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二十四篇（国学经典之文心雕龙导读第八讲）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国学#

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曼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人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瑒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麹；叔仪乞粮于鲁人，歌珮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观夫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忭笑哉！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赞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译】相传为芮良夫的《桑柔》诗里说：“昏君自有歹心肠，逼得百姓要发狂。”国君的心比高山还险恶，人民群众的嘴却像江河那么难于堵塞；群众怨恨的心情各不相同，他们嘲笑讽刺的话也是各种各样的。从前宋国华元为郑国所败，筑城的人就作“睅其目”的歌来嘲笑他；鲁国臧纥为邾国所败，鲁国人就作“侏儒侏儒”的歌来讽刺他。这些都是从两人的外貌来嘲讽，是由于内心有了怨恨而通过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此外，如成地的人用“蚕则绩而蟹有匡”的谣谚，来批评不给哥哥穿孝的弟弟；孔子的朋友原壤在母丧中唱出“狸首之斑然”这种不严肃的歌谣。这些例子都是因为有教育别人的作用，所以就记载在《礼记》里面。由此可见，“谐”和“隐”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谐”的意义和“皆”相近，是一种语言浅显，适合于一般人，大家听了会发笑的作品。战国时齐威王过度地饮酒作乐，淳于髡就用喝酒的坏处来说服他；楚襄王常常召集宴会，宋玉就写《登徒子好色赋》来讽刺他。这些都是存心婉讽对方，颇有可取之处。还有秦代优旃谏阻二世在城墙上涂漆，楚国优孟谏阻庄王厚葬他的爱马：这些都是用曲曲折折加以修饰的话，来阻止昏君暴主的倒行逆施。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就编入《滑稽列传》；因为他们的话虽然不太正常，但用意还是很好的。不过这类事情本身不是正面直说，所以其末流很容易出毛病。如汉代东方朔、枚皋等人，不过在朝廷里混饭吃，并不能纠正统治者的错误，仅仅是说些俏皮话，给人开开心而已。所以他们自己也说，“写赋只能嘲弄，结果被当做倡优看待。”可见他们也有点后悔了。后来曹丕搜集谐谈，编成《笑书》。吴国薛综善于在筵席上说笑话，虽能娱乐在座的人，不过对当时政事并无好处。可是后来的文人，却常常绕道到这种写作中来。如潘岳的《丑妇》、束皙的《卖饼》等等，明知故犯地来学写这种作品的，不下百余人。到魏晋时期，讲滑稽话的风气很盛行；于是有人嘲笑应玚的鼻子好像被削的蛋，有人嘲笑张华的外貌好像舂槌等，都是些无聊的话，有损于谐辞的意义。这不等于落水的人还在笑，犯罪的人还唱歌吗？“讔”的意义就是隐藏，用隐约的言辞来暗藏某种意义，用曲折的譬喻来暗指某件事物。从前萧国还无社向楚国大夫求救，用“废井”和“麦鞠”做隐喻；吴国申叔仪向鲁军借粮，用“佩玉”为歌辞，以“庚癸”为呼号；楚国伍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大鸟”做比喻，来讽刺楚庄王；齐国有人讲海同鱼的关系，来讽谏薛公；楚国的庄姬用无尾的龙，来启发襄王注意后嗣；鲁国臧文仲假托“羊裘”等话，来暗示准备应付齐国的进攻。这些讔语的作用，都记载在史书里面；大的可以振兴政治，并且有助于自身的显达；其次也可纠正某些错误，让迷惑的人明白过来。它们的用意虽然产生于权变狡诡，但常常是出于某种机要迫切的事情。讔语和谐辞，是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汉代的《隐书》有十八篇，刘歆和班国编目录的时候，把它们附在赋的后面。从前楚庄王和齐威王都喜爱讔语。东方朔在这方面更是擅长；不过他常常用怪话来开玩笑，对于匡正过失毫无补益。从魏代以后，倡优不为人所喜爱，所以士大夫们就把讔语变为谜语。所谓“谜”，就是用改头换面的词句来迷糊对方。有的是离文拆字，有的是刻划事物的形状；常常是用小聪明来卖弄才思，凭肤浅的见解来夸耀文辞。其实在内容方面应婉转而正确，在文辞方面应该含蓄而恰切。从前荀卿的《赋篇》已开了端，到曹丕、曹植弟兄俩，便写得更为精练而周密；曹髦广泛地描绘事物，虽然有点小巧，可是并没有大的用处。试看古代的讔语，其中的道理都与重要事务有关，哪能像儿童的游戏，只是拍腿称快呢？文章中的谐辞讔语，就像各种学派中的小说一派。这种作品由低级官吏收集起来，可以使人扩大眼界，多知道些事理；如果不断学习这些，就可成为淳于髡等人的高徒、优旃等人的知友了。总结：古代的谐辞讔语，可以挽救危机，解除困难。即使有了丝和麻，也不应抛弃野草。谐讔合于大义而又用在恰当的时机，那是很有讽谏作用的。如果仅仅是游戏滑稽，那就是很不好的谐讔了。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表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智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致，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荡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译】从开天辟地到现在可谓历史久远，而今天的人能知道古代，依靠的就是历史书籍。黄帝时代，有史官仓颉负责记录历史，可见史籍渊源久远。《礼记·曲礼》记载：“史官带着笔。”史就是史。他们拿着笔，做好记录。古代左史记录时事，右史记录言辞。记录言语的经典是《尚书》，记录时事的经典是《春秋》。《尚书》的《尧典》《皋陶谟》记录了尧舜时期的历史，《尚书》的《甘誓》《汤诰》记录了夏商时代的历史。到了周朝文王、武王时期，政务革新，周公制定法典，推算过往朝代的历法排列历史顺序，贯穿四季联系各种事情来统一记事，省称春秋。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抨击恶事，树立良好风气。自从周平王势力衰退，法制才开始散乱，伦理也开始败坏。昔日孔子担忧王道失落，悲伤于文明崩坏，幽静独居感叹没有凤凰到来，临街看到麒麟也会悲泣。