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母亦是国母（是人母亦是国母）

孝定皇太后李氏，明穆宗朱载垕之侧妃，明神宗朱翊钧之生母。

读万历朝的政局，就不得不提到这位太后李氏。十岁登基的朱翊钧，在主少国疑之际，李氏在维护政权平稳过渡，保证国家机器稳定运转和教育约束朱翊钧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和冯保，张居正组成的稳固三人组合，更是被后世一直津津乐道。可以说，万历朝前十年的发展，张居正改革的顺利推行，都离不开李氏的付出和支持。

朱翊钧生母 李氏 像

而从万历十年之后，随着张居正病逝，冯保被谪，李氏便渐渐地远离舞台的中心，放权于子。之后史料里关于李太后的记载便寥寥无几，只在后来“国本之争”和福王就藩之事上出现过，且一锤定音，保证了后来明光宗朱常洛储君之位的牢固。

对于这样一位太后，后人却始终把目光放在其和张居正，冯保的政治组合上，或强调其作为历史上“虎妈”的形象，对于年幼万历的严格管教。却很少从李氏的自身角度，给予其相对客观的历史陈述和评价。这次，朝史暮想和大家，一起走进这位几乎影响了明代历史进程的女人——孝定皇太后李氏。

明代皇室，对于后妃的选择，往往从中下级官吏甚至平民家庭来选择。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防备后妃外戚势力专权，保证皇权的稳固。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早早定下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

所以李氏的出身非常普通。李氏的父亲，李伟，只是一个平常的泥瓦匠。原先住在京郊，后来为了生计入了京城。李氏便到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府邸，做了都人（宫女，女婢）。接下来的故事就很俗套了，李氏被朱载垕临幸，还生下了两个儿子。到朱载垕继位，李氏一家自然开始富贵，李氏的长子被封为太子，父亲李伟也被授予都督同知的官职。到了万历时期，李伟更被封为了武清侯。

万历帝 朱翊钧 像

但家族的富贵显赫，并没有给李氏带来足够的自信。

朱载垕还有一个正室，陈氏，即后来的孝安皇后。朱载垕与陈氏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即使入宫为后，陈氏也一直别居偏宫，再加上并未生育，体弱多病，几乎很少和朱载垕有交集。但正宫皇后依然是正宫皇后，其将门之女的出身亦比李氏显贵不少，所以李氏对于陈氏非常尊重守礼。

比如李氏每日，都会带着年幼的朱翊钧去给陈氏请安。膝下无子，饱受冷落的陈氏每每此时，都会显得非常欢喜，时常拉着李氏母子聊天，考察朱翊钧的功课。宫中每逢重大的宴请，李氏都尊陈氏为上座，即使后来朱翊钧登基，作为生母的李氏也执意要落座在下席，不敢与陈氏平列。

两宫太后 像

李氏谦和守礼的姿态自然应该得到认可，但亦可看出李氏对于自己出身平凡的谦卑。李伟不通文墨，据说李伟遇到士大夫，时常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经常被人讥笑。父亲尚且如此，李氏的文化素养亦可想而知。但李氏在进入裕王府之后，便勤奋好学，长进迅速。据说其后来的书法功力非常深厚，得到了如张居正等人一致称赞，并且亲自编修了一本《女鉴》，刊印出版。

朝史暮想之所以认为李氏不够自信，还因为一次造神运动。

在明代晚期，有很多关于李氏一族的传说。比如说李氏的父亲李伟，曾经被一名江湖方士断言，他日必定富贵；比如李氏捐修寺庙，且在里面供奉九莲菩萨塑像，是因为李氏在梦中得到九莲菩萨的传经。整个李氏家族，因为李氏的母凭子贵，都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话传说色彩。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不必大惊小怪。但是直到了崇祯朝，李氏的传说依然在持续。有一次，崇祯剥夺了李伟曾孙的爵位，致其惊恐而亡。之后崇祯的一个皇子就开始生病，并且在病中呓语九莲菩萨的显现。崇祯大惊，马上恢复了李伟子孙的爵位，自此不敢薄待李家。

