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为什么要认突厥当祖宗（为什么土耳其一直对）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1）“泛突厥主义”的源头

1861年，化名为“雷什特”的匈牙利犹太裔学者阿明纽斯·范伯利（1832—1913），正式开启了自己的中亚之旅。在游荡了三年之后，他在伦敦开启了与突厥（中亚）文化相关著作的撰写工作。

对于“什么是突厥”这一问题（拓展阅读：一文概述：突厥汗国的前世今生），他在论述中指出，“所有的突厥族群都属于同一个人种，并可以根据体质特征和习俗，再进行细分”。到了1871年，他甚至给出了“如何建立一个大突厥帝国”的行动指南。尽管他在后来坦诚，“这是一种妄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观点无疑可视为近代“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理论源头。

6世纪-7世纪初期的突厥汗国

2）“泛突厥主义”思想的最早实践者

学界普遍认为，“泛突厥主义”思想的最早实践者，是生活在沙俄境内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语各族居民，即16—19世纪俄国文献中的“鞑靼人”。包括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克里米亚地区在内的“鞑靼人聚居区”，也被统称为“鞑靼斯坦”。

从伊凡雷帝（1530—1584）吞并喀山汗国开始，鞑靼人长期遭受着沙俄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拓展阅读：探知：历史书中的鞑靼和俄罗斯鞑靼，到底有没有关系？）。为了对抗近代"泛斯拉夫主义"思潮，鞑靼知识分子们在充分借鉴了欧洲“突厥学”的研究成果和西方“民族自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泛突厥主义"理论。

征服喀山

在众多拥护“泛突厥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中，以克里米亚鞑靼学者加斯普林斯基（1851—1914）最为知名。

他不仅提出了“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的口号，还创办了《我的突厥》、《译文报》等报刊，积极推销由他本人创制的“介于奥斯曼语和鞑靼语之间”的“共同语”，旨在达成“将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的目标。由此可见，沙俄境内的“泛突厥主义”思潮，本质上是抵抗民族压迫的产物。

位于克里米亚的加斯普林斯基之墓

2）“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落地生根

伴随着十月革命（1917）的胜利，“泛突厥主义”迅速在沙俄境内失去了市场。因此，很多宣传骨干们选择前往奥斯曼土耳其，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理论的宣传活动。

1）为什么选择奥斯曼土耳其？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鞑靼学者选择“投奔”奥斯曼土耳其？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无外乎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他们与土耳其人不仅拥有着“突厥语穆斯林”这一共同身份特征，双方在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另外，还有不少鞑靼知识分子有过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留学经历。一言概之，二者彼此之间有着“天生”的微妙感情。

其次，尽管奥斯曼土耳其被西方嘲讽为“西亚病夫”，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奥斯曼土耳其是当时唯一有能力帮助鞑靼人的外部国家。

第三，救亡图存的奥斯曼土耳其统治阶层，殷切希望通过吸收"新鲜血液"来解决国家内忧外患的局势。这样的时代背景，无疑为这些鞑靼知识分子们的“移民”提供了便利。

奥斯曼土耳其的“缩水历程”

学界普遍认为，持“泛突厥主义”思想的鞑靼人，先后分两批进入了奥斯曼土耳其境内。

第一个“移民潮”主要出现在“1905年革命”结束后的1907年左右。不过，这批人并未得到什么礼遇。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统治阶层认为，“只有泛伊斯兰主义能够帮他巩固统治”。

遭受冷遇的他们，不久便与带有“大奥斯曼倾向”的资产阶级组织——青年土耳其党（1913年改称"统一进步党"）结为了盟友。1909年初，青年土耳其党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在同年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

为了“提高国家凝聚力”，新政府在国内大肆鼓吹“泛突厥主义”理论。也就在这一时期，以“土耳其协会”等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

第二个“移民潮”则与巴尔干战争（1912—1913）息息相关。在巴尔干战争（拓展阅读：巴尔干之殇：南斯拉夫的崛起和崩盘）期间，民族意识爆棚的鞑靼民众，不仅踊跃给红新月会捐款，一些鞑靼青年人甚至主动加入土耳其军队，与由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黑山组成“巴尔干同盟”作战——显然，这是沙俄不愿意看到的。

希腊的独立，吹响了土耳其“被肢解”的号角

2）“泛突厥主义”的“本土化进程”

