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45章的读书感想（幸运与不幸）

《红岩》以成功塑造一批形象鲜明、感人至深的革命先烈而闻名，他们虽是千千万万前赴后继、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革命者的代表，却不会让读者感到陌生或遥不可及，这既要归功于作者细腻、生动的笔触将革命者的音容笑貌一一复活，使其重现于读者面前，也更要归功于几位作者自己就是这千千万万革命者中的一员，他们经历了书中人物所经历的一切，面对生死考验时和书中人物一样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可以这样说，《红岩》系列作品的作者是幸运的，罗广斌、刘德彬在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制造的“11.27”大屠杀中侥幸逃生，当天越狱成功的渣滓洞仅有15人，白公馆有19人；杨益言是在渣滓洞囚禁过程中被提前营救出狱，逃过一劫。他们与牺牲在魔窟中的战友相比太过幸运，所以，他们在脱险后拿起笔，把牺牲同志生前光辉的事迹、真诚的希望、带血的嘱托写成了一系列文学作品，提醒后人永远铭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要像无数先烈一样，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但他们也是不幸的，个人命运在历史的滔天洪流中沉浮升降，完全不由自主。因为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先后发行350万册并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的《红岩》，在文革期间被污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而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及相关的刘德彬也受到残酷迫害，罗广斌于1967年2月10日清晨，在连续经受了几十个小时的轮番逼供——要求他交代在1949年11月27日是如何在屠杀中被特务放出监狱——后跳楼自杀，杨益言和刘德彬在文革结束后先后平反，分别于2017.5.19和2001年去世。

了解作者经历，既有助于为我们敲响警钟，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书中人物在生死关头能够做出舍生取义抉择的原因。罗广斌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用“少年不识愁滋味”来形容一帆风顺成长起来的罗广斌一点都不为过。罗广斌的父亲在川大法学院任训导一职，毕业于法政学校的母亲在高等法院工作，父母均系国民党员。大哥罗广文早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第七编练区司令，统率17万大军，负有国民党西南防务重责。罗家人不仅文武并举，都是当时社会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而且罗家经济富裕，田产富庶，在洪雅县每年收入过千石，成都收入约百石，另有房产三处。这样的家庭条件，不仅让罗广斌无需为衣食担忧，更为他提供了接触文学、艺术的各种机会。当然，这也是他在解放后因出身不好，被怀疑为“叛徒”“内奸”的重要原因之一。

读中学的罗广斌受文学作品的影响，对爱情产生了美妙的憧憬与期待，与同学牟学莲相恋，本以为会获得家人理解和支持的罗广斌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沉重打击，母亲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坚决反对，“我们家的子弟，不能作商人的女婿，就是我们不管别人也要说闲话，骂我们家教不严”。父亲中断他的学业将他带回成都，并对他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罗广斌在家里过了三年囚徒一样的生活。这也使他看清封建家庭的本质，为今后接触进步思想，与家庭决裂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后来他追随进步青年马识途到西南联大附中学习，走上革命道路，194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因拒绝家人营救，先后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直到1949年11月27日经历九死一生后成功越狱。

这样的人生经历，让我们很容易联想起《红岩》中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刘思扬。一般认为，刘思扬的人物原型是出身于上层社会、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28岁就慷慨赴死的刘国志烈士；但我认为，刘思扬在众多人物中能够脱颖而出，一方面和他的身份经历有关，出身于统治阶级家庭却能毅然决然与之决裂，为天下数千万素昧平生的黎民苍生的幸福生活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另一方面，也与作者在创作时因为与自己经历相似，情感流露格外自然、真实有密切关系，罗广斌在创作刘思扬这个人物形象时一定在他身上看到了年轻的自己的身影。

同样，杨益言的被捕经历和书中另一重要人物成岗的被捕经历极为相似，他们的工作也或多或少都与共产党的报纸《挺进报》有关。书中，成岗负责《挺进报》的印刷、刻钢板等工作，即使被捕之后在狱中依然秘密出版《挺进报》，而杨益言则是因为国民党认定他是中共从香港派回重庆恢复《挺进报》的负责人而被捕。

介绍两位作者的革命历程，一方面希望唤起同学们对作者的敬重之情，不仅仅源于《红岩》的巨大成功，更因为他们和书中所写的革命先烈一样伟大；另一方面，也提醒同学们不要仅仅将《红岩》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认为书中情节及人物都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这样一段历史。的确，个别情节为突显人物形象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做了艺术的夸张，但绝大多数内容都是真实的，甚至现实斗争要更加残酷，有更多的流血和牺牲！了解作者经历、了解作品的真实性，都会让我们对“红岩精神”有更加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