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公六韬总纲（朱浒武周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

武周“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的

发现与考释

朱浒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241）

[摘要]

2016年岁末，宁夏吴忠市发现一枚武周时期鱼符，其铭文为“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经考证，其年代在光宅元年（684年）与天授元年（690年）之间，其用途为朝廷征调右豹韬卫悬泉府兵士的兵符。此鱼符为继唐碎叶故城“石沙陁”龟符之后发现的第二件唐代左、右豹韬卫符契，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物价值。

[关键词]

唐代鱼符 武周豹韬卫 悬泉府

一、此鱼符的发现

2016年岁末，笔者应中国钱币学会之邀在宁夏吴忠市同心县调查西夏钱币的窖藏情况，无意中得知当地村民在掘土中发现了一截鱼形铜件，背后有一阳文“同”字凸起。凭借对学术的敏感，笔者初步认为此枚铜鱼为唐代鱼符，其铭文为“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此鱼符为继吉尔吉斯斯坦唐碎叶故城发现“石沙陁龟符”之后的第二件唐代左、右豹韬卫符契，为国内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物价值。

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 鱼符 笔者藏

吉尔吉斯斯坦唐碎叶故城发现之“石沙陁龟符”

此鱼符2016年末出土于宁夏吴忠市同心县，青铜质，鱼嘴微分，并有圆形穿孔，尾残，残长43.3毫米，宽16.4毫米，厚5.4毫米，重14.5克。一面铸有两道腮纹、背鳍和鱼鳞；一面铸有阳文凸起的“同”字，从右上至左下依次凿有阴文的“右豹韬□悬泉府第二”铭文。其中“豹”字下方的文字虽有所残损，但从其残留的偏旁看，可以定为“韬”字。“韬”下方的文字虽然随鱼尾缺失，但依照同类鱼符的上下文关系可推知失字为“卫”无疑。另，鱼腹部阴刻有“合同”二字，保留右侧一半。（图1）依照唐代符契规制，可知此鱼符当有“同”字阴文的另一半存在，方可构成完整信息。综上，我们可初步认定这一鱼符为唐时豹韬卫悬泉府所使用的符契中的左符。

关于唐代鱼符、龟符的研究，学术界早有关注，但总体上对其研究并不深入。清代乾嘉时期学者瞿中溶著有《集古虎符鱼符考》[1]一书，开此类研究先河。自晚清民国，一些重要的金石收藏家如陈介祺[2]、罗振玉[3]等致力于收藏、著录历代符牌，其中就有相当多数量的鱼符和龟符。其中罗振玉在民国初年出版的《历代符牌图录》为此类收藏的集大成者，著录有唐代鱼符17枚、龟符4枚，《历代符牌图录后编》又分别增补了2枚鱼符和2枚龟符。王国维、马衡等学者也曾涉足符牌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唐代鱼符、龟符的研究主要从考古发现和制度史两个角度展开。前者主要有《新疆焉耆汉—唐古城出土唐龟符》[4]、《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的鱼形青铜信符》[5]等文章，此外散见于部分博物馆图录与报刊，如《中国文物报》披露过“九仙门外右神策军”鱼符[6]。从唐代符契制度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较多，有尚民杰《唐朝的鱼符和鱼袋》[7]、张春秀《关于“鱼符”与“鱼袋”的几个问题》[8]等，另孟宪实《唐碎叶故城出土“石沙陁龟符”初探》[9]从一个重要个案出发，对碎叶城出土龟符的制度、意义进行了考证。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之上，对新发现的“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进行披露，并就其相关问题做出考释，恳请各位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二、此鱼符的年代

此“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为青铜质，其形制同唐代其它鱼符一致。然考其具体年代，当将其置入隋唐时期符契发展脉络中，并结合隋唐时期“左、右豹韬卫”设置的时间加以综合审视。

首先，隋代是鱼符制度的初创期。《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载开皇九年润四月，“丁丑，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10]；迨至开皇十五年，则“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铜鱼符”[11]。可惜的是，隋代鱼符的实物迄今未见，而隋代虎符却时有发现。《历代符牌图录》中录有十枚隋代虎符，数量仅次于汉。另，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有一件完整的隋代铜虎符，1974年在甘肃庄浪县阳川公社葫芦河南岸曹家塬出土。由此观之，隋代鱼符与虎符并行，鱼符仅为官员身份的标示，而不具备虎符的调兵功能。