九莲菩萨

明代中晚期，对于李氏就是九莲菩萨转世的传说非常泛滥。按照现代人的理解，这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造神运动。其影响力居然能够持续到崇祯朝，可见此次造神运动的发起者，能量非常巨大，甚至很有可能是来自李氏或者朱翊钧的直接授意。

对李氏的造神运动，一方面强化了皇室的权威性，一方面也为李氏摆脱了泥瓦匠之女尴尬的出身，可谓一举两得。从泥瓦匠的女儿，到九莲菩萨转世，也从侧面说明了李氏一族富贵的机缘巧合，还有当时民众的艳羡之情。

很多人会奇怪，万历皇帝朱翊钧继位之初的前十年，李氏对儿子严厉监督，并且和张居正，冯保合作密切，大明帝国一派中兴之向；为何之后朱翊钧沉迷后宫酒色，常年辍朝，李氏却不管不问？在张居正被清算，冯保被贬的时候，李氏也未曾向朱翊钧求情，甚至在朱翊钧打算通过抄张，冯的家产来填充内库，李氏居然是持默许的态度。

很多人便以此攻击李氏的冷血和功利主义。持这种观点的朋友其实忽略了一件事，即李氏所有的举动，都是出于作为一个母亲和太后的自身立场来采取的，是有一个行为逻辑可以遵从的。

李氏 剧照

• 母亲的义务

李氏作为朱翊钧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儿子年幼的时候，她自然要承担养育儿子，培养儿子的义务。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年幼的朱翊钧，从学习生活上全方位的干预和监督。

朱翊钧继位之初，李氏便搬到了乾清宫，与朱翊钧一起生活，便于管教。李氏每天五更便起床，督促朱翊钧梳洗上朝；朱翊钧在完成日讲经筵（读书讨论会）之后，李氏便会要求他当着自己面复述今日之所学。为了朱翊钧学业有成，李氏亲自过问朱翊钧的教材选择，对张居正等文官大臣礼遇有加，时常要求他们严格教育朱翊钧，不要辜负先帝的期望。朱翊钧如果逃学或者学习松懈，李氏就会让他长时间的罚跪。

李氏非常注重朱翊钧的品行培养。朱翊钧有两次因为酒后失态，趁着酒劲体罚吓唬太监。李氏得知后，给予朱翊钧严厉的批评，甚至搬出了要废掉朱翊钧的说辞，吓得朱翊钧一个劲地说软话道歉，最后居然还下了罪己诏。

朱翊钧 剧照

为了让朱翊钧的学业不收到打扰，也为了避免朱翊钧被有心人所引诱，规定凡三十岁以下宫人者，不得侍奉朱翊钧左右。

到了万历六年，朱翊钧大婚。这个时候李氏再和儿子住在一起就不合适了。在离开乾清宫前，李氏因为担心朱翊钧忽然离开自己的管教，生活会没有规律，因为贪玩耽误学业，分别给外臣和内官下了懿旨，要求他们要“一一谏劝,务求纳之于正”，对于朱翊钧的嘱托亦被记录在《明实录》里：

“......节饮食，慎起居，依从老成人谏劝，不可溺爱枉席，任用匪人，以贻我忧......"

正是在李氏严格的管教下，朱翊钧的学业进步迅速，连大臣们都惊讶于此时朱翊钧的勤学刻苦。朱翊钧的文化素养，在有明一代的帝王里，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即使后世在批评朱翊钧的怠政享乐，玩弄权谋时，也从未说他不学无术。

明代 官员

李氏作为一名母亲，在儿子朱翊钧的教育问题上，以严苛而闻名后世。抛开朱翊钧后期的怠政，仅仅从其学业进步和治国能力的培养上，李氏无疑是成功的。作为母亲，她足以欣慰。

• 太后的职责

如果说作为一名母亲，要教育好孩子已经非常不容易，那么作为皇室宗族的领袖，朝廷的太后，李氏身上担子则更重了。

抛开人母的单纯，作为太后，在主少国疑的年代，李氏则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朝局的纷乱，政治的斗争中去。我们看看李氏的举动，就不难理解当时她所处时局的不易。

