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街头集会(柏林城里的义人)

柏林街头集会(柏林城里的义人)(1)

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坐落在赫茨尔山上,纪念馆外的路名为“the avenue of the Righteous”,路边的片片矮树林是国际义人花园(Gar-den of the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花园种满了小树,树下通常摆着一块小石头,写着人名,这些都是大屠杀和二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有给犹太人签发了很多签证的外交官,也有拉贝这样有名的民间人士。“正义大道”上的“正义者花园”,让人觉得善恶美丑,黑白正邪,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但是,像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这样的人进不了“正义者花园”,就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了。在希特勒时代,路德宗牧师和优秀的神学家朋霍费尔,是很少数敢于向元首的命令说“不”的德国人之一。德国是新教国家,朋霍费尔是新教教会中的左翼——认 信 教 会 (Confessing Church)的核心领导人,尽力将本教会的立场保持在反对基督徒亲纳粹的路线之中,他的结局也是壮烈无比:因为参与行刺希特勒而被送上了绞架。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面面俱到地覆盖了这位烈士从摇篮到坟墓不到四十年的生命。他生平的一大个性,就是“义”。1933年纳粹刚一上台,刚刚动手从国内的犹太裔法官、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刀,展开种族纯化行动,朋霍费尔就清楚,一种“对我们文化可怕的野蛮化行动”已经开始了。他一早就有了抗议的决心和姿态,再未曾动摇,教会内外万马齐喑地服从,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柏林街头集会(柏林城里的义人)(2)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朋霍费尔家简直就是一门忠烈,每个人物都有义字当头的事迹。别人不说,就说他家年纪最大的成员:1933年4月的一天,一群冲锋队褐衫军在一所犹太人开的商店“西区百货公司”门前布下警戒线,朋霍费尔家的老祖母,当时年已91岁的朱莉,视若无睹地从那帮人身边径直走进了商店买东西。

她可能是那天柏林城里唯一对纳粹的举动视而不见的人,她代表朋霍费尔家族,第一次用公开的行动表示出反纳粹的立场。朋霍费尔的妹夫格哈德·莱布霍夫,一个受洗的犹太人,早早地凭自己的见识让全家人了解了任由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德国,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他那个阶级、或他共同宗教背景的人中,压倒性多数的人都很轻松地站到了纳粹的一边,在德国当时的环境下,接受国家社会主义要比质疑和反对它容易得多,可是朋霍费尔和他的家人选择了更难的一条路,没有任何踌躇。

政治合法性,对于朋霍费尔这样世代有名望的家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人反对希特勒,是不满他的政治战略,而朋霍费尔家族的反对是根本性的:他们将纳粹政府看作一个完全配不上服从和效忠的执政者,要走出这一步,对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来说尤其困难,因为根据他所出身的路德宗传统,个体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没有任何辩驳的余地,反对它就是完全否定了他所受的教育。个人与政治权威的这种关系出自《新约·罗马书》,在这篇经典文本中,保罗对基督徒的服从义务有一段论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如果“在上有权柄的”都是与你有益的“神的用人”,其职能只是处罚作恶者,那么自然,他们对任何人施暴都可以看作是替天行道,是在执行神的旨意。有这等文本高悬,哪个信徒能够摆脱诱惑,不把它与现实中的情况对应起来以“匡正”自己的行为?

朋霍费尔抵抗这种普遍的懒惰与顺从,他的才智贡献给了将路德宗基督教的主张同现实世界里所要求的“义”相调和。查尔顿·马什说,朋霍费尔1937年的《门徒》(后世更为流行的书名是《做门徒的代价》,是从一个英译删节本来的)一书,“将世界想象为一个巨大而险恶的地方,充满了诱惑和恐怖;为了抵抗这个世界,基督徒必须警醒守望,高举十字架”,后来他也在一封狱中书信里讲,他用《门徒》来解释了为何我们不能任意顺从地上的权威,“很可能,我没有在哪个地方,比在这本书中更强烈地表达过基督徒要诉诸良心的呼吁和愿望了。”

然而,他的正义感却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按照大屠杀纪念馆馆方的看法,朋霍费尔虽然抵抗希特勒,但对犹太人,他却只保护其中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就在1933年4月,即祖母朱莉走进西方百货公司那时,朋霍费尔完成了他的重要文章“宗教与犹太人问题”,这篇艰涩的、很有争议的文章,一上来就引用了路德在1546年谈及犹太人的一段话:“我们仍应向他们宣示基督徒的信条,要求他们转而信主,他们本该在我们之前就这么做的……他们忏悔,放弃了高利贷而接受了主,我们就愉悦地接纳他们为我们的兄弟。”

