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与高考的区别（古代高考也有印象分）

古代“高考”到了唐朝，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候，此时公平选拔的功能发挥比较充分，考试内容也没有板结和固化，为大唐王朝选拔出一大批千古风流的人物。不过之后，便逐步演化蜕变，弊端丛生，莘莘学子的命运也因之起伏不定。

科举之初：多元取才 专业平等

科举制在唐朝得以确立，从此社会的上升渠道被打开，平民子弟也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更多的人才精英进入朝廷官僚体系，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迎来了顶峰时期。有数据统计，科举制度下考中的人数，平民出身者占到50.5%。

科举科举，科举在唐代确立时是分多个科目的，包括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先后有过50多种，各专业是平等的。明经一科，专门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精通程度，考中后的出路多是学官，相当于师范专业。明法一科，就相当于法律专业，明算一科就相当于数学专业，进士一科，其实相当于公共行政管理，考核的内容也是经义、时务策和诗赋，时务策就相当于如今公务员考试的策论。

后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受重视，其他科目慢慢荒废，专业公平严重破坏。再到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废除明经一科，并在进士一科中则删去诗赋的考核内容。再到明清，进士一科的答题模式固定为八股文。科举制的优势就这样从录取多元化人才，变为单一录取行政管理人才，答题模式也从自由发挥变成固定八股。

所以到了晚清所废除的科举制，已经是历经多朝“自废武功”的科举制。

唐代天文学学生所习教材《紫微垣星图》

朝廷重视：愿天生几个好人

科举聚人才，朝廷重科举。历代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科举，唐太宗李世民在皇宫端门窥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临门兴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宋人笔记中记载，南宋时的高宗、孝宗在位时，科举考试前先一日，露天焚香祈祷上苍：“朝廷用人，别无他路，愿天生几个好人，来辅助国家。”

朝廷如此重视，进士考中后也就荣耀无比。宋人的笔记中记载了状元唱名的情景：每殿庭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讙动都邑。有人形容为：“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彊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宋代著名武将狄青与儒帅韩琦有过一段经典对话，狄青的部将焦用因为饮酒即将被处斩，狄青为其讲情：“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

唐代的行卷：宝贵的印象分

考试说到底是临场发挥，为了避免优良人才因为偶然因素发挥不良而被遗漏，唐代盛行”行卷“。应试举子在考试举行前，将平时创作的诗文，选出代表自己最高水平的篇章投呈给大臣贵族，以求向主考官推荐，获取印象分。

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李贺等，都有过行卷的经历。其中以王维和杜牧最为成功。

《唐才子传》记载，王维在唐玄宗的弟弟岐王的帮助下，化妆为乐伎造访公主，唱奏自己的作品而引起公主注意，最终被推荐为京兆地区的乡试第一名——解元，并在随后的殿试中状元及第。

杜牧凭借作品《阿房官赋》得到太学博士吴武陵的赏识，向主考官——主司侍郎崔郾推荐，并要求内定为状元——“请公与状头！”，不知是杜牧来晚了还是推脱，崔郾表示已经预定了，又依次问至第五名，仍然已经有人，吴武陵辞容激厉：“不得，即请第五人。更否，则请以赋见还！”于是杜牧以第五名中第。根据杜牧中举后的诗句判断，当年新科进士共33人——“东都放榜花未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

居大不易，这一成语形容在某地居住生活压力大，即是来自白居易行卷的经历。白居易带着诗句拜访大臣顾况，顾况看到他的姓名后揶揄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等到看到首篇作品：“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绕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马上赞叹说，“得道个语，居亦易矣。”白居易以第四名中举。按照他中举后的诗句“慈恩塔下陈名处,十七人中年最少”，当年新科进士录取17人。

行卷风俗的弊端是那些地区偏远的士人无法接近朝中官员，不得自荐，这对他们来说又形成了一种起点不公平。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行卷的风俗在宋代时被开国皇帝赵匡胤严令禁止。

宋代的复试：破解“一考定终身”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宋代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所作的劝学诗，以中第后的丰厚物欲来劝诱士子读书。

