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点一点（我们一点光都没有）

1955年，陈再道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再道（左三）视察青藏铁路时与部队领导合影

将军后代合唱团演出现场

陈江平身穿演出服留影 在开国将领中，陈再道的英勇善战是出了名的，毛泽东、朱德说他是“一员战将”，徐向前、陈毅盛赞他“再道之勇”。他还是一位“硬汉”，带出了武汉军区“硬骨头六连”，有人说“他本人其实是最硬的那块硬骨头”。从鄂豫皖走出来，历经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直至四军军长，陈再道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作为陈再道的小女儿，陈江平从小就知道父亲那一辈人的成绩，自己根本无法企及，“他们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做老百姓，那我们就踏踏实实做老百姓。”

陈江平一直从事着普通的工作、过着平淡的生活。她说，父亲如指路明灯一样引导影响着她的价值观，父亲那一代人有耀眼的光环，而他们什么光芒都没有。

自己用手指把子弹从伤口里挤出来

“信仰坚定是他们一代人的特点”

陈再道出生于湖北麻城市乘马岗镇新村程家冲，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只能跟叔叔生活在一起，后来叔叔也生病去世，他成了孤儿。陈江平说，父亲幼时家贫，他的母亲曾托人送他到当地一个私塾听课，其实就是在外面窗户听人家讲课。然而，这种听课也没持续多久，因为在那里备受欺负，陈再道又是一个很倔的人，一气之下不学了，所以他基本上不识字。1926年4月，陈再道参加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其实他的本名叫程载道，报名的时候人家问他叫什么，他不识字，而且说的是土话，名字就稀里糊涂被记成了“陈再道”，问他写得对不对，他也不知道，只说“你写上我的名字就行了”。自此，“陈再道”就这么沿用下来了。

1927年陈再道参加大别山区秋收暴动，同年参加黄麻起义。黄安县城失守，他与起义武装转到黄陂县木兰山坚持斗争，这就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有名的“木兰山72英雄”。当时，全军的经费仅仅几百块银元。保护装有银元的钱袋子的安全，成为转移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棘手的一件事。军长吴光浩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瘦小但机灵的陈再道。

有一次敌人追得很紧，陈再道背着沉重的钱袋子，转移时掉了队。敌人见状高喊“抓活的”，当时陈再道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搭上性命也不能让这几百块银元落到敌人手中。但是如何甩掉身后的追兵又能保证经费的安全呢？危急关头，陈再道看到前面有一个池塘。急中生智，他故意跌倒，顺势把钱袋扔进路边的池塘，爬起来就跑。当晚，陈再道趁着月色和战友一起从池塘中捞出钱袋。正是这一袋子银元，使得全军度过了在木兰山最初的艰苦生活。

1932年1月，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商潢战役，身为营长的陈再道不幸被一颗子弹打中了左臂，当时鲜血直流。为了不影响行动，他让他的通讯员用刀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挖出来。可是通讯员面对自己的首长，怎么也不忍心下手。在这种情况下，陈再道自己咬紧牙关，用手指把子弹从伤口里给挤出来了。当时鲜血直流，但是他顾不上包扎，又勇敢地冲上了战场。战斗结束后，给陈再道看病的医生一边给他包扎一边笑着说：“你这个人真算命大，如果这一枪再往前一点，恐怕你吃饭就不香了。”陈再道却回答：“革命还没胜利，哪能轻易就‘光荣’了！”徐向前知道他这个特点，所以每次下命令时，都会补充一句：“陈再道不能打冲锋！”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率领的红四军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陈再道被任命为第386旅副旅长。即将离开生死与共的部队和战友，陈再道十分不舍，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四军真可以说是一起成长的，从黄麻起义开始，先是一个队、一个营，以后是一个团、一个师，最后发展成一个军。我自己则在这支部队从一名战士一直当到军长，整整十年。”陈江平说，父亲从鄂豫皖走出来之后，当过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步一步上来，几乎一级都没有落过。她觉得，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打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很勇，无所畏惧。“他经常对我们说，参加革命就要不怕死，豁得出去。”陈江平说，“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不等于没有智慧，包括我后来接触过的叔叔们，他们绝对不是莽撞的人，打仗要有勇有谋，他们经历了几十年枪林弹雨，我们的部队从弱小到强大，这一定是有很深刻的原因的。”

退休后，陈江平走过父亲战斗过的很多地方，比如红安、麻城、太行山等等。2018年5月，陈江平和几位将军后代进行了“重走长征路，体验远征难”红色自驾游活动。他们沿着红军前辈当年的足迹，途经四川都江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县、茂县、松潘县、若尔盖县、包座大金寺及九寨沟县、甘肃陇南两当县、天水市、陕西临潼、富平、西安，历时半个月，行程5000多公里；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吸着氧气袋，克服了高原反应。