当然，在鞑靼学者们抵达之前，“泛突厥主义”思想已经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有了一定的传播和发展。

早在19世纪后半叶，以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阿赫麦德·维菲克为首的学者们，就尝试基于语言学角度，着手讨论和研究“突厥语穆斯林的发展问题”。伴随着《译者报》的发行，加斯普林斯基提出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迅速传到了伊斯坦布尔，并得到了年轻人群体的广泛认同和好评。

面对外部屡战屡败，内部四分五裂的危局，“如何挽救帝国危机”成为了所有土耳其人最关心的问题。显然，带有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的“泛突厥主义”理论，让他们 “看到了曙光”。其结果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将“泛突厥主义”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政治化。

一战前的土耳其，“缩水”已经非常严重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种“泛突厥主义”理论在奥斯曼土耳其境内蔓延开来。

有着近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祖师”的兹亚·乔加勒普（1876—1924）就率先指出，奥斯曼土耳其应该主动建立一个“包含所有突厥人的图兰（Turan）”。尽管他在成名作《突厥主义原理（1923）》中主动放弃了这一理论，但依然认为，奥斯曼土耳其“应该团结所有乌古思突厥人，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剌子模等与土耳其突厥人语言最相近的突厥人，组建一个乌古思斯坦”。

至于另一位“泛突厥主义者”泰金·阿尔普，甚至为濒临崩溃的奥斯曼土耳其制定了一套“气壮山河”的“建国方案”。他建议自己的祖国，“先夺取从伊斯坦布尔到贝加尔湖和从喀山到蒙古的‘小图兰’”，“再征服从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到日本水域，最终建立从北冰洋到西藏高原的‘大图兰’”。

近代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

3）“泛突厥主义”的大行其道

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后，奥斯曼土耳其境内相继涌现了以“突厥小组”、“突厥家园”等为代表，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社会组织。尽管他们一开始喊出了诸如 “摆脱西方殖民”、“让土耳其语摆脱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影响”等有着一定进步性质的口号。但随着一战的爆发，这些人的野心迅速便暴露了出来。

1）“泛突厥主义”与“民族复兴”

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土耳其主动加入到了德国主导的“同盟国”阵营。坦诚说，这无疑是个“倒霉透顶”的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绝非是头脑发热的产物。

首先，在一战爆发前的几百年里，奥斯曼土耳其一直与沙俄处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全方位对抗当中。进入19世纪后半叶，双方已经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西方诸国害怕俄罗斯？）。因此，他们寄希望于实力更强的德国，在彻底挫败沙俄的同时占领亚美尼亚，最终建立一个从亚得里亚海到太平洋的"大图兰"突厥国家。

其次，新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政策，具有明显的进攻性特点。换言之，他们不可能甘心于在“重新划分势力”的世界大战中充当旁观者。结合资料看，他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夺回被俄、英、法三国兼并的固有领土”。

位于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军队的征兵现场（1914）

2）“泛突厥主义”的国家政治化

1914年11月，奥斯曼土耳其官方发表了一封咄咄逼人的宣战书。在宣战书中，他们不仅将俄、英、法三国比喻为“伊斯兰教共同的敌人”，还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不论民族差异如何，都应与奥斯曼人一起参与圣战，并为此贡献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宣战书发表后，定居于奥斯曼土耳其境内的鞑靼泛突厥主义者们，第一时间给予了积极的相应和支持。

1915年，以阿克楚拉为代表的鞑靼知识分子们，在伊斯坦布尔组建了“突厥鞑靼民族权利保护委员会”，他们不仅公开发表了“支持德国”的言论，还制定了“成立独立于俄国之外的突厥斯坦、恢复克里米亚汗国和喀山汗国”的计划。

不久，“委员会”成员们先后前往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等地，在大肆兜售自己主张的同时，还积极与沙俄境内的非俄罗斯人建立联系，旨在共同对抗沙俄政府。

竭力宣扬“泛伊斯兰主义”的穆罕默德五世（1844—1918）

4）伊斯麦尔·恩维尔帕夏的军事尝试

需要指出的是，一战时期的奥斯曼土耳其，并没有将“泛突厥主义”的传播停留在“文斗”层面。其中，青年土耳其党人领袖，位居“奥斯曼帝国三巨头”之首的伊斯麦尔·恩维尔帕夏（1881—1922），就主导的一系列“武斗”尝试。

