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羽最有名歌词(一个写过几首歌词的人)

乔羽最有名歌词(一个写过几首歌词的人)(1)

2009年,乔羽在家乡济宁 (视觉中国/图)

乔老爷

1959年,戏曲电影《乔老爷上轿》上映。男主角乔老爷脸圆圆人憨憨,常挂着笑,额头开阔,一脸福相。乔羽也是,大额头,说起话来笑眯眯,一出声就是山东济宁腔。朋友们拿“乔老爷”打趣三十出头的乔羽,久了就叫成习惯。“乔老爷”越叫越响,成了乔羽的代号。

随着乔羽功成名就,“乔老爷”从戏谑代号成了“人如其名”。1955年,乔羽写出《让我们荡起双桨》,他的歌词创作能力由此扬名。随后,他又陆续写出《我的祖国》《思念》《爱我中华》《难忘今宵》《啊,牡丹》等数十首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被称为“词坛泰斗”。

好友、同行都说乔羽“成就斐然,但淡泊名利”。他多次公开反对“词坛泰斗”这个称呼。“泰斗是那些永远明亮、指引方向的人。现在动不动称某某人‘著名’,然后就是大师、泰斗,这是一种浮躁的社会现象。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歌词作者,如果硬要给我扣上‘泰斗’的码子,也会把我压趴下的。”他在回给记者的信件中,也会着重强调“不要抬高”、“不要夸张”。

他声望高。《乔羽文集》中,有超过一半是受邀给各种音乐类书籍、音乐人传记作序。这些人多是他的同侪或晚辈,亦是华语音乐史上成名成家的人物。借助作序的机会,他多次阐明自己对音乐艺术的认知:成为一名艺术家,一方面要有传统文化的雄厚积累,一方面要熟悉一门或几门外语;一方面要有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一方面要有生活的积累,才能让技艺为表达服务,创作出咏唱生活的音乐。

和乔羽相识超过六十年、一同创作出《我的祖国》的音乐家刘炽认为,他的词“平白如画,诗意深远。”“写词要像乔羽一样,有中国诗歌里的韵律,不要太直白,也不要太‘高大上’,这样要求有非常深的文化底蕴。”

乔羽曾在一篇序言中写到自己对歌词的认知准则:写歌词不是“锦衣玉食、高堂华屋”,而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粗布衣”,或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歌词最容易写,也最不容易写。

乔羽的歌词中多自况。他的故乡济宁被水系环绕,大运河、微山湖、泗水河齐聚,水泊梁山的故事天下皆知。“我对水非常熟悉,莲蓬、菱角、鸡头米,鱼、虾……”他常去水中抓鱼,也常在岸边看货船过闸口,赤条条的船工齐声吆号子。号子声让他深受触动,“那是生命的声音,一种对抗。”他的词作中,水是重要元素,“一条大河波浪宽”“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等,都能见到水的影子。

乔羽爱酒,一次因脑血栓住院,跟护士开玩笑说把每天输的银杏液换成五粮液。女儿乔国子回忆,父亲的酒量“打遍天下无敌手”。街坊的孩子见到他都叫一声“酒仙乔老爷”。《乔羽传记》的作者周长行回忆与乔羽的会面,多数与酒有关。两人拿着二锅头和花生米谈天说地。这些经历写到歌里,就成了“朋友来了有好酒”。

“他的朋友很多,好相处。”原中国歌舞剧院副院长、剧作家、词作家黄奇石回忆,他以前和乔羽住得近,常去乔羽家拜访。有时正好遇到乔羽出门,就拉着他一道,买菜、取牛奶。黄奇石发现,菜市场里的人跟乔羽很熟,知道他喜欢吃猪下水,都特地留着,见面叫他“乔老爷”,跟他很亲。

“我总愿意到我熟悉的地方去。我跟售货员熟悉了,就很愿意上他那儿买,也不一定最好。去的时候都不用说,他就知道我买多少。这很有意思。”乔羽说。

晚年,乔羽喜欢安静,选了京郊的一处住宅隐居。上午闭门写作,下午接待访客或出门散步。他爱上了钓鱼,能从中攫取些许童年捕鱼的回忆。虽然很少公开露面,但他的文章时常见诸书册。每每有年轻人发来为作品写序的邀请,他都欣然应允,几乎有求必应。

80岁之后,有关他的文章多与“养生”相关。他的高额头和眯眯眼在此时成为某种长寿的象征——传说中的老寿星彭祖的形象正是开阔、饱满的额头和一双眯眯眼。人们从对他歌词的探讨转向对长寿秘诀的追寻。对此,在采访中,他的回答很统一:“我不大在乎长寿短寿,没求过我必须活多大才好。该活多大就活多大,谁能管得了这事。很多人稍微岁数大点,就老想着‘不知哪天就……’一天到晚瞎琢磨。”

