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的希腊（贵族的野心时代的曙光）

公元前8世纪中期，希腊仿佛一道符咒被打破，希腊人似乎已经意识到全新的可能性，开始了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人们既是迫于压力，同时也是有能力探索新途径。挑战以及人们应对挑战的各种努力，使之前无法想象的行动变成可能。

希腊人利用这些机遇的方式，使得他们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小规模的团体和面对面的特点，以及自给自足和自由。

自从进入后迈锡尼时代，希腊人的殖民和生活变得更加灵活。面对快速发展的殖民运动，希腊人要以最具挑战的方式进一步发展和改善他们的生活。

他们遭遇的大部分动乱和失败、发动的战争以及导致的冲突，我们并不清楚。由于土地变得稀少，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人们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由于殖民运动，人们扩大了谷物的种植面积，但这远远不够。

上层阶级对土地的需求尤其大，因为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在有多个男继承人的情况下，家产应当均分。当然，获得财产的途径还有另外几种，婚姻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人们还可以当海盗、经商或者当雇佣兵，但这些可选择的谋生方式也不多。

无论如何，那部分不断增长出来的人口已经得不到充分的供养，或者根本无法得到供养，这种情况令人担忧。于是，有能力者开始领导资源缺乏者，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篡夺城邦的权力，或者征服邻邦的土地。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稀奇，而且新的作战阵形支持了这种假设，但这种行为很少能够获得持久的成功。

统治者演讲

斯巴达征服了邻邦美塞尼亚，但历史表明这是个例外，因为美塞尼亚人没有融入斯巴达的公民集团，而斯巴达对美塞尼亚的统治也很难维持，因此斯巴达被迫成为永久的军营，甚至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如果一些重要的征服取得成功，那么权力会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张而扩大。为了消灭彼此，敌对势力之间不断斗争，如果一方获胜，其权力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然而，事情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由于内部压力转移到了外部，强权集团已无法建立。事实证明，君主制不仅软弱无力，而且迟早会被推翻，况且它们也不能证明自己在新的形势变化中是必需的。殖民地的建立。当一群人离开家乡，来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建立新城邦时，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再也回不去了。于是出现了两种情况，一些人在家乡继续过着习以为常的城邦生活，而另外一些人决定或被迫在别处过着类似的生活。

拥有众多小团体的传统社会结构从未受到质疑，相反随着希腊团体数量的大幅增长，城邦的生活方式不断得到巩固。希腊人的对外扩张已经远远超出了爱琴海地区。有一些男子可能主要来自上层阶级的家庭，他们拥有很少的财产，因此没有留在国内开创政治事业，而是成了希腊大移民的开创者。

希腊政治重建

他们没有将地中海变成希腊的内海，而是让希腊人成为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沟通桥梁。领导这场运动的许多个体没有掌握或建立统治，从他们的行为来看更像是创业者。

总体而言，希腊的团体仍然掌握在多数人手中。跟以前一样，他们差不多就是整个城邦了，虽然上层阶级因各种原因依然保持着部分优越性，但贵族的范围毕竟不大，而财产所有者的范围更为广泛。总之，新问题出现了，即什么彻底改变了希腊典型的政治组织形式。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征服邻邦的过程中，希腊人经受了太多的挫折，还是他们选择了阻力最小的征服方式，或者新的机遇激发了许多贵族的开创精神?

原因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希腊社会的政治体制似乎成为关键因素之一，城邦直接由成员组成的观念已经深入希腊人的思想和愿望中。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发动战争，但也不能超越城邦的界限。从逻辑上来看，如果城邦大到无法管理，那又有何用呢?即使所谓的统治者不反对这种扩张，但他依靠的民众多数不会置身事外。

因此，开发远方的土地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希腊人非常幸运，因为地中海沿岸拥有着广袤的土地，那里人烟稀少可以缓解他们的压力。希腊人的海外殖民运动始于公元前750年左右，成为那个世纪最重要的事件。

希腊的团体性

与此同时，希腊人不断寻求与东方文化的接触，较早接触到东方的是腓尼基商人，他们从事海上贸易，把货物带到了东方，那时希腊人经由罗得岛和塞浦路斯到达了黎凡特。希腊人在奥龙特斯河口建立了第一个贸易点，紧接着继续向南建立了第二个贸易点。在希腊人看来，东方不仅是他们学习的对象，而且还是他们灵感的源泉。

因此，希腊人不仅想要扩大贸易和开阔视野，他们还要争取建立密切的联系。一旦希腊人背离自己的传统习俗活动，便开启了一段日益激烈的经历。迄今为止，现实没有限定什么是可能和可想象的，希腊人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所走的道路，以及必须做出的改变。

于是，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清晰。希腊人在家乡时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促使他们变得开放，并为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于是，另一个世界很快变得不再那么陌生和令人困惑，而且在许多领域成为效仿的典范。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希腊人对文字的采用，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希腊陶器证实了这一点，但那并不是希腊人学习、运用或者受激励的全部。

希腊人对东方的探索极大地开拓了他们的视野，而与东方文化的邂逅也激发了希腊人的雄心壮志。新机遇的出现渐渐削弱了旧特权。富有开创精神和想象力的贵族成员长期奔波于海上，成为各种利益的受益者。他们积累的财富从出土文物中可见一斑。比如富人墓穴中的双耳瓶和双耳喷口罐，比如圣地里的奢侈供奉，以及陶瓶画上奢华的丧葬仪式。