于是孔子请教乐官订正《雅》《颂》的音乐，借鲁国历史修改《春秋》。举出实例得失表达赞美，印证国家存亡为标准来劝诫；一个字的褒奖，比做官显贵还要难得；只言片语的贬斥，比身受刀斧还要痛苦。《春秋》意义深远，用字简练。左丘明在同一个时代，就领略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对每一件事情都全面系统地探讨，而创作了《春秋左氏传》。“传”是转的意思，转述《春秋》的用意，转授给后代，它实在是《春秋》的辅助文献，历史中极为难得的记事文章。战国时代，依然保留史官。秦始皇统一七国，而七国的历史简册都有保存。这些简册只是收录了战国策士的言行，所以名为《战国策》。刘邦战胜嬴政和项羽，累积了多年的武勋和战功，而陆贾就效法古代，创作了《楚汉春秋》。汉代史官司马谈，世代手执简册作史。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甄别历代帝王功勋。如果与《尚书·舜典》中的记载作比较，帝王都不算圣明；如果效法孔子《吕氏春秋》，那么《史记》并非圣贤之作。所以取法《吕览》，把记录帝王的历史通通号称“纪”。“纪”是提纲的名号，也是包举一切的称号。所以司马迁叙述帝王时用“本纪”，记录公侯用“世家”，记录卿士用“列传”，记叙社会政治问题用“八书”，记录年代和爵位用“十表”。虽然与传统编史方法不同，却能很好地攥住记叙史实的条例。至于《史记》一书注重写实，学识丰富而广博诡辩，爱好奇异与儒家相悖，体式不统一等问题，在班彪对《史记》的评议里可以详细看到。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益更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言辞序言写得弘丽，的确文质彬彬，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从《左传》的记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史记》中的各个列传，才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观览，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羲皇帝以来，就未听说过有女子做皇帝。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的诗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女子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知国家大事难以交代，并且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之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偏颇杂乱，违反伦常。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中写得最好的了。《后汉》纪传发源于《东观》，袁山松的《后汉书》与张莹的《后汉南记》，都非常驳杂而不合史法。吴国薛莹的《后汉记》和谢承的《后汉书》，疏漏颇多，真实性差。司马彪的著作翔实，华峤的著作准确，都是史书中的好作品。而先后撰述的魏代三国记传，例如孙盛的《魏氏阳秋》，鱼豢的《魏略》，虞溥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有的浮夸虚设，有的疏漏无纲，只有陈寿的《三国志》堪称绝伦，荀勖和张华把他比作司马迁和班固，并不过分。晋代的史书，由著作郎掌管。西晋陆机作《三祖纪》但没有完成，南朝王韶续写《晋纪》也没有全结束。干宝著的《晋纪》精审正确，孙盛作的《晋阳秋》简明扼要。看《春秋传经》，都能举出例子；从《史记》《汉书》之后，也就没有可以作为范例的了。东晋邓粲的《晋纪》才又出现了条例，他摆脱汉魏时期的影响，学习殷、周时代的《尚书》，虽然他偏居湘江，但的确有心做好文章，《晋阳秋》订立的条例，就是邓粲设立的规矩。想把史书写好，必须贯通百家，让书流传千古，表明所记录的兴衰，作为后世国家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时代的制度，同日月一样长久地存在下去，王道和霸道的故事也与天地一样流传。所以在汉代初期，史官是非常被看重的。国内各个郡的文献，先集中到太史的府中，让其详细了解国家的体制状况。另外史官还必须阅读历史，研究残存的书卷。史官需要了解古代历史，确立当代书写的立意和规范，选择合适的言语，依靠经书作为准则。对君王是否劝告或者警示，应当以圣贤的思想作为依照。然后，完整明晰地评论史料，才不会出现不恰当的评述。然而本纪和列传的样式，有编年体缀事的问题，但其文章不泛泛而谈，而是按照现实书写。只是因为时间久远，传承的过程中无法十分紧密贴切，积累了很多历史事实，而事件始末则可能有疏漏，这就是总汇史料撰述史书的困难。有时候一件事和两个人有关，同时记载难免有重复，而只写在一个人的纪传中又不够周全，这也是编排资料的不易。所以张衡说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有错误，傅玄讥笑《后汉书》冗杂，其实都是这些问题所在。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战国时的公羊高曾说：“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荀况则说：“远的从略，近的从详。”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贵。可是一般人都有点好奇，不顾“按实而书”的原则。听到点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遥远的事情却想做详细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异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竟写在自己的书中。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远代历史的大害。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却正因同时而往往是虚假的。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时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总结：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