2021年11月,乔羽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为自己的95岁生日录制视频,他身着蓝色衬衫,外套花纹背心,对着镜头唱了《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数首他的代表曲目。

2022年6月19日,乔羽因病逝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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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5日,北京,93岁的乔羽与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共同唱响《我的祖国》 (视觉中国/图)

从小就是第一

乔羽成名后,一名崇拜者对照其公开的生日——1927年11月16日,查询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致信他:民国16年阴历10月22日亥时对应的是1927年11月15日9-11点,而非他户籍档案上写的11月16日。

这大概是乔羽在人生数字上为数不多的模糊时刻。他从不写日记,但记忆力惊人,接受采访时,总能准确说出提到的每一个作品的年月。

他是乔家最小的孩子,排行老五,出生时父亲已经64岁。“老来子”是乔家大喜,父亲为他起名“庆宝”,寄托了二老的珍视。此时,距离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刚过去三个月。他出生后的第十天,一枚炸弹落在床前,正在喂奶的母亲抱紧他等待死亡。幸好是一枚哑弹,取代爆炸声的是炸弹穿破屋顶震下的烟尘。随后,济宁陷入军阀争夺中,祖父带着全家人东躲西藏。他们喟叹庆宝生不逢时,也在数次大难不死后庆幸他似有后福。

祖父是晚清的秀才,家里留着一整箱八股文,靠当私塾老师维持家计。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乔羽接受采访时回忆,从记事起父亲就是个老人,牵着他的手上街,路上的商贩、人家纷纷请他代写家书。多数信的内容含情脉脉,出自留守家中的妇女。

从乔羽记事起,父亲每天教他认字,写在大方格纸上,念什么、怎么写、什么意思……一边认、一边练习毛笔字,认完100个就包进一个包里。到4岁,包了30包。父亲开始让他背三字经、千字文,读《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古籍。乔羽出生时,乔家已然中落,有时甚至难以温饱。入夜了,家里点不起灯,母亲在黑暗中给他讲狐仙鬼怪的故事。

乔羽接受采访时称,作为一个做文字工作的人,父母给了自己一点文学基因,父亲给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因,母亲则给了民间文学的基因。“我终生受益。”他说。

乔羽的邻居王殿玉是一个盲人,靠演奏擂琴营生。乔羽常在旁边听。王殿玉知道后问他是不是学生,有些事请他帮忙——自己看不见,也不识字,但喜欢收藏书,有些书想请他读给自己听。说罢给了他一本古代数学著作《数理精蕴》。乔羽常帮王殿玉买书,也因此看了很多书。

小学毕业后,乔羽一心想读济宁中西中学,但因需要一元学费而遭到家人反对。他许诺只要一元,进去以后不会再让家人出钱——中西中学规定,每个班级第一名免学费——才得以入学。就读期间,他从未让第一旁落,“我拿不到就没书读了。”

学校上体育课,要求学生穿每套一块钱的校服,乔羽没钱买,也不忍向家人开口。老师让他遇到体育课就藏起来,以确保场上学生整齐划一。“这一藏可把我藏坏了,每次藏都要掉眼泪,有时候还弄成‘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哭得一塌糊涂。后来这事被家里知道了,大哥说给你一块钱去做一套吧。”乔羽被问及上学时碰到的最困难的一件事时回忆。

中西中学是一所教会中学,西方藏书丰富,乔羽在那里读了莎士比亚、康德、歌德、达尔文、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将阅读领域扩展到西方。

乔羽对母校情谊深厚,在多次专访中,都记录了他毕业50年后几次回学校的场景。一次,他与当年同届的32位同学相聚,感慨良多。另一次,他对着中学生讲述自己当年买不起校服的故事,动情处老泪纵横。事后还撰文详述:大家会面时,“相对如梦寐”这句话不期然出现在每个人心头。

1946年,乔羽18岁。一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找到他和几位同学,问是否愿意去共产党开办的北方大学读书。他兴奋地答应了,拿着推荐信,乘坐货运马车,花了六天时间到达邢台,入读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

去之前,为了隐藏身份,他需要给自己起一个新名字。乔羽曾在不同场合回忆改名时的场景,当时他正在上厕所,外面大雨倾盆。他想不如就叫“乔雨”。但雨有些俗气,转改为“羽”更轻盈。传记中写,他此时“为自己的主意拍案叫绝,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往外跑,跑到入学介绍人那儿,‘我以后就叫乔羽了!’”