希腊出土陶瓷

在一些人口众多的城市，国王们失去了先前的显赫地位。同样的情况在各地不断出现，虽然到处都有新机遇，可有些地方能抓住这些机遇，有些却错失良机。希腊人非常看重自由，他们会利用一切新机遇为自身谋利益，他们也反对君主制，可与东方大部分君主文化的密切接触却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如希腊人建立海外殖民地就是受到了腓尼基人的影响。但是谁会重视来自外部的影响则取决于其自身，尤其是那些正在接受原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知识的人们。因此，东方很可能是促使希腊人发展自由文化的众多因素之一。

事实上，与东方的密切接触使得希腊人直接进入了文明的下一阶段，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也无须彻底改变他们的原有特性。归其原因很可能是"非凡的运气"，用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话说："内涵丰富的希腊神话产生于一个纯真的年代，扩展于一个有文化的时代，后来开启了一个文学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会依据传统和习俗继续生活在一起，相反他们不得不重建自己的团体，确定城邦的大小。

重建工作先是拆除房屋和挖掘墓地，然后在城市中央建立一个开放空间一一广场，作为公共空间它对城邦发展的重要性很快便显现出来。这些地方除了有树木遮阴外，周围一片空旷。

广场是属于大家的，它主要用于公共的政治活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正是在这些地方城邦出现了，它好似破茧而出，所涉及的领域完全不同于家庭的私人空间。广场是男人们的天下，也是很容易区分性别的地方，它的作用很像后来出现的市场。与此同时，古希腊的许多地方都开始在城外建立公墓。

我们有理由假设，居住在城中的土地所有者在这个时期有所增加，他们支配着新建立的公共领域，而新公共空间的产生也确实出自他们之手。久而久之，上下阶层之间的分界线越加明显了。与此同时，城邦的祭祀仪式和宗教领域也发生了变化。

特殊的圣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居住在附近地区的人们的崇拜中心，其余的为家庭或村庄所供奉。现在，集体开始拥有和发展多种祭祀仪式，而供奉神衹的圣地因围墙而与城市其他部分隔开。

希腊人祭祀仪式

公元前750年希腊人开始建立祭坛，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建造神庙。于是，越来越多的城邦团体开始聚集在一些特殊的地方，并在每年的特定时间举行宗教仪式，祈求得到神的保护和支持。离开位于城市中心的圣地，宗教游行队伍沿着特定路线来到位于城市周边的其他圣地，也就是本次宗教仪式的目的地。当然，这些圣地还发挥着划定和保护分界线的作用。地方英雄的坟墓因为献祭和葬礼运动会备受关注。像其他的祭祀节日一样，这些宗教仪式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体的凝聚力。

无论是祭祀仪式，还是逐渐设立或扩展的其他仪式，它们都具备两个共同因素，歌唱和舞蹈。歌队登台吟诵诗人为每个场景创作的新诗。诗人和歌者被期望在公开场合进行表演，他们必须满足大众的期望，尤其是在政治权力和祭司权力的相对软弱的情况下。诗人们吟唱的诗歌都是以希腊神话为主题，他们要不断对神话进行阐释，不仅是因为这些神话故事从希腊早期一直流传到有文字的时代，还是因为诗人们非常需要这些不断发展的希腊神话。由于节日和仪式变得越来越重要，艺术在希腊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公元前8世纪希腊可能出现了公民集团的重组和细分，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排他性，但我们无法确定其中的细节。政府机关的建立和政治程序规范也是如此，这是人们在此时最期望的两件事情。有证据表明，斯巴达从公元前754年开始记录监察官或监督员的名单，这些人主要为民众和国王服务，最终成为城市中最重要的官员。

自公元前776年起，奥林匹克赛会的优胜者都会列入名单，虽然后来赛事经过多次调整，但这些都没有体现在建筑上。陶瓶画师们开始以全新的方式，在陶瓶上描绘动物和人物，以此取代先前持续很长时间的几何绘画。

古希腊陶瓷

在公元前8世纪即将结束之际，一位诗人用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创作出一部宏伟的史诗，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表达出离别之情，预示着新的开始。在我们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这部史诗巨著长达15000行，而最初的篇幅没有这么长，相比之下我们所知的东方最长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只有3500行。当然，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长度。

在《伊利亚特》之后，诗人很快又创作了《奥德赛》。如此一来，许多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改变，并且相互影响。总之，希腊人从广阔天地的政治形势中受益匪浅，尤其是东方的帝国一直以来对爱琴海区域的忽视。虽然远近距离间唯一的联合发挥了作用，但对希腊人而言，东方的政治依然离他们很遥远，但经济和文化却很容易接近。希腊人可以向东方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有很多，但却不必因为接近一个外部的帝国而付出代价，不必屈从于外部统治，或为了抵抗不受欢迎的发展而进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斯巴达和西西里的例子说明了可能发生的事情。

无论在何处遭遇强大的敌人，希腊人要么被迫屈从暴君的意志，要么使自己服从严格的法律。

从短期来看，城邦不仅维护了公民生活上的自给自足和政治上的自由，而且还有所延伸，其中就包括当权贵族的野心如何衍生出新的希望、渴望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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