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写的捕蛇者说（柳宗元捕蛇者说）

《捕蛇者说》

唐代．柳宗元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捕蛇者说》写于作者被贬到永州时，是柳宗元的散文名篇。柳宗元的贬地永州，在当时是相当荒僻落后的地区。而且司马是刺史的助手，有职无权。柳宗元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到元和十年才被改派到柳州当刺史。在刺史任上，他"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取得显著政绩。但因长期内心抑郁，健康状况恶化，病死在柳州，仅四十七岁。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捕蛇者说》揭露了当时“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的社会现实。文章由异蛇引出异事，由异事导出异理，即由蛇、征蛇、捕蛇、捕蛇人、捕蛇者说依次刻画描写，以蛇毒与赋敛之毒相对举而成文。叙事开篇，因事而感，因感而议。全文先事后理、因前果后，处处设比，文风委婉曲折，波澜纵横，脉络清晰，层层递进。

内容结构上，作者以“蛇”为线索，步步深入地展开文字。全文以蛇开篇，至蛇收束，其中按照产蛇、募蛇、捕蛇，到捕蛇者、捕蛇者说的顺序步步递进，最后得出结论。虽然题为“捕蛇者说”，却不径从蒋氏叙起，而从“永州之野产异蛇”下笔。

蒋氏的这番话，继续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他“以捕蛇独存”和乡亲们“非死则徙”相对比；以他“弛然而卧”和乡亲们的惊恐相对比；以他“一岁之犯死者二”和乡邻“旦旦有是”相对比，说明捕蛇之不幸，确实“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文章从多角度进行对比，从各层面揭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死亡与生存的对比：文章以其乡邻60年来由于苛赋之迫而“非死则徙”的遭遇与蒋氏“以捕蛇独存”的状况作对比，触目惊心地表明“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乡邻的痛苦是“旦旦有是”；而蒋氏“一岁之犯死者二焉”。诸多对比有力地突出了文章主题。

北宋文学家苏轼：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明末清初藏书家、文学家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只就“苛政猛于虎”一语，发出一篇妙文。中间写悍吏之催科，赋役之烦扰，十室九空，一字十泪，中谷哀猿，莫尽其惨。然都就蒋氏口中说出，子厚只代述得一遍。以叙事起，入蒋氏语，出一“悲”字，后以“闻而愈悲”自相叫应。结乃明言著说之旨。一片悯时深思、忧民至意，拂拂从纸上浮出，莫作小文字观。”

明朝进士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三：“按《唐史》，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簿，上之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看可见。而子厚之谪永州，正当其时也。此篇借题发挥，总言赋敛之害，民穷而徒，徒而死，渐归于尽。凄咽之音，不忍多读。其言三世六十岁者，盖自元和追计六十年以前，乃天宝六、七年间，正当盛时，催科无忧。嗣安史乱后，历肃、代、德、顺四宗，皆在六十年以内，其下语俱有斟酌，煞是奇文。”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解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愚溪"，汉族，祖籍河东，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柳宗元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等并称为 "唐宋八大家"、"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京都长安。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元和十年春回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政绩卓著。柳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刘禹锡、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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