乔羽时常回味北方大学大师云集的盛况,校长范文澜,老师有历史学家刘大年、哲学家艾思奇、诗人光未然、农学家乐天宇、经济学家黄松龄、画家罗工柳等等。他童年到青少年时期的中西方阅读积累在此时得到深化。

入学没多久,解放战争爆发,乔羽随师生、学校迁徙。一度进入一所解放军野战医院做医护工作。他还主编了一份《光荣报》,宣传革命思想及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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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深圳,全国流行音乐盛典暨改革开放30年30首流行金曲授勋晚会,乔羽与李谷一合影 (视觉中国/图)

从春天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乔羽进入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从事文艺工作。1952年,中央文化部艺术局成立剧本创作室,把当时各个中央艺术团体从事戏剧创作的20位剧作家集中到一起,主任是陈白尘,成员有安娥、贺敬之、路翎等当时的文艺骨干。戏剧评论家杜高和乔羽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两位。

杜高印象中,乔羽个子不高,一口济宁话,但讲话幽默,很有魅力。两人年龄相仿,兴致相投,十分投契,常在小馆子里聊读书心得和人生梦想。1952年,乔羽写了一部名为《果园姐妹》的儿童剧,讲述了一个母亲带着七个年幼的女儿开垦果园、勤奋生活的故事。杜高说,那时候的乔羽“每天埋头创作,不善交际”。老一点的同志关心他的个人生活,介绍了佟琦给他认识,两人成婚。

1955年4月的一天,乔羽找到杜高。“他很紧张,说你今天一定要陪我,佟琦生孩子。”杜高说。乔羽很喜欢去北海,杜高拉着他去爬北海旁边的山,在山顶的一家小茶馆吃东西聊天,让他平静下来。当时《红与黑》的中文版刚出不久,两个人谈论书里的细节,乔羽情绪逐渐平复。谈毕下山,到了医院,等待佟琦生产。“他见到宝宝,又紧张、又惊喜,还有一点羞涩。”

杜高认为,有了孩子后,乔羽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不久电影《祖国的花朵》制作完成,由乔羽作词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传唱至今。他评价这首歌:“那个时代是咱们中国人心情舒畅的时代。我是用最好的心情,写下了那个火红年代最真实的生活。”

此前,创作《果园姐妹》时,乔羽认识了刘炽。刘炽对他印象很好,认为他有创作歌词的才华,所以在1954年接到严恭导演为《祖国的花朵》电影配乐的邀请时,刘炽指名让乔羽填词。

乔羽最有名歌词(一个写过几首歌词的人)(4)

电影《祖国的花朵》剧照

乔羽接了任务后,和新婚妻子佟琦在北海公园划船,碰到一群少先队员,他和小朋友们比赛划船。两桨斜插水中,小船随波起伏,灵感由此而生:“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他在《乔羽文集·文章卷》中回忆:“我长达半个世纪的歌词创作生涯,也就是在祖国这个美好的春天开始了。”

历史的选择

有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成功合作后,刘炽又向《上甘岭》导演沙蒙推荐了乔羽。沙蒙希望电影放至坑道中的情节时,有一首配乐。此前,沙蒙和编剧已经自己完成了一个版本的歌词:“祖国啊,我的母亲!您的儿女,离开了您温暖的怀抱,战斗在朝鲜战场上。在我们的身后,有强大的祖国……”刘炽不太满意,遂想老搭档乔羽来填。

当时乔羽正在赣东南、闽西一带体验生活,准备写一部苏区儿童生活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希望先处理手上的事,数次婉拒。沙蒙多次回电给乔羽,最后一次长达数页,甚至安排好了启程路线,文末连用“切!切!切!”。三个感叹号让乔羽无心恋战,按路线启程,入住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专心创作。

沙蒙对乔羽的歌词提出要求:过了若干年,也许电影早已被人遗忘,但这首电影插曲能牢牢永驻人们的心头。沙蒙告诉乔羽,摄制组停机等歌,每天什么都不干也要耗费2000块。

乔羽在小白楼里把样片翻来覆去地看,沙蒙每天都来房里坐一会儿,从不开口催,见乔羽没东西给他就转头走了,第二天再来。

《上甘岭》取材于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战役,乔羽认为,如果为这部战争题材的影片填一首“很硬”的歌词,会与影片整体基调过于一致,缺乏对比。他希望有创新。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他想到体验生活时坐轮渡渡过长江的场景。济宁靠近黄河,他此前只见过小麦。在轮渡上,他第一次看到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稻田。黄河水浊,长江很清。他觉得灵感来了,赶紧往回跑,第一个蹦出来的句子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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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上甘岭》剧照