1）结局惨淡的萨瑞卡莫什战役

恩维尔帕夏认为，"居住在中亚、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突厥民族，曾经统一在一个国家，即‘图兰’里面。现在，他们应该在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导下再次统一起来"。于是，他将“对俄作战”视为"形成大图兰的第一步"。

伊斯麦尔·恩维尔帕夏（1881—1922）

实际上，早在1913年5月，恩维尔帕夏就主动向德国提出了“向奥斯曼土耳其派遣军事代表团”的请求。次年，出任军事部长的他亲临东部战场，在督导高加索边界加强防守的同时，直接掌握了高加索第三军的领导权。

1914年12月，在恩维尔帕夏的直接领导下，奥斯曼土耳其发动了萨瑞卡莫什战役，但最终以惨败收场。资料显示，长达一个月的鏖战，让土耳其人付出了高达90000人伤亡的代价，安纳托利亚前线的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萨瑞卡莫什所在的东安纳托利亚，是环境恶劣的山区

对于战事的惨败，恩维尔帕夏将之归咎于“萨瑞卡莫什那里的亚美尼亚人（非突厥语系民族）的出卖”。其结果就是，他同意了时任内务大臣、同为“三巨头”的塔拉特帕夏提出的"从肉体上消灭亚美尼亚人"的主张，成为了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重要帮凶。

对于亚美尼亚大屠杀，学者普遍认为，在1914年至1918年间，超过100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大英百科全书》认为，仅在1915年至1916年间，“约60万亚美尼亚人在驱逐过程中死亡或被屠杀”。

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屠杀地点、驱逐及灭绝中心

2）攻打巴库的“武装尝试”

到了一战后期，风雨飘摇的沙俄政府已经无力掌控高加索局势。二月革命（1917）结束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沙皇俄国宣告灭亡，高加索地区成为了真正的“无主之地”。

20世纪初的高加索地区（图源：地缘谷）

几乎在同一时间，恩维尔帕夏决定在位于今阿塞拜疆西北部的占贾，组织一支由阿塞拜疆土耳其族裔组成，接受弟弟努里帕夏统筹指挥的"伊斯兰军"。数据显示，当时的"伊斯兰军"中约有6000名土耳其正规军士兵，1万至1.2万名阿塞拜疆志愿兵和警察。

这支军队一度将奥斯曼土耳其的国旗，插到了伏尔加河下游甚至里海沿岸。在得知尼古拉二世退位后，恩维尔帕夏敏锐地意识到，“石油之城”巴库就在前方向自己招手。

但就在“伊斯兰军”兵临城下时，德国已经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签订了“双方共享巴库油田”的协议，因此德国人希望“伊斯兰军”就此止步。但令德国人始料未及的是，一支总人数约1000人的英国军队，已经提前接管了这座城市。

早期的巴库油田

“放过巴库”显然不符合奥斯曼土耳其的利益。于是，恩维尔帕夏命令“伊斯兰军”攻占巴库。在付出了近2000人伤亡的代价后，“伊斯兰军”在9月14日完成了这一任务。在稍作整顿后，"伊斯兰军"继续向里海沿岸进行着"大图兰主义行军"，并在10月份攻占了彼得罗夫斯克市一个月。

然而造化弄人，奥斯曼土耳其并未一直笑下去。原因很简单，一战打到现在，同盟国败局已定。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土耳与阿拉伯联盟签订了《蒙德罗斯停战协定》，并交出了也门和麦地那。与此同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被一并交出。这样，占领巴库的“伊斯兰军”不得不灰头土脸地离开。

巴库的英军官兵阵亡纪念碑

3）“建国之梦”的最终倒掉

一战结束后，缺席审判的恩维尔帕夏，被以“战争罪”的罪名判处死刑。不过，他在德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以“苏维埃的朋友”和“英国的敌人”的身份成功逃至莫斯科。

尽管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濒临崩溃，但最终在毗邻黑海的巴统安顿下来的恩维尔帕夏，已经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恒伟宏伟的目标”，即“建立一个疆域囊括新疆、突厥斯坦（中亚）、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比帖木儿帝国还要庞大”的“汗国”。

对于“新国家”的建设，恩维尔帕夏指出，“行动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自己能否推翻凯末尔政权”。很快，巴统城内汇聚了一大批他的支持者，这些人还在这里召开了一场“如何推翻凯末尔”的会议。