唐代壁画

其次，武德元年（618年）至天授元年（690年）为唐代鱼符制度的成熟时期。《旧唐书》载，武德元年“夏四月辛卯，停竹使符，颁银菟符于诸郡”，“九月乙巳，亲录囚徒，改银菟符为铜鱼符”。[12]从此可知，唐高祖李渊将银兔符、铜鱼符替代了竹使符。银兔符仅仅使用了短短五个月的时间。从汉时起，虎符和竹使符的分工就有所不同，《后汉书·杜诗传》：“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馀徵调，竹使而已。”[13]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汉发兵用铜虎符。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珮之。”[14]这里张鷟已经将鱼符和虎符混为一谈。

唐朝的鱼袋

乾嘉学者瞿中溶推测以兔替虎的原因是“十二兽方位寅为虎，而卯为兔。因避虎，乃改用其次之兽，以兔易虎耳”，[15]甚确。而从武德元年九月起，李渊将虎符、竹使符、银兔符、隋鱼符等符契统一改为鱼符，唐代鱼符也就兼具上述符契的不同功能。

再次，天授元年至神龙元年（705年）间，鱼符被龟符取代。这一重要的事件数次见诸唐代史书，《旧唐书•舆服志》载“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所佩鱼并作龟”[16]，《旧唐书•武则天本纪》有类似记载。《唐会要》记载此事更位详尽：“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内外官所佩鱼为龟。”[17]至于武则天改鱼符为龟符的原因，张鷟在《朝野佥载》解释是：“至伪周，武姓也，玄武，龟也，又以铜为龟符。”[18]张鷟生活在从高宗到玄宗的时代，是武周政权的亲历者，也见证了大唐的复辟，他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应该是准确的。

武则天《升仙太子碑》

第四，神龙元年李显复位之后，进行了诸多改革，其一重要举措就是将龟符再次改为鱼符。其时间有神龙元年和神龙二年两种说法。孟宪实据《旧唐书·中宗本纪》认为“神龙元年二月恢复的可能性最大”[19]。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前揭“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只可能存在于两个时期，其一是武德元年至天授元年之间，其二是神龙元年之后。左、右豹韬卫系武则天时代由左、右威卫改名而来，神龙元年恢复旧名。据《唐六典》，左、右威卫主要负责皇帝大朝会时期的仪仗和皇城的东、西两面的“助铺”，并于“光宅元年（684年）改为左、右豹韬卫，神龙元年复为左、右威卫。”[20]由此观之，左、右豹韬卫名称使用的时间仅有从684—705年的21年时间，这就排除了该鱼符制作于神龙元年之后的可能性。

鉴于此，我们可认为“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制作的年代一定在光宅元年与天授元年之间，即公元684-690年，其年代定为武周更为合适。

唐代描金石雕武士俑 国家博物馆 乐艺会资料

三、此鱼符的职能

前文提到，唐代鱼符是隋代虎符、竹使符和鱼符的替代品，因此兼具三者的职能。《旧唐书·职官志》将其归纳为两类，其一是“铜鱼符”，其二是“随身鱼符”，以示区别：

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辨其左右之异，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铜鱼符，所以起军旅，易守长。二曰传符，所以给邮驿，通制命。三曰随身鱼符，所以明贵贱，应征召。四曰木契，所以重镇守，慎出纳。五曰旌节，所以委良能，假赏罚。鱼符之制，王畿之内，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大事兼敕书，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随身鱼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铜，佩以为饰。刻姓名者，去官而纳焉；不刻者，传而佩之。[21]

首先，“铜鱼符”条中，“起军旅”的职能应来自虎符，为中央遣将调兵的凭信。“易守长”，即外放官员的任免职能应来自“竹使符”。这两个职能在《旧唐书》中已经合二为一。其次，“随身鱼符”条中，“明贵贱”的职能则明显来自隋鱼符，即五品以上官员的身份象征。“应征召”则还有一层含义，主要指应诏入宫，进入宫门的身份证凭信。