——在驱逐高拱的问题上

先帝朱载垕信任的首辅大臣高拱，在朱翊钧继位之初，便被两宫太后，联合张居正，冯保驱逐出京。这是李氏和张居正，冯保的第一次联手。

从政治角度看，年幼的朱翊钧刚刚继位，高拱就发出要“还政于内阁”的疾呼。表面上是因为人主年幼，无法独自处理政务，实则是借以打压司礼监，削弱皇权，增加内阁的权柄。

李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同时从高拱张扬的性格上嗅出了一丝危险的意味，又本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考量，果断地通过冯保与张居正达成共识，联手驱逐了高拱。

之后冯保掌管司礼监，张居正亦升为内阁首辅，对李氏自然投桃报李，间接地维护了儿子朱翊钧皇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两宫太后和朱翊钧 剧照

——在冯保的问题上

冯保作为李氏的心腹，内宫的主管，司礼监的掌印，东厂的提督，是李氏个人用以影响朝局的重要工具。当初高拱要打压冯保，亦有消除李氏对朝局影响力的动机。

冯保也的确尽心尽力地为李氏工作。朝局内外有什么风吹草动，冯保总是第一时间报告李氏；李氏要求冯保对朱翊钧严加看管，冯保便时时监督，各种小报告不断被送到李氏的案头。更深层次地来说，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东厂的冯保，是李氏用来制衡张居正为首的文官集团的重要手段。

也就是说，李氏，冯保，张居正三人组合，表面上是三方的联合，实则是李氏通过冯保，对张居正一面重用，任其自由发挥政治才干，一面监管，时刻压制张居正个人野心的微妙态势。

如此便可以理解，为何张居正以“摄政者”自居，却依然对皇帝和太后忠心耿耿，不敢逾越半步，始终只是凭借自身的才干，内阁首辅的职权，再有冯保司礼监的配合，去推行自己的改革。

而当张居正逝世后，朱翊钧开始事实上亲政，冯保的作用便无之前重要了。当朱翊钧把之前生活压抑的怒火迁怒到冯保的时候，李氏也便不再多说什么。

冯保 剧照

——在张居正问题上

对于张居正，李氏心理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先帝驾崩，幼主新继，这个时候需要一位能够担起国事，引导大明帝国平稳过渡的主政重臣，而张居正很显然就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

而封建历史上，主弱臣强，功高盖主而引发的各种宫廷惨剧，亦使李氏不得不对张居正始终存在着戒备心理。

所幸，李氏和张居正的合作始终保持着融洽的关系。

李氏对张居正非常尊敬，时常赐予礼物以褒奖张居正为国事的勤勉和教导皇帝的负责。比如后世经常讨论的张居正“夺情”事件，其中李氏对留用张居正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张居正是万历五年遇到父丧，到了万历六年，在一次北方战事的胜利后，李氏依旧对朱翊钧说出了这么一番话，史书有载：

赖天地祖宗默佑，此时正尔行嘉礼之际，有此大捷......元辅运筹庙漠，二辅同心协赞，才得建此奇功。我勉留张先生，这是明效。

言语中，对于让张居正夺情留用，感到甚为欣慰，亦可见李氏对张居正的依仗。

张居正和李氏 剧照

张居正的母亲来京，李氏连同陈氏，即两宫太后，把张居正母亲接入宫中，闲话家常，给予张家足够的荣宠和封赏，一时传为佳话。

在朱翊钧大婚之后，张居正曾经请求致仕回乡，被李氏所婉拒。按理说，当时朱翊钧的年纪已经足够亲政，为何李氏不借此完成儿子最后的掌权呢？朝史暮想认为李氏的考量如下：

其一，张居正独立主持朝政已八年之久，朝中多其门生故吏，朱翊钧如果忽然接管，不一定能够稳定地过渡；

其二，李氏吃不准张居正是真心想离职，还是在作试探。于保守起见，必须婉拒。

其三，当时的张居正年纪并不大，而其政务能力的确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如此一位能臣，能多用就多用。