一路走下来，陈江平收获很多，因为父亲这一辈人很少讲过去的事情，等到退休后想了解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了，“很遗憾，所以只能靠自己去了解。”陈江平说，父亲出版回忆录，那么厚的一本书，数十万字，对自己的功绩讲得很少。他总是说哪个战友牺牲了很惋惜、哪个战友作战很英勇，他把那些牺牲的战友列了个名单，“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代人的特点，无私无畏，信仰很坚定，就是要为解放全中国奋斗，而且他们做到了。”

扒火车走了三天到北京找父亲

“我这个人比较叛逆，这一点像父亲”

陈江平出生在河南开封，在她两三岁的时候，父亲被任命为武汉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全家搬到了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时，陈江平15岁，还在上中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片混乱，陈再道一直被关在北京，家里人都不确定他具体在哪里。“后来出来一个报纸，说我父亲在北京自杀了。那个时候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们很担心，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母亲说，以她对父亲的了解，他绝对不会自杀的，因为那个年代，自杀就等于对革命的背叛。” 陈江平决定独自去北京找父亲。她给母亲留了一张字条,偷偷离开了家，和她同行的还有一位她的同学。“那会儿没钱买车票，我就扒火车，上不了客车，只能扒货车。当时没有直达北京的货车，转了好几趟车，走走停停。最可怜的是我们没吃的，每个货车站都有很多水龙头，我们就在水龙头上喝水。现在想起来好像挺艰难的，但是那会儿真没觉得多苦，到底是年轻，而且我这个人比较叛逆，这一点像我父亲。”陈江平笑言。

走了三天，货车到丰台停了，她和同学买了两个包子，又花两毛钱买了一张票到北京。在来北京之前，家里人听说父亲被关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住进了后小楼。那里已住了一大批受冲击的将领，如宋任穷、钟汉华等人。当时，人们因为楼上住的是“反革命”分子，故称后小楼为“黑小楼”。陈再道、钟汉华却叫它“红小楼”。渐渐地，红小楼的叫法就传开了。

陈江平说，她在海运仓门口被扣了好几个钟头，不断有人审问她怎么知道父亲在这里，不过最终还是放她进去了。“我一敲门，传来父亲的声音问‘谁呀’，我当时激动得不得了。父亲看见我很激动，但他不太会表达感情，也不说自己在哪里批斗受了什么罪，只问了家里的情况。” 从女儿那里，陈再道了解到自己走后，妻子被揪斗，家里的东西也被造反派抄走了，两个工作的儿子和三个上学的孩子也因父母问题受牵连。“那时武汉有特别多的批斗会，父亲去了北京，他们找不到父亲，每一次必须都拉着我妈妈。因此她身体不好，70岁多一点就去世了。”陈江平说。

陈再道一手带出了武汉军区“硬骨头六连”，有人说“他本人其实是最硬的那块硬骨头”。尽管备受冲击，陈再道一直不屈服，他觉得自己没有错，因为他保护的是广大的群众，是问心无愧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解放老干部，要让干部出来工作。“他很高兴，但是当时没有适合他这一级的职位空缺，他表态说没有关系，你给我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只要让我出来，为党为人民做点事情，我不计较什么职务。”1972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陈再道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他本来是正职，这等于说是降级安排了。那会儿我去过福州看他，他非常投入工作，沿海地区有台风，他经常到基层去调研，下部队、上灾区、搞训练。”

1977年，陈再道被任命为铁道兵司令员，那时候他已经快70岁了。陈江平说，尽管年纪很大了，父亲却像焕发青春一样。铁道兵是个很艰苦的部队，几年间，他把铁道兵重要工程的施工现场几乎跑了个遍。从黑龙江的吴八老岛到金沙江畔，从长城脚下到巴山汉水，从南疆“火洲”到青藏高原的“生命禁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陈再道的秘书张明鸣曾这样回忆：整个南疆线、青藏线，陈司令是一个团一个团地看，有些条件很差的地方，都住的帐篷，这老头都进去到帐篷里去看，全程大约一千多公里，而且是和部队住在一起。他这样的作风，我觉得可能在铁道兵的历史上也是比较少的。

去核试验现场参加动物试验

“我想的是哪艰苦就到哪里去”

陈江平说，父亲当了一辈子职业军人，生活中对自己严格，他的衬衣扣永远是系着的。他对子女也严厉，比如不准手插在口袋里，穿衣戴帽要规规矩矩，冬天冷手不能拢起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周末早晨不能睡懒觉，等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父亲教育我们做事不要胆怯，我们学游泳，他就把你直接扔到水里练，有时候我妈妈都看不过去。当时觉得他有点过分，但其实是有用的。”