右领军卫道渠府第五 鱼符

从清代、民国金石学家的著录和新中国与中亚、苏联等地考古发现中的鱼符看，二者除阴刻的铭文有区别之外，外形均十分相似。一些鱼符上刻有唐十六卫和折冲府的名称。折冲府是唐代府兵制基层组织军府的名称，分属十六卫所辖，其兵力的征调需凭借朝廷颁布的铜鱼符和敕书。《历代符牌图录》中录有一枚“右领军卫道渠府第五”鱼符[22]（图2），可知此符为朝廷征调道渠府兵士的凭信，承载“起军旅”的职能。本文所揭“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的铭文与“右领军卫道渠府第五”鱼符相互印证，功能亦相同。我们还可知悬泉府曾为右豹韬卫所辖，为研究唐代折冲府与十六卫的关系增加一新的证据。

唐代壁画

一些鱼符刻有“某州”、“某州传佩”或“某州刺史传佩”字样，应为“易守长”用途的鱼符。如《历代符牌图录》中的“潭州第一”[23]、“朗州传佩”[24]、“同州刺史传佩”[25]鱼符。新任官员持此类鱼符到履职地点，勘验无误后方能就职。还有一些鱼符刻有唐代宫门的名称，如《历代符牌图录》中的“凝霄门外左交”[26]、“嘉德门内巡”[27]鱼符等，可以肯定其为携带者出进宫门的凭信。

从实物看，鱼符具有高度的防伪性。鱼符上有两处可以勘验信息的标记，一为阳文凸起“同”字与阴文凹陷的“同”字是否相合，二为鱼腹部阴线刻的“合同”半字是否相合。在信息高度不发达的古代，试图使用伪造的鱼符调动军队、任免官员或进出宫门几乎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没有錾刻使用者的名字。《新唐书·车服志》载：“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某位姓名。官有贰者加左右，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刻姓名者，去官纳之，不刻者传佩相付。”[28]这表明，凡刻有使用者名字的鱼符要被回收，而不刻名字的鱼符则可以“传佩相付”，其行用范围要更广。

武周龟符虽然数量不多，但刻有使用者姓名的比例却相当高。《历代符牌图录》及其后编中收录的五例龟符，就有两例刻有人名，分别是“云麾将军阿伏师奚缬大利发第一”龟符[29]和“右玉钤卫索葛达干桧贺”龟符[30]。唐碎叶故城发现的“左豹韬卫翊府右郎将员外置石沙陁”龟符[31]也带有人名。笔者在鱼符中发现刻有拥有者姓名的例子仅有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的一例，为“左骁卫将军聂利计”[32]。从以上四例可推测，龟符或鱼符上刻名姓名者多为胡人将领。

唐代壁画

四、此鱼符的意义

“右豹韬卫悬泉府第二”鱼符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文物和学术价值。

首先，该鱼符为“左、右豹韬卫”鱼符的首次发现。“左、右豹韬卫”作为武周时期十六卫中的重要两卫，以往与之相关的文物主要见于唐代西域文书上的钤印，如“左豹韬卫弱水府之印”[33]。近年在碎叶城发现的“左豹韬卫翊府右郎将员外置石沙陁”龟符，已经被孟宪实教授证实为“对于理解唐朝鱼符之制，意义重大”[34]。（图3）此龟符刻有人名，为随身鱼符；而此鱼符为调兵的兵符，其功能虽异，意义却同样重要。

其次，为唐代折冲府“悬泉府”的存在又增加一重要佐证。《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折冲府数量虽然已逾四百，但仍有不少疏漏。经过近百年来学者的辛苦考证和增补，目前已超过了七百。[35]该鱼符铭文中出现的“悬泉府”，归属陇右道沙洲，位于今敦煌附近，未见《新唐书·地理志》收录。考古工作者曾在敦煌附近的祁连山中发现了带有“悬泉府主帅张思直”[36]铭文的摩崖石刻。一些敦煌遗书中还有“悬泉府主帅”、“悬泉府校尉”、“悬泉府别将”的记载。[37]有学者认为唐“悬泉府”得名于汉“悬泉置”，[38]李正宇推测“悬泉府所在未详，或以为在今瓜州县锁阳城镇西北破城子。”[39]

阿勒泰地区突厥石人，国家博物馆藏

乐艺会资料

再次，鱼符出土地透露了左、右豹韬卫与武周时期西北军事地理之关系。鱼符出土地点为宁夏吴忠，唐代称灵州，为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地。带有“悬泉府”铭文鱼符在灵州的发现，大致可推知右豹韬卫悬泉府兵士曾被征调到灵州一带。前文提到左豹韬卫所辖有弱水府，据内蒙古乌审旗纳林河乡张冯畔村郭梁社墓群1号唐墓墓志，主人李操曾任唐代“陇西郡甘州弱水府别将”[40]，可知弱水府位于今张掖（甘州）一带。而悬泉府位于敦煌，在弱水府之西，却属右豹韬卫所辖。石沙陁龟符发现地远至碎叶城，更在悬泉府之西，却又重归左豹韬卫所辖。上述信息透露了武周时期朝廷频繁用兵于西域地区，左、右豹韬卫辖有河西走廊的多个折冲府，为其提供了兵源支撑。