宋代对读书人的待遇是最优厚的，劝学诗中的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只有在宋代一旦中第可以立即享有。在唐代，中举后接受礼部的分配，多数到地方州县实习，一段时间后再经过吏部的考核才正式授予官职。明清是中第后多是分配到翰林院，接近政府，参与公文，见习执政，之后才正式授官。只有宋代是直接授官。

当然，也有士人并不认可这种以物欲激发读书兴趣的做法，宋代笔记《东轩笔录》记载，宋代状元王曾，是为历史上数不多的“连中三元”者，即连续考中解试、省试、殿试第一名。他在即将参加殿试时，一位翰林学士鼓励他:“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王曾正色回应:“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优厚的待遇引发激烈的竞争，宋代的考生在落榜后往往击登闻鼓上诉，申请复试。

宋人笔记《石林燕语》记载，宋太宗在位的端拱年间，主考官宋白主持科举，录取了28人，士子们议论纷纷，朝廷下诏落第者复试，增录99人。但仍有一个名为叶齐的考生上诉，于是朝廷又下诏落第者进行第三次考试。考官对叶齐心生厌恶，故意出题目“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在三次考试的中第者中选拔出进士31人（其他中第者为进士出身），叶齐果然中了第一名。

当然，申请复试者也不都能遂心如意。《渑水燕谈录》记载，宋咸平元年（998年），开封地区的乡试结果以高辅尧为首，钱易次之。钱易当时有名气，上书复试。朝廷以为“士人争进，风不可长”，于是另选文行兼著者为首，辅尧次之，易第三，其余人名次不变。

不论复试结果如何，能够满足落榜者甚至是对名次不满意者的诉求，重新举行考试，已经表明了朝廷对士子们的尊重，显示了透过科举选拔人才的诚意。这也是宋代得到历代读书人推崇的原因之一。

明代的南北榜：各自排名 平衡南北

明代一朝，科举取士分为南北榜，以保证南北的录取率平衡，录取比例一般为“南六成，北四成”，偶然也会有调整。

南北榜制度的确立始于洪武三十年（1397），在当年二月的会试中，取录宋琮等五十一名，经三月廷试后发榜，称为春榜。巧合的是，所录五十一名全部为南方人，所以此榜又叫南榜。

发榜6天后，落第的北方举人因此联名到礼部告状，还有考生在首都南京沿路游行，阻拦官轿。虽说南方文风昌盛，但北方“白榜挂零”的结果也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如果说宋代的士子是为了自身名誉而申请复试，那么这次明朝的北方士子则是为了地区荣誉而战。最起码来说，至圣先师孔子也是北方人啊。

朱元璋下诏调查，命令12名官员于落第试卷中再提取一百二十卷审阅，从中增录北方人。但是，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质量不高，都在原来录取的51人之下，个别试卷中甚至有犯禁忌之语。

结论出来，落榜的北方学子们无法接受，朝中一些北方籍贯的大臣也加入到维护名誉的队伍中来，抨击调查人员故意检索质量下等的试卷上呈。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已经不是一场考试本身的问题了，而有了政治意义。一旦处理不当，一是会破坏朝廷大员们的团结，二是伤害北方士子乃至北方百姓的感情和自尊，从而怨恨朝廷。这两种后果都是朱元璋不能接受的。

或许在朱元璋看来，尤其是参与调查的12名官员，政治敏感性太差，明明是救火去的，结果浇了一大桶油回来，着实愚蠢到家。朱元璋五月下诏，本次科举的主考3人以及参与调查的大部分官员，全部定罪，凌迟的凌迟，发配的发配。调查官员中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因为人家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这就雄辩地证明了人家有救火意识，知道皇帝让咱是干啥来的。

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录六十一名，全是北方人，此榜称夏榜，又称北榜。

终明一朝，南北榜成为定制。这一制度也曾被清朝借鉴，短暂设立过满汉两榜制。

总结：从历朝历代的人才选拔实践可以看出，无论何种考试制度，都遇到了起点公平、专业公平、地区公平问题，各个朝代实行了不同的解决办法。法无万全，时间一长，最初的解决办法总会流弊新出，后人只好重新求解。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将其放到关系天下长治久安的战略层次，都有着选拔人才与维护公平的诚意，有着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尊重。国家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各种公平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但只要向民众传达出这份诚意，表示出这份尊重，就一定能获得谅解和支持，为寻求公平方案争取到更大的民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