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内容（齐泽克狗智主义）

意识形态最初级的定义，或许是出自马克思《资本论》的那个著名短语：“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意识形态的这一概念，暗示了某种基本的、创构性的质朴（constitutive na6veté）。它是对自己的预设（presupposition）的误认，它是对自己得以成立的有效条件（effec‐tive conditions）的误认，它是下列两者间的距离与歧异：一是所谓的社会现实，一是我们对所谓社会现实所作的扭曲了的再现（distorted repre‐sentation），我们对所谓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这也是可以把如此“质朴意识”（naive consciousness）提交给意识形态批判程序的原因。意识形态批判程序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引导质朴的意识形态意识（naiv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前行，一直到它认识到自己得以成立的有效条件，认识到它正在扭曲的社会现实，并通过这种行为消解自己。在更为复杂版本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比如在法兰克福派确立的版本中，这不仅仅是按事物（即社会现实）“本来的样子”看待它的问题，不仅仅是摒弃意识形态的变形景观（distorting spectacles of ideology）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明白，离开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现实就无法再生产自身。面具不仅正在掩藏事物的真实状态，意识形态的扭曲已经成为事物的本质。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种存在的悖论（paradox of a being）：这种存在只有在被误认和被忽略的前提下，才能再生产自身；一旦我们审视它“本来的样子”，这种存在就会化为乌有，或者更确切地说，一旦我们审视它“本来的样子”，这种存在就会变成另一种现实。这也是我们要避免使用揭面具、撕面纱之类的简单隐喻的原因。面具和面纱是用来隐藏赤裸裸的现实的。我们可以理解，何以拉康在其名为“精神分析的伦理”（The Ethic of Psychoanalysis）的讲座中对那个解放性的姿势（liberating gesture）——最终大喊“皇帝陛下一丝不挂”——敬而远之。正如拉康所言，关键在于，皇帝即使穿了衣服，但在其衣服下面，他还是一丝不挂。因此，如果精神分析有揭面具这一姿势的话，那它也只能近乎法国19世纪作家阿方斯·阿莱（Alphonse Allais）讲过的那个著名笑话（拉康引用过这个笑话）：某人指着一个妇女大声惊呼：“快看她，真是奇耻大辱，在她穿的衣服下面，她竟然一丝不挂。”

不过，所有这些都已经广为人知：根据经典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的“虚假意识”，是对现实的误认，这样的意识形态概念已经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即质朴意识）是否还适用于今天的世界？这样的意识形态现在还在运行吗？在《狗智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这部以德语写成的伟大畅销书中，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了一个论点：意识形态的主导运作模式（dominant mode of functioning）是狗智性的，这使得古典的意识形态批判程序武功尽废，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使得古典的意识形态批判程序无功而返。狗智主体（cynical subject）对意识形态面具（ideological mask）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心知肚明，但他死死抓住面具不放。如同斯洛特迪基克所言，公式只能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狗智理性不再质朴，它成了一个悖论，一个有关“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的悖论：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一清二楚，也完全知道在意识形态普遍性的下面掩藏着特殊的利益，但依然对这种意识形态依依不舍。

我们必须把狗智立场（cynical position）与斯洛特迪基克所谓的“犬儒主义”（Kynicism）严格区分开来。犬儒主义代表着平民大众、黎民百姓对官方文化的拒绝，而拒绝的方式则是反讽（irony）和讥讽（sar‐casm）：经典的犬儒做法，是以庸常的陈词滥调（everyday banality）对抗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使用的乏味语句（pathetic phrases），反抗它神圣、低沉的语调，并将这种语句和语调提升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语句下面的自我利益、血腥暴力和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因此，这一做法比论辩更实用：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官方命题阐明的情形（situation of its enunciation）对抗官方命题，进而颠覆官方命题；它凡事都拿个人利益说事，例如，当政客号召大家履行为国牺牲的义务时，犬儒主义会揭露说，这位政客正在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利益。

狗智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这种犬儒式颠覆（kynical subver‐sion）的回应：它看到——也考虑到——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ideo‐logical universality）下面的特定利益，看到——也考虑到——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疏离，但它依然寻找理由来保留面具。这种狗智主义坚守的立场并非直接的不道德的立场（direct position of immorality），它更像是为不道德服务的道德。狗智智慧（cynical wisdom）的模型是，把正直、诚实视为最高形式的欺诈，把品行端正视为最高形式的放荡不羁，把真理视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因此，这种狗智主义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变态的“否定之否定”：面对非法敛财，面对暴力抢劫，狗智性反应（cynical reaction）是这样的，它会说，非法敛财不如合法敛财，非法抢劫不如合法抢劫，这样效率更高，还受法律保护。正如布莱希特在《三便士歌剧》（Threepenny Opera）中所言：“与建银行相比，抢银行算得了什么？”

显而易见，面对这样的狗智理性，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无能为力。我们无法再使意识形态文本（ideological text）接受“征兆性解读”（symptomatic reading），无法使意识形态文本直面它的空白点（blank spots），直面它为了组织自身（organize itself）、为了保持自身的一致性而必须压抑的东西。狗智理性已经事先注意到了这一疏离。这是不是说，有待我们确认的唯一问题就是，借助于狗智理性的盛行，我们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世界里找到自己？甚至阿多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的前提是，严格说来，意识形态只是自称拥有真理的体系。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仅是谎言，而是被视为真理的谎言，是假装着要被人们认真对待的谎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再拥有这种“假装”。极权意识形态（total‐itarianideology）不再期望得到严肃的对待，甚至这种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也不再拿它当一回事。就其身份而论，极权意识形态只是操纵他人的手段，是纯粹外在性和工具性的；它的统治不是由它的真假值（truth‐val‐ue）来保证的，而是由简单的超意识形态暴力（extra‐ideological vio‐lence）和对好处的承诺来保证的。

正是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引入了征兆与幻象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这样的观念，即认为我们生活在后意识形态社会的观念，实在是有些超前，狗智理性以其讽刺的超然态度，没有触及意识形态幻象（i‐deological fantasy）的基本层面，而正是在这个基本层面上，意识形态结构着社会现实。

选自《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