于是，张居正丢失了最后一次致仕的机会，最后病死任中，死后遭到清算。而朱翊钧在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已经掌握了权力，这个时候李氏开始淡出历史舞台，还政于子。所以后人指责李氏功利，不肯为张居正求情，实则是李氏在儿子长大后，遵守着不干政的祖训，亦有“夫死从子”的封建礼教意味在里面。

这谈不上对错，这只是一个女人的坚守和原则。

龙椅

——在“国本之争”的问题上

李氏以皇帝生母之尊，奉为太后，本可以以朱翊钧对自己的诚孝去影响朝局和后宫。但李氏在朱翊钧亲政后，并不刻意去影响儿子的判断。说白了还是在遵循后宫不干政的祖训，和对儿子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

比如朱翊钧喜欢郑贵妃和朱常洵，而很不待见王恭妃和朱常洛。王恭妃在冷宫饱受折磨摧残，李氏却从未替其求过情；同样，当郑贵妃想要僭越制法，谋求更多的封赏待遇时，也被李氏断然拒绝。李氏要的就是所有人都能像自己一样守规矩。

直到有一天，面对外面纷乱的朝局，李氏便问起朱翊钧关于册封太子的事情。当朱翊钧表示因为王恭妃是“都人”身份，其子朱常洛不配作太子时，此言亦深深刺中了藏在李氏心中多年的执念，李氏也是都人出身！

明代宫女 剧照

“国本之争”至此被李氏一锤定音，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由此可见，即使李氏深居后宫，很少露面，亦对朱翊钧保持着足够的影响力。而她只是一直努力让自己保持着贤明的形象，不越制，不坏礼，她只是在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做对的事情。

李氏作为一名母亲，完成了对儿子养育的义务，从学业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朱翊钧，而朱翊钧亦以至孝回报着母亲。作为朝廷的太后，李氏不得不为皇权的巩固，朝局的稳定，天下的安定作考量，她驱逐高拱，巧用冯保，对张居正礼遇有加，为的就是帝国最后的繁荣。

从这两点来看，李氏是一个尽责的母亲，尽职的太后，是值得尊重的。

对李氏的理解和肯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作为太后的李氏同样有。但我们从李氏身上，看到最多的，却是对儿子朱翊钧的殷切希望和不敢违背教祖制的坚守。

李氏崇信佛法。她经常动用皇家内库，为百姓修桥铺路，赈灾义施；每到秋决（执行死刑的时候），李氏总是会找到儿子去求情，云杀生有违天和；李氏喜欢抄写经书，并且让人刊印，散发到全国各处名山大寺，还斥巨资修建寺庙，以求功德。为此，张居正几次劝谏，李氏仍然坚持己见，这也是她少有反驳张居正意见的时候。而她之所求，也无外乎祈求神佛，对大明皇室的庇护，天下的安定，万民的康乐，这是一个在后宫深居简出的老太后，质朴善良的人生愿望。

李氏 像

朝史暮想一直觉得李氏有种厌倦朝局的态度。在明穆宗朱载垕时期，从未听到李氏有对朝局的议论；在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后，亦不再见到李氏对朝局有施加过影响。只有在儿子年幼继位，朝局不稳的时候，李氏才无奈站出来，为儿子，为江山，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张居正主政时期，几次对李氏之父，李伟严加训斥，李氏从未因此大动肝火，相反对父家更加严格约束。不要以为事情这么简单，要知道对李伟的管束，亦是对李氏的管束。而李氏之所以能够做到隐忍，还是因为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她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儿子的顺利成人，接管帝国。

一个尽责的母亲，尽职的太后，虔诚的佛教徒，更是一个守礼遵制的典范。

孝定皇后李氏，于万历四十二年逝世，谥为孝定贞纯钦仁端肃弼天祚圣皇太后。

《谧法纂》有云：守礼执义曰端；威仪悉备曰钦。

相信历史会给这个女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朝史暮想，总有些干货可以在历史中挖掘。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明神宗家庭关系研究》，《析明孝定皇太后对神宗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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