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cccp 斯大林发来指示电

老覃在前些天写了《张学良为何倒向弱小的红军？毛主席制定的西北计划让他难以抗拒》一文，详细讲述了毛主席在红军处于绝境之中苦苦谋求出路，最终利用仅有的条件和仅有资源制订出一个让张学良难以抗拒西北大联合计划——红军与东北军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彼时，将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共方面负责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从而形成西北大联合的抗日局面。

张学良不惜与老蒋闹掰，就是看准了和中共的联合可以获得苏联的支持，那样的话，东三省可望收复，国仇家恨可望得报，耻辱可望得雪。

但是，老覃在随后写的《西路军渡河后，苏联的援助为何没有了？毛主席他们的处境有多难？》一文中也说了：斯大林之所以在共产国际“七大”会上向林育英许诺援助中共1000吨军火，并非出于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原因，而是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

究其原因，是德国已和日本对上眼了，而且，这两个国家都对苏联不怀好意。为了预防不测，他想开辟中国战场，让中国人帮助自己对付日本人，避免苏联出现两线作战的危险局面。

但是，1936年8月，日本广田内阁搞出了一个北进政策，并将之列为日本国策，这，就摆明了日本要跟苏联开干了。

斯大林抓狂不已。

在他看来，中共的力量太过弱小了，想要在短期内壮大起来的可能性不大，他准备把宝押在了老蒋身上，积极向老蒋示好。

斯大林的这点小心思，毛主席和老蒋都能猜得到。

毛主席看到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的时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苏联的援助可能会泡汤，他决定快刀斩乱麻，趁苏联尚未彻底形成决策前，拿到那批早已经准备好的军事援助。

1936年8月25日，他给在莫斯科的王明发去了一封措辞迫切而强烈的电报，表示：无论如何困难，我们都会接近新疆与外蒙，拿到那批援助。

就因为形势是如此紧迫，三大主力红军刚刚会师，夺取宁夏计划就仓促展开了。

老蒋那边当然也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来对付日本，但他眼看红军已经被围困喘不过气来了，似乎，“清除内患”就在翻掌之间了，他一边跟苏联谈判互助协议的细节，一边加大围剿陕北红军的力度。

斯大林也是明白人，他从苏联自身的安全角度出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让中国尽快结束内战。

这种情况下，他不但不会给中共提供援助，还变着法子劝中共全面接受南京政府的招安，要中共服从共产国际的安排。

老蒋呢，认为自己胜利在即，开出的招安条件极其严苛——“由南京政府收编红军。师以上干部一律出洋，整编过渡期间只可暂留3000人”。

这样的条件，毛主席岂能答应？

从1927年到1936年，这差不多10的时间里，多少共产党员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岂能因为你斯大林这轻飘飘的一句话，便让这些先烈的血白流？

毛主席的不妥协，招致了老蒋对红军更加疯狂的围剿。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却通过外交部向老蒋表示“中国内政，不便干涉”。

这里面的潜台词，老蒋懂。

苏联、中共、老蒋这三方博弈正激烈，冷不防张学良发起了震惊世人的“西安事变”！

不用说，张学良此举是捅破天了。

局势一下子变了。

老蒋方面自然是不用说了，成了阶下囚，吃了哑巴亏，憋了一肚子窝囊气。

斯大林则是直接掀桌子。

据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述，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消息的。当时，有人当即对西安事变作了肯定，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向斯大林建议枪毙蒋介石。

斯大林在12月14日晚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怒气冲冲地质问道：“中国的西安事变是在你的许可下发生的吗？”

季米特洛夫表示此事是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

斯大林怒气不减，又问：“共产国际内的王明是挑衅者吗？他为什么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他们枪毙蒋介石？”

斯大林其实在12月13日通过宋庆龄的电台，亲自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要求“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将蒋介石释放”。

斯诺在其著述《红色中华散记》中，引用了他1937年11月2日在上海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后所记的日记，说宋庆龄告诉他：斯大林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

而季米特洛夫震慑于斯大林的态度，于12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重申苏联的政策，最后一句特别强调：“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

此外，在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发生事变》的社论，指称扣押蒋介石是日本人的阴谋，把张学良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而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紧随其后，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没有半毛钱关系。

老覃在上个月写的《1936年，张学良请求和红军联合，遭拒绝后，由衷慨叹：毛主席真伟大》一文中说了，早在1936年9月1日，毛主席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了“逼蒋抗日”。

而在随后写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国焘大发议论，其见识和毛主席相比，实在差得远》一文中提到：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事变后联名发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电报，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毛主席当即召集了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决定了“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的方针。

会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

对于斯大林发来的颐指气使的“密电”，毛主席怒极而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他故意在收到季米特洛夫来电之后再拖延了两天，即在12月18日，才以不屑一顾的方式轻蔑回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

毛主席此举是在向斯大林表示：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无需单独回电。不过，张学良是非常在乎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的反应的，他在12月17日晨致电毛主席，问：“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鉴于《真理报》《国际通讯》等报的舆论方向对张学良不利，毛主席轻描淡写地答复道：“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