土耳其青年党的宣传画：恩维尔正在解放自由女神

1920年9月，恩维尔帕夏参加了在巴库召开的，由37个民族合计1890余名代表参与的"东方民族大会"。值得一提的是，苏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尽管苏俄政府一直视“泛突厥主义”思潮为洪水猛兽（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轨迹），但他们也意识到，官方可以利用恩维尔帕夏“敌视英法的民族情绪”和“穆斯林群体的强大号召力”，拉拢其成为自己的“合作伙伴”。

反映苏俄内战的绘作

1921年秋，苏俄政府派遣恩维尔帕夏前往中亚，要求去协助苏俄红军共同对付“反苏”的巴斯马奇势力。因为苏俄领导层认为，“原奥斯曼军官的出现，或许会让当地居民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产生好感”。

但令苏俄政府措手不及的是，恩维尔帕夏在布哈拉正式会见苏俄代表后，便突然玩起了失踪。原因很简单，他打算在中亚继续推动自己的“建国大业”（拓展阅读：理性讨论：如何评价中亚境内的俄罗斯族人？）。不久，他与以巴斯马奇为首的“泛突厥反苏势力”取得了联络，还联合起来向苏俄发动了反戈一击。

1922年5月，恩维尔帕夏以所谓"布哈拉、希瓦和突厥斯坦最高统帅"的身份，向苏联政府发送了最后通牒，进一步重申了自己的“建国”立场。不过，就在同年8月，“一心建国”的他便在塔吉克斯坦境内被苏联红军击毙了。

苏联电影《军官们》中的中亚“反苏者形象”

可即便如此，“泛突厥主义”的传播并未就此划上句号。伴随着二战的爆发，恩维尔帕夏曾提出的主张，再度出现了“春风吹又生”之势。

5）“泛突厥主义”在二战时期的死灰复燃

一战结束后，泛突厥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严格遏制。与此同时，亲眼目睹了奥斯曼土耳其崩盘全过程的凯末尔（1881—1938）敏锐地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都是危险的”。

1）冷静的凯末尔和“不安分”的“泛突厥主义者”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拓展阅读：随笔：为什么奥斯曼土耳其被肢解了，而晚清却没有？），最高领导人的凯末尔正式宣布，“土耳其共和国”被定义为“建立在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为核心、主体位于小亚细亚包括伊斯坦布尔及其周围一小块欧洲领土在内”的“新型民族国家”。简言之，土耳其从一个“多民族国家”转变为了“高度土耳其化“的国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泛突厥主义”理论从官方层面被正式抛弃。不出意外，很多“泛突厥主义”思想的拥趸们，相继遭遇到了官方的一系列的警告、限制和审查举措。因此，这些人不得不改变策略，以更灵活、更巧妙的方式阐述“突厥统一”的思想。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但需要指出的是，凯末尔对“泛突厥主义”思潮的打击并不彻底。实际上，以"土耳其人之家"为首的带有一定“泛突厥主义”内涵的社会组织，就获得了凯末尔政府的支持。

在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大背景下，“老当益壮”的兹亚·乔加勒普（1876—1924）在成名作《突厥主义原理（1923）》中直接提出了"三步走实现突厥语民族政治联合"的主张：

• 第一步是突厥主义，即土耳其主义。他要求国内的非突厥语民族，应该自愿或被强制同化，对于反对同化的民族，政府可以对其实施种族灭绝；
• 第二步是泛突厥主义，即要求土耳其应该与南北阿塞拜疆以及所有奥古兹突厥人（土库曼）居住的国家实现联合；
• 第三步是大图兰主义，即要求所有的突厥语民族联合成一个由土耳其领导的"大图兰"联邦。

一言概之，在兹亚·乔加勒普看来，突厥世界的首要任务“是构建共同的突厥语言和突厥文化”。结合史料看，他的一系列观点，对土耳其政府后来开展的以“清楚土耳其语中某些词汇”为主要内容的“语言净化”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在客观上促进了“泛突厥主义”在二战期间的进一步发展。

黄色区域为《色佛尔条约》规定的土耳其疆域，只有今天土耳其的三分之一

2）“泛突厥主义者”们的魔幻梦想

二战爆发后，土耳其一直密切关注着欧洲战局的发展。面对德军在苏德战场上一路势如破竹的形势，一些土耳其高层不仅做起了“与纳粹德国分享高加索、克里米亚、中亚”的美梦，甚至怂恿政府加入德国阵营。

