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秀才名录（清末民初积贫积弱）

不是所有的历史观点，都叫做读史汇。

醉中呵壁自语，醒后一滂沱。不恨年华去，只恐少年心事，强半为消磨。——水调歌头·梁启超

无意间，再读梁启超先生的散文集，振聋发聩的爱国呐喊，绕梁三日不能退去。笔者认为，卓如先生是近代最令人敬仰的留学生之一，于国于民“问心无愧”。

翻开饱经沧桑的近代史，它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主角大多是有过留学经历的有志青年为主，比如詹天佑、沈寿昌，乃至后来梁启超、陈寅恪、钱学森、鲁迅等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为祖国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那时的清末民初积贫积弱，那时的留学生背负着深沉的家国使命，学业有成后，纷纷毅然决然选择回归故里报效祖国。那么，是否有人也会有同样的疑问，面对各方面条件都落后的故里，他们为何没选择侨居海外，想尽各种办法都要踏上归国之路。

官费留学有严格规定

1872年至1875年，清朝先后共派出120名低龄儿童远赴欧美开始留学生涯，他们从10岁到16岁不等，少小离家老大回，清朝规定他们“不准半途而废，不准改变国籍，不准异国另谋出路”。

清朝要对所有派遣留学生进行登记造册，详细地记载他们的学习情况，考试成绩如何，就读哪所大学，去哪家工厂实习，拥有哪些技术特长，以此作为考核学生的标准，将来学成归国后，按照留学期间的综合表现来进行嘉奖或授予官职。

不可否认，那时的留学生家国情怀比较浓厚，但清朝各项严格的规定，使得留学生没有任何定居异乡的机会。

待遇优厚，直授官职

能够获得清朝官费留学的青少年，都是经过层层考核筛选，他们在国内都是顶尖的优等生。即便是不参与官费留学，他们将来也必然会有一番作为。

清朝为了能够笼络住他们，所开出的条件也是相当优厚，部分顶尖者能够获得直授官职的机会。1877批次留学生中，刘步蟾、陈兆翱等人授职将领，魏瀚授职知县，刘芳圃授职千总。此后，又有大量的留学生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加官进爵的机会。

另外，清朝还专门开设留学生廷试，规定：

由钦差大臣和学部共同主持，考取学业文凭，再直接授职官衔，加以委用。

据统计，自1908年至1911年，清朝共举办4次廷试，考录824名留学生中，有799名获得直接入仕的资格。通过考录直授官职的办法，给留学生带来巨大的诱惑力。封建社会本身无法脱离“官本位”思想的束缚，因为对留学生而言，他们仍然信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念。

民国公学兴起，师资奇货可居

清末只是开启留学史的大门，留学真正作为一场热潮，是从1911年开始。此后30年，大约有10万青少年远渡重洋求学海外。此时，清朝已经终结，那些严格的规定自然不复存在。即便是相当宽松的民国环境，留学生的回国率也非常高。作家许地山的作品《三博士》曾写道：

留洋回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

此话听起来，虽然略带戏谑的味道，却真实地反映出民国真实的留学写照。顾维钧留学美国时，正愁着如何写完论文毕业，突然接到袁世凯的电话，希望他回国担任秘书一职。胡适同样是博士未毕业，便来到北大教书。

用“奇货可居”形容民国留学生丝毫不足为过。因为民国时，公学逐渐兴起，大学师资力量十分紧缺，只要拥有留学经历的青年才俊，便可以获得直通大学任教的资格。那时的北大校园，二十出头的准博士大有人在。别看年龄不大，1916年共有340名美国留学生回国，其中102人位居从政的顶尖，其余人全部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他们为近代中国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100年后留学的沧桑变迁

现如今，留学仍然炙手可热。不得不说，100年后的留学史已经发生着深刻的巨变，时不时成为公众焦点。早已与前辈的心路轨迹渐行渐远。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

老话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上苍赐予过人的天资，获得稀缺的学习资源，人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态回报社会，不要给社会徒增世态炎凉，不要从利人的精英变成精致的利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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