在未受洗的犹太人看来,路德这句话十分傲慢。事实上路德本人在中后期一直是比较反犹的。除非你受洗,做基督徒的兄弟,否则你就是异教徒。在一个苛刻的犹太人看来,朋霍费尔若是停留于路德的水平,则还称不上“正义”者之名,因为他没有把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那些与基督教完全无关的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内,都纳入到自己的关怀之下,也就是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道主义者。

对此,《陌生的荣耀》的作者查尔顿·马什说,以“宗教与犹太人问题”一文,朋霍费尔对当时“令人作呕的”纳粹统治提出了三项尖锐的答复:教会应当质疑这些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教会应当帮助这类行为的受害者,即便他们不属于基督教共同体;教会应当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不仅把倒在轮下的受害者缠裹起来”,如果有必要,还要“打断轮子的轮辐”。他要求将那些受洗的犹太人接纳为基督徒,不予迫害,因此他才援引马丁·路德的这句话作为理据。

查尔斯·马什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勇敢的立场”,因为希特勒针对所有犹太人,而朋霍费尔的抗议,能为一部分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请命,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马什言之成理。我们无法忘记,朋霍费尔出身受人尊敬的望族,久居柏林的富人区,兄弟姐妹不是科学家就是医生,家里的仆从“有如一支小军队”,他自己拥有纯粹的、安全的雅利安血统,在新教教会里地位稳固、“根正苗红”。朋霍费尔认识的犹太人,除了他的妹夫莱布霍夫外,也就是好友汉斯·希尔德布兰了,而他俩也都已经受洗为基督徒,他并不太清楚,在德国,未受洗的犹太人是个什么境况,也并没有迫切的意识,在拯救“倒在轮下的受害者”时要不分信仰。

他也很有智慧,巧用路德的话来证明,纳粹想根据种族来清除国内的所有犹太人是缺乏神学依据的。这有点像是在中国曾有人援引鲁迅的诗歌来支持自由恋爱。此外,朋霍费尔还找到了路德写于1523年的一段话,当时的路德,还没有那么极端地表露出对犹太人的敌意。

在这段话里,路德说,如果我们想要“度化”犹太人(指让犹太人改宗基督教),我们就得以兄弟之情待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尚无法与他们对等,更不用说优越于他们了”。路德继而发问:假如我们待他们以暴力,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吗?我们不让他们生活、工作、和我们来往,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不等于是逼着他们去放高利贷吗?

“我们自己尚无法与他们对等”,放在朋霍费尔的语境下,就是对纳粹种族优越论的一种隐性批评。雅利安人就一定优越?我们哪里来的这般傲慢自负?进而,朋霍费尔阐述了教会与神学家在种族法面前应负的责任:教会应该对这种国家行为采取什么态度?应该做些什么?那些犹太人,当初受洗加入了我们的教会,对他们,我们应当说驱逐就驱逐吗?

《世说新语》中有个华歆王朗故事。华、王的家乡闹贼,两人乘船逃跑,途中有人求助想上船,王朗跟华歆说:船里空间还大,有何不可?遂让那人上来;后来贼人追至,王朗就想把那人赶下去,华歆说,既然救了就是受人信托,怎能轻易舍弃?“遂携拯如初”。现在,纳粹一发布“雅利安条款”(即将非雅利安血统的人驱出公职的条款),教会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立即当起了王朗,发起了自检,要把当初吸纳进来、并予以保护的犹太人“兄弟”赶出去。这种做派毫无责任担当可言,在朋霍费尔看来,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不义。

朋霍费尔曾在美国研习神学。1939年6月他二度赴美,朋友们安排他在那里搞一年研究,安安心心做个牧师。要是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他在神学领域逐渐爬到顶级怕是没什么悬念。他知道战争快要爆发了,对希特勒他也不抱幻想,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到美国就明白自己是德国的一员,必须跟德国人“共赴国难”。他在纽约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不相信留在这里是上帝的旨意,即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特别的任务。”

“上帝的旨意”藏在白纸黑字里,飘在风中,端看你如何解释,凭什么去解释。有人援引上帝和耶稣的话来证实饱食终日,有人则从中找到奋力担当的依据。他跟出生于美国的德国人后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保持了常年的通信,尼布尔没有多少德国认同,但朋霍费尔在一封信里告诉他,“我来美国是犯了一个错误。”