事实上，土耳其政府还一度有过加入对苏作战的打算。比如在1942年秋，土耳其一度将军队调至高加索边界，打算协助德军攻打斯大林格勒。只不过，伴随着战事的逆转，土耳其取消了该计划（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为什么日本如此惧怕苏联？）。

马马耶夫岗以及“祖国母亲的呼唤”雕塑

1941年6月，土耳其和德国签订了《土德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与此同时，一批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者秘密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等德国政要展开了会晤。

不久，这些成立了一个以本国国会议员牵头的“专家委员会”，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招募阿塞拜疆等国的“外来移民”加入土耳其军队，旨在寻求“土耳其与东至里海地区的突厥语居民居住地区，实现新的统一”。

在德军进抵至苏联的“穆斯林地区”后，德国有意加强了与土耳其的合作。时任德国驻土耳其公使冯·帕彭（1879—1969）在1941—1942年间，就曾多次建议土耳其政府“恢复泛突厥主义”，甚至承诺“德国政府会把独立后的突厥鞑靼地区建成一个联邦国家的权利让渡给土耳其”。对此，以费夫齐·恰克马克（1876—1950）元帅等为首的一大批泛突厥主义将领产生了浓厚兴趣。

最终，土耳其“给东方突厥人的未来命运”，制定了极为详细的方案，即“将所有这些突厥人联合成一个主权独立的东土耳其国”，“西突厥人应该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主导作用并充当顾问”。简单地说，就是建立一个“接受土耳其领导，涵盖苏联和中国新疆在内的，囊括了所有突厥语民族的联邦”。

突厥语组世界分布图

二战期间，在土耳其境内的出版物上，充斥着大量与“泛突厥主义”思想相关的内容，甚至恩维尔帕夏也被描述成了土耳其的“国家英雄”。

对于这种宣传，土耳其政府大多采取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原因很简单，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或者动员土耳其军队“执行在东方突厥世界的军事或政治任务”，这些内容可以“为土耳其青年人做好思想准备”。

值得庆幸的是，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伊斯麦特·伊诺努（1884—1973），最终没有被“泛突厥思潮”冲昏了头脑。他一直务实地奉行着中立政策，并在1945年2月宣布“对德宣战”，成功为国家避开了战争灾祸。

伊斯麦特·伊诺努（1884—1973）

6）冷战时期的“泛突厥主义”

二战结束后后，为了博得苏联的信任，土耳其开始严厉打击“泛突厥主义”，并逮捕和审判了一大批领导人物。只不过，这一趋势并未延续很久。伴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摇身一变，成为了带有“反苏反共”意味的意识形态工具。

1）“泛突厥主义”和“反苏反共”

1947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向土耳其提供一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土耳其成为了美国的“新棋子”。作为“反馈”，土耳其有意放缓了制裁泛突厥主义者的诉讼。比如在1944年被判处多年监禁的泛突厥主义者们，在1947年的二审判决中被当庭释放。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土耳其开启了政治生活民主化运动，并于1952年2月成功加入北约。与此同时，“泛突厥主义”理论成为了一些政党的宣传口号和行动指南，并为“泛突厥主义”思想进入国家政治体系创造了条件。

1965年的伊斯坦布尔

1969年，由费夫齐·恰克马克元帅担任首任名誉党主席的"共和国农民民族主义党"更名为"民族主义行动党"，成为了第一个在政治纲领中公开宣扬"泛突厥主义"的政党。

在今天看来，这些带有“泛突厥主义”倾向的政党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具有着强烈的“反苏反共”倾向——这与土耳其政府有意疏远、对抗苏联的举措，可谓遥相呼应。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行动党"党的党魁图尔克斯，先后组建了多个民族主义组织。其中，以“建立大图兰突厥帝国”为目标的"灭狼"，便是典型的代表。该组织不仅强调军事化管理，还力图借助恐怖袭击、颠覆破坏、迫害屠杀等手段，实现所谓的“泛突厥主义”思想。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泛突厥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抗土耳其认同面临的现实或臆想的外部威胁的作用”。

1965年的伊斯坦布尔住宅区

2）“泛突厥主义”的新瓶颈

一系列反共反苏、倡导国家世俗化以及与以色列建立亲密伙伴关系等举措的颁布，无疑进一步拉开了土耳其与周边邻国的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的经济建设和外交均遇到了瓶颈。

