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例是什么（厘清义与）

　　“旨义与体例”是方志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探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无论对于实现方志理论研究宏观与微观的会通，还是对于深化方志理论研究，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旨义与体例”简称“义与例”“义例”，是方志学的一对基本范畴。这对范畴的生成历史比较悠久。南宋吴子良率先探讨义例关系如何把握的问题。他说：“今其书凡例以义起，去取以法定，著善别流品，因事列篇什。按是非于故实，感得失于世变，寓劝戒于微辞，实关教化，何止证之聚之也哉？”吴氏此言提出三要求。一是要求“凡例以义起”，二是要求“去取以法定”，三是要求采用“按是非于故实”笔法。元承宋余绪继续探究义例关系问题。例如，严德元称《奉化县志》编修体例曰：“仇泰然旧为青人，周美成旧为汴人，而子孙皆生长于此也。此不书，故书之义例也。”这里所言是记人体例。明李贤等称《大明一统志》编修曰：“是非必有据依，以立义类凡例。”秦夔称《无锡县志》编修曰：“本之以郡乘，参之以史籍，大致仍其旧。立义著例，则断以己意。”前引两段话意思相仿佛，都是说按既定义例办事。在修志中，“义”回答“为什么修、修什么”的问题，属目的论范畴，“例”回答“怎么修”的问题，属方法论范畴。在志书中，“义”即内容（含观点和事料），以回答“记什么”的问题。“例”即形式，以回答“如何记”的问题。在用志中，“义”回答“为什么用、用什么”的问题，属目的论范畴；“例”回答“怎么用”的问题，属方法论范畴。义与例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义为主、义定例和例从义

　　撰著书文以意为主，是我国传统文论的一贯主张，也是传统志论的一贯主张。如清章学诚说：“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义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又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由此可见，在章氏看来，志中“事、文、义”不仅融为一体，而且“义”还居于统领地位。在义例关系中，不仅有“义为主、义定例”的一面，而且有“例从义”的另一面。明嘉靖《宝应县志略》作者则明确提出例从义出的见解。他们总结《宝应志略》编纂经验曰：“六篇之中，义以立事，例以义裁。”清程廷祚亦有类似见解，他说：“著书者以义为体，而例从之。”民国吴宗慈亦曰：“今作志者必先撰体例，几为一般通则。夫古人著书未尝先有例，要皆随文起例，所谓例由义起者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方志大辞典》也曾设有“因义生例”辞条，其文曰：“修志者需首先确立指导思想和要求，在‘因义生例’，才能不犯‘人云亦云，东涂西抹。不知取舍，不务剪裁’的毛病。”

　　有常例、无定例和创新例

　　为文有大法而无定法，此为古文论的一贯主张。如元郝经曰：“文有大法，无定法。”后志界化用古文论观点，提出修志有常例而无定例的新主张。例如，明伍晏就认为，修志是有常例的。他说：“笔削秉是非之公，褒贬严取予之正，无假借诡随，公而不私，此修志之定法。”清戴震则认为修志并无“一定义例”。他针对章学诚《和州志例》说：“此于体例则虽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无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民国寿鹏也有类似见解，他说：“顾例亦何常，惟期其适，但使通人为之，例可自创。戴东原云：‘修志亦无定例，惟所便尔。’可谓知言。”章学诚很重视修志创新立例问题，他说：“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可也。”当今修志既重视批判继承传统旧例，更重视从当代和当地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修志新体例和新方法。（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