歌词完成后,沙蒙问他,“一条大河”是不是长江。“是啊,这就是我对长江的印象。”“为什么不用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比如我吧,是一个北方土包子,以前只见过黄河,没见过长江,来你这儿也就见了第二次,印象之强烈引发我写出了这首歌词,但这只是一种引发,而不能代替别人的亲身感受。用‘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条故乡的河,无论将来你到了哪里,想起它来一切都如在眼前。”沙蒙思考了片刻,歌词定下了。

刘炽谱好曲后,沙蒙找了很多人试唱,不甚满意。最终乔羽推荐了郭兰英,后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现场工作人员为之动容。第二天,这首《我的祖国》便通过电波传遍大江南北,先于电影《上甘岭》与听众见面,传唱至今。

1984年,时任央视春晚总导演黄一鹤想为整场晚会创作一首歌曲,第一时间找到乔羽。他希望歌词要包含家人团聚、祖国团圆、亲情常伴等内容,同时充满对未来的希望。由于时间紧张,他想让乔羽即刻写出,乔羽拒绝后,与他商定第二天一早交稿。

当晚,乔羽想到了春节时大家的盼望,大概是人月团圆、天长地久、喜气洋洋。动笔写完歌词,凌晨5点,交给了来取词的黄一鹤。这首歌由李谷一演唱,成了每年春晚的必唱曲目——《难忘今宵》。

1988年,作曲家谷建芬向乔羽邀歌,乔羽给了她《思念》的歌词。从1982年写《河流》开始,二人已经相识6年。

《思念》来自乔羽1963年的一次经历。那年初夏,他从下乡蹲点的河北省沙河县返回北京家中。刚走进屋打开窗户,一只黄色蝴蝶就飞了进来,“当时我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惊动了这个突然造访的精灵和富于诗情的意象。”转眼,蝴蝶又从窗口飞走了,飘落进窗外的一片黄花丛中。“这一情形,在我心中留下了无限惆怅……”二十年后,他回忆那次经历,写道:“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不知能作,几日停留,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他将之命名为《思念》,先后交给多位作曲家谱曲,都没有成为正式的作品。

谷建芬看到《思念》的歌词,觉得学问很大。“看一句、两句不明白,转弯的东西太多,深刻的东西太多,言外之意的东西太多。想写得普通都普通不了。对作曲者来讲,是一个人感情深处的探索和历练。”她从低音写起,渐渐升高,谱曲完成后由毛阿敏演唱,亦传唱至今。

《思念》好评如潮时,乔羽和杜高喝酒,问杜高对这首歌的评价。杜高说:“我从没听过第二首歌,能在短短的词里面塑造出文学意味的形象。”乔羽沉吟了一下,说:“这是谷建芬曲子写得好,毛阿敏唱得好。她像一个蝴蝶,人们都喜欢。”杜高提议,“那我们为《思念》干一杯。”乔羽接,“为那两位干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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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乔羽与谷建芬在北京(视觉中国/图)

这也是乔羽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接受采访时,他说:“一首好歌的诞生,需要写词到作曲到演唱三位一体,任何一个方面缺了都不行。写歌词的悲哀就在这里,自己不能独立,唱出来才算数。就得有曲子,有歌唱家。所以作曲家对歌词家来说,歌词家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命好嫁了个雄鸡,一唱天下白,那你也好了,这歌写得好,曲子写得好,唱得好;嫁了个不会打鸣的鸡,哑巴狗,秃尾巴狗,那你活该。”

乔羽认为:不管是谁,终生可能写了大量的作品,但是真正能保留下来的就是这么一点点。“这一点点还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如果问是谁选择你的作品流传千古,是历史的选择,个人没法选择。……(我的作品能被人记住)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情感、个人的见解跟这个时代一致,你觉得这个歌该这么写,他也觉得这个歌该这么写,写出来大家说好,就它了。”

乔羽曾接受采访谈及死亡,他说:“如果学洋人弄点洋脾气,我就给自己写个墓志铭:这里埋葬着一个写过几首歌词的人。这叫实事求是,他一辈子没干什么事,就写了几首歌,如此而已。”

(宋雨晗对本文亦有贡献。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光明日报》等媒体报道。参考资料:《乔羽文集·文章卷》《乔羽“恋”歌》《问征途:乔羽》《走遍中国:乔羽-岁月如歌》《向经典致敬:词作家乔羽》等。)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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