唐代壁画

另，检校史书和《全唐文》等材料，在武则天时期任右豹韬卫大将军有阎知微[41]、独孤卿云[42]，右豹韬卫将军有契苾光[43]、何迦密[44]、乌薄利[45]等胡汉将领。此鱼符是否上述人物有关，还有待进一步详细考证。

作者简介：朱浒，美术学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晨晖学者，《中国美术研究》（CSSCI集刊）编辑部副主任。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1] [清]瞿中溶：《集古虎符鱼符考》，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2]冀亚平、曹菁菁：《陈介祺藏古拓本选编•青铜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国书店，1998年版。

[4]何休：《新疆焉耆汉—唐古城出土唐龟符》，《文物》1984年第10期。

[5] [苏]Э·В·沙夫库诺夫 著，步平译：《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的鱼形青铜信符》，《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6]田茂磊：《唐代铜鱼符》，《中国文物报》2010年3月3日第8版。

[7]尚民杰：《唐朝的鱼符和鱼袋》，《文博》1994年第5期。

[8]张春秀：《关于“鱼符”与“鱼袋”的几个问题》，《兰台世界》2014年第3期。

[9]孟宪实：《唐碎叶故城出土“石沙陁龟符”初探》，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10]《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11]《北史·卷十一·隋本纪·高祖文帝》。

[12]《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13]《后汉书·卷三十一·杜诗传》。

[14] [唐]张鷟：《朝野佥载》补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8页。

[15] [清]瞿中溶：《集古虎符鱼符考》，清同治十三年刻本，第18页。

[16]《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

[17]《唐会要·卷三十一·舆服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18] [唐]张鷟：《朝野佥载》补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8页。

[19]孟宪实：《唐碎叶故城出土“石沙陁龟符”初探》，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20]《唐六典·诸卫卷第二十四》，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21页。

[21]《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

[22]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国书店1998年版，第47页。

[23]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国书店1998年版，第45页。

[24]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国书店1998年版，第44页。

[25]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国书店1998年版，第43页。

[26]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国书店1998年版，第40页。

[27]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国书店1998年版，第39页。

[28]《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

[29]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国书店1998年版。第48页

[30]罗振玉：《历代符牌图录》，中国书店1998年版。第95页。

[31]孟宪实：《唐碎叶故城出土“石沙陁龟符”初探》，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32] [苏]Э·В·沙夫库诺夫 著，步平译：《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的鱼形青铜信符》，《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作者认为此鱼符为唐代或渤海国遗物，实应为唐物。

[33]此为斯坦因三区四号墓所出文书中的另外一方官印，即《唐景龙三年九月西州都督府承敕奉行等案卷》（Or.8212/529）所钤“左豹韬卫弱水府之印”。

[34]孟宪实：《唐碎叶故城出土“石沙陁龟符”初探》，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0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35]刘志华：《隋兵府、唐折冲府补遗》，《档案》2015年第10期，第49页。

[36]吴浩军、李春元：《肃北大黑沟摩崖石刻考释》，《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第80-82页。

[37]见敦煌遗书P.3899《唐开元十四年（726）沙州敦煌县勾征开元九年悬泉府马社钱案卷》条与敦煌遗书 P.3841《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沙州会计历》条。

[38]张沛：《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页。

[39]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新文丰出版公司（台北）1998年版，第93页。

[40]师海军、加纯华：《榆林市出土唐代墓志的文化学阐释》，《榆林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41]见《文献通考·卷三百四十三·四裔考二十·突厥中》：“遣右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大赍金帛，送赴虏庭”。

[42]见《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二》：“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

[43]见《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九》：“光，则天时右豹韬卫将军，为酷吏所杀”。

[44]见《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二·卷第二百零六》：“癸未，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将兵击契丹”。

[45]见《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一》：“冠军大将军行右豹韬卫将军员外置检校源州都督良乡县开国男乌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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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本文曾刊登于2018年《形象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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