接下来的话,《陌生的荣耀》中没有引,但我觉得很必要一读:“我必须和德国的基督徒们一起度过民族史上的这段困难时期。倘若我没有和我的人民分担这段时期的历练,我就无权参与德国基督教生活的重建……德国基督徒将面对一个可怕的抉择,是让国家战败以使基督教文明幸存,还是希望国家赢得胜利而导致我们文明的毁灭。我晓得我该怎样选;但我无法再做出选择的同时保全自己。”

义人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急公好义,正义感如果遇上了犹豫的秉性,也许就不能产生令人感动的义举。林肯是伟人,可他也是在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发起解放黑奴的行动的;同样,查尔顿·马什告诉我们,朋霍费尔的秉性一贯是被动的,“让外部事件的逻辑发展带着自己向前,或者尽可能安静地从中退出来。”能不主动选择,就不主动选择,“无论哪一种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避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但他在决定离美返德的时候却很果断,他突然有了紧迫感,明白重大事件即将发生,有义务“共赴国难”。这是一种深度的精神觉醒,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时刻。

然而,他的“赴国难”,意思是协助自己的民族战败,接受任何一种难以预料的屈辱结局——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但是如他信中所说,重建德国基督教生活,是他心中第一位的使命所在;他仍是一个路德宗信徒,总的来说,这个教派对犹太人有着相当大的敌意。拯救犹太人,是振兴教会、让基督徒过上更积极、更有正义感的团契生活的附带效果。那么,我们可以就此说,他还够不上一个“正义者”吗?

他的姐夫汉斯·冯·多纳尼比他更为积极地涉入拯救犹太人的大业里,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对纳粹帝国的暴行最为熟悉,而且从纳粹上台起就撰写一本“编年史”,逐日记下纳粹的行为和政策以为日后之用。正是因为家族内有这样的亲戚,朋霍费尔才会比其他希望纳粹能够以不流血,“伴随渗透和宣传的精巧的胁迫方式”吞并邻国,从而保持自己良心清白的基督徒更早地放弃幻想。对那些基督徒而言,“期待和平演变”是他们给自己屈从于帝国号令找来的道德借口,抱有幻想,目的就是为了逃避选择,什么都不做。

多纳尼是纳粹核心机构“国防军”里隐藏的反对派之一。他和朋霍费尔在1943年4月双双被盖世太保逮捕。经过一年多的审讯,他们被确定在从事“非法活动”,其中之一是所谓“7号行动”,把十四名犹太人成功偷渡去了瑞士。这十四个人如果都是受洗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则事态大概还不至于太严重,但事实上他们之中有几个没有受洗,按纳粹的法令,理当被赶尽杀绝。

他们谋刺希特勒的事也是后来才暴露的。1944年7月20日,帝国中央安全办公室开始调查国防军在反希特勒阴谋中的作为。除了多纳尼的“编年史”,国防军里的抵抗小组还保有着记录所有行动的秘密档案,例如1938年举行政变的计划,还有抵抗小组核心成员威廉·卡纳里斯的日记,这些,连同朋霍费尔的通信都被翻了出来。他的命运就此注定,绞刑于1945年4月9日执行。

朋霍费尔的很多门徒弟子,在战后德国发起了对基督教遗产的清算,尤其是其中反犹的那一部分。所以,朋霍费尔若是活下来,应该也会参与其中。不管怎样,当大屠杀的真相被披露时,以他的性格个性,他一定会认可自己在这一不良遗产中的位置,而非将自己摈除在外,当责任横在面前,他一定会承担而非逃避,完全不在乎被人扣个“对犹太人心存歉疚的基督徒”的帽子。

在犹太人的圣经里,亚伯拉罕跟上帝有一段有名的对话。上帝要毁掉所多玛,亚伯拉罕为之求情,最后上帝答应,如果城内还有“十个义人”,他就不毁灭所多玛。上帝答应时,应该是确信城里连十个义人都没有的。1933年之后的柏林,乃至全德国城市里的所有人,都在面对“是否选择不义”的考验。恶势力如黑云压城,而人们习惯性的苟安和头脑的惰性又如此强大,结果,就连朋霍费尔这样鲜有的、甘愿殉身的义人,都不能免于显微镜式的挑剔。

黑格尔说过,不管发生什么,每个个体都是他所处时代的孩子;哲学也是它自己的时代在思想中的体现。想象一种哲学可以超越其当代的世界,就像想象一个人可以越过它自己的时代一样,是荒诞不经的。这话对于朋霍费尔特别适用。一样的信仰,在别人身上是逃避责任的依据,在他这里却转化为道德指针,促使他去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虽然,这种信仰包含了一些并不好看的内容,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还有不公平的评价,可我们无法责难朋霍费尔,因为他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走上一条少人问津的、需要勇气才能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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