进入80年代后，时任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1927—1993）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

政府不仅有意加强了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企业家的经济地位，还努力搭建了“黑海经济合作组织”，这便是被西方称为"新奥斯曼主义"的外交哲学。与此同时，泛突厥主义遭受到了一定的遏制。

不过，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世界大变局，“泛突厥主义”又双叒叕在土耳其境内死灰复燃了起来。

伴随着红旗的降落，苏联成为了历史

7）苏联解体后的泛突厥主义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等五个“突厥语国家”宣布独立。出于国家构建的需要，“泛突厥主义”思想在中亚地区似乎产生了“星火燎原”之势。

1）“泛突厥主义”在中亚

这样的现状，无疑给土耳其提供了展开地缘政治想象的空间和实践的便利。于是，原本有着乌托邦色彩的“泛突厥主义”理论，一下子成为了“或许可以为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利益服务”的思想工具。

于是，大量宣传“泛突厥主义”理论的作品抢占了中亚五国的市场， “突厥语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构想也被提上了日程。

1992年，时任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在与中亚五国首脑会晤时就公开表示：

“我们有共同的根，我们是同一棵大树上的枝杈，如果我们能对这个历史性机会做出评价并避免错误，我们就能把21世纪变成突厥人的世纪。”

与此同时，不少中亚五国的政治精英们，也对“泛突厥主义”表达了较为强烈的认可，比如时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1938—2016）认为：

“我认为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经济、精神乃至政治上统一起来的中亚”，“我们的人民将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斯坦的呼声，我对此深信不疑”。

图尔古特·厄扎尔（左）和卡里莫夫（右）

2）“中亚野望”的迅速破灭

不过，这种兴趣在90年代后期便迅速冷却了下来。在今天看来，中亚国家态度的变化，既与土耳其的内外局势有关，也与它们对独立主权的认识密不可分。

首先，自从伊斯兰繁荣党在1995年上台执政后，土耳其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出了较为浓重的“伊斯兰化”痕迹。显然，这种做法遭到了国内世俗力量和军方的激烈反对和批判。尽管在1998年该党被禁止活动，但土耳其的国内政局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当中。

其次，尽管土耳其在北约有着一席之地，但一直都没有被外界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因此，他们既无法向中亚五国提供更多世俗化、民主化、西方化的经验，也没有足够强大的经济、金融、技术和其他资源，推动“突厥语民族的最终统一”。

纳扎尔巴耶夫

第三，中亚五国的政治精英们，很难愿意将从"老大哥"手里继承过来的权力拱手“让渡”给土耳其。对此，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一书中如是写道：“土耳其总统在和中亚各国的交往中，不掩饰地向往着建立从贝加尔到地中海和多瑙河的强大突厥国家联合体‘理想’，但是这不能被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所接受。”

在遭遇了一系列冷遇后，土耳其政府不再将泛突厥主义视为一种政治学说，将其评价为“一种历史现象”，并将自己与中亚五国的关系解释为“文化或经济联系”。至此，“泛突厥主义”思潮在中亚五国彻底失去了市场。

“中亚五国”概况

8）尾声

进入21世纪以后，土耳其所倡导的内外政策，先后被冠之以"欧亚主义"、"新奥斯曼主义"等名称。但需要指出的是，“泛突厥主义”思潮一直都在土耳其境内暗流涌动（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什么是“泛突厥主义”？）

在政治领域，“泛突厥主义”政党依然颇具存在感。比如前面提到的"民族主义行动党"，至今仍有很多支持者。在2018年议会选举中，该党得票率为11.2%，与现任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得票率为42.4%）组成的"人民联盟"，一度成为了议会最大集团。现如今，该党也是议会第四大党，影响力不容小觑。

埃尔多安的“帝国之梦”

在学术研究领域，“泛突厥主义”思潮颇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一些土耳其知识分子们，积极在境外建立带有“亲土耳其”内涵的社会组织，大力支持各种“借用泛突厥主义”理论编撰的学术著作和刊物。

最后想说的是，土耳其人的“突厥梦想”，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时期衍生出的“文化产物”。理由很简单，这种“突厥认同”能够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为某些特殊群体实践扩张野心，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可以预见，伴随着世界局势的激荡变化，“泛突厥主义”依然有相当大的可能，再一次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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