小时候,有一次陈江平贪玩,让叔叔代写了病假条,就跟一个阿姨出去玩了,一天没去上学。后来老师家访,母亲知道后就严肃地教育了她,父亲虽然没有开口批评她,但看起来非常生气。“在父母眼里,撒谎和骗人是一个绝对不能被容忍的事情,这是原则问题。”陈江平说自打那以后,自己再不撒谎,这种家风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渐渐成为自己人格中一种坚定的存在。

陈江平当过三年的野战部队医务兵，那时是在师医院，和军区医院不一样，要求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要赶紧支起帐篷，手术台快速搭建好。陈江平还参加野战兵的千里拉练，“一个师去8个女兵，我就是其中之一，最多一天走了140里，腿都迈不开了，昏昏沉沉。”之后，陈江平考上了武汉同济医学院，毕业之后回军内工作。陈江平说，她这一生有一件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那就是1978年去核试验现场参加动物试验。当时会把兔子、狗、猴子等动物投放在距离爆炸中心不同距离处，在核爆之后，观察动物辐射量和发病情况。陈江平说，他们在马兰实验基地，一待就是两三个月，核爆之后，他们要抓紧时间进场回收动物，“虽然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也不可能等辐射散太长时间，因为晚一点可能动物就死了。”陈江平说，她在现场看原子弹爆炸，看到蘑菇云升腾像棉花一样散开，特别激动。后来陈江平的身体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白血球曾低于2000，“当时去的时候是自愿原则，我想的是哪艰苦就到哪里去，这跟父辈的教育、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分不开的。我接受了任务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是很自豪的。”

在将军后代合唱团坚持11年

“等我们唱不动了再说”

陈江平今年67岁了，可是，当她向记者走来时，却几乎没有年龄感。金边黑色墨镜，桃红色短袖搭配明黄色九分裤，一看就是经常运动的身材，处处流露出活力和气质。她喜欢旅行，经常看《向往的生活》，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坚持了11年之久的爱好——唱歌。

1958年12月5日，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典，由一百多名陆海空军将军们（包括当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内）组成的“将军合唱团”成立。2008年，他们的后代带着对父辈的敬仰组建了“将军后代合唱团”，陈江平是第一批团员。11年来，合唱团先后走遍全国十几个省市，公益巡演200余场。说起合唱团来，陈江平两眼泛着光彩，可以看出，她对这个团发自内心的热爱。她还从手机里找出一张合唱团成立之初的大合影照片给记者看，“最边上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就是我，看看，现在比那时老多了。”时光飞逝，凭着心中传承父辈信念的一股热忱，她一唱就是11年。

据陈江平介绍，合唱团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后来陆陆续续有一些人退出，目前在册的有100多人。合唱团完全是一个社会团体，演出全部是公益性质的，“我们自己心里明白，我们不挣钱，就是演出宣传。”加入合唱团后每年都要交团费，就连合唱团的演出服装都是自己出钱做的。为了和当年父辈们在舞台上的穿着保持一致，他们的演出服特意选择了和当年的将军制服相同的布料和款式。但是当年的将军服衣料是苏联进口的，现在无法找到同样颜色的布料。后来，机缘巧合下才找到相同颜色的布料。

成立之初，合唱团的平均年龄是60岁，如今，这个数字到了68岁，陈江平已经算年轻的，团里有很多70多岁的人。去外地演出一趟并不容易，然而，他们每次都满含激情，依然坚持一周两次的排练，拖着箱子上火车上飞机。陈江平说，团员们精神状态都很好，他们觉得干的是一件正事，尽到了宣传父辈精神的责任，老了老了，虽然能力有限，起的作用比较小，但他们已经尽力了。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合唱团的邀请不断，4月份在北京刚演了一场，反响很好。去年11月份，合唱团和海军军乐团合作，举办了一场规模比较大的演出，形式很丰富，有大合唱、小合唱、朗诵、独唱，甚至有舞蹈。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于合唱团的未来，大家也都有担忧。“就这么走下去，等我们唱不动了再说。组织一个合唱团，总会有开始有结束，这也很正常。”

陈江平说，虽然父亲是上将，但和很多开国元勋的后代一样，在父亲光环下长大的他们就是一个普通人，“光环是他们的，我们一点光都没有。”她说，做普通人正是父亲对她的要求。“从小，我们就知道，父辈的成绩是我们所不能企及的，他们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做老百姓，那我们就踏踏实实做老百姓。”

本版文/本报记者 陈品 供图/陈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