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靖江的真实生活 微靖江始于192792岁靖江老人万字长文回忆一生

文章作者为倪丁文老先生，今年九十有二，回忆一生写下万字长文。其孙倪洁先生遵老人家意愿，将此文投稿至微靖江。

本文时间跨度从1927年始，最晚至2017年，大部篇幅描述建国前。倪丁文老先生祖籍靖江斜桥镇，文内对建国前的靖江多有描述，不失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全文11545字，预计阅读时间40分钟，建议收藏阅读。

漫漫求生路

我的幼儿时代，多灾多难，东奔西颠，几处求生，始终无果，待最后一次离开无锡的时候已经20岁了。那是1947年4月底的事情，我怀揣两封由何致中先生亲笔写的介绍信，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又一次前往上海，为的是能够真正学到一门手艺，不靠别人靠自己来求生。坐在从无锡到上海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铁路两旁荒芜的田野，心里有说不出的伤痛。细想一下，上海这应该是第三次来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多次失业，每次幸有贵人相助而渡过难关，这次能否生存还是个未知数？

童年的事

我叫倪丁文（倪鼎文），祖籍江苏靖江斜桥镇东倪家埭人。192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生于上海南市小东门福祐路“精业工艺社”，一个制造阳伞的自家小作坊里，兄弟五人中我排行最小。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庭，不料1929年某夜，邻居家发生火灾祸及到这边，家中的一切物资包括房屋全部被焚毁，我这条小生命还是消防队员们从二楼抢救出来的，但我的一个哥哥却未能幸免。

遭此大祸不到一年，家中的顶梁柱我们的父亲得了急病不治身亡，20天后母亲也相继去世。在处理完丧事后，因上海生活费用太高，二哥鼎型继续留在上海学徒，奶奶便带着最小的哥俩四哥和我回到了老家斜桥镇租房栖身。生活来源一方面靠二哥在上海当店员的微薄收入，再一个靠奶奶的一点积蓄和她给有钱人家做点零活，四哥领着我在附近拾点破烂、到菜市场捡些菜叶等来维持生计，这些都是奶奶告诉我的。

到我6岁该上学的时候，奶奶看着两个小兄弟整天到处乱跑也不是个办法，就去斜桥镇找到镇小学校的校长、我父亲的同学陈勋达。奶奶将自己的心愿和之前家中遭遇的不幸讲述给他听，陈校长深表同情，就免去了我们哥俩的学费。该校有个规定：终考成绩在前三名者，可免缴下学期的费用。因此，我和四哥鼎铨在此读书，四哥比我大三岁，插班去高年级上课，我们相互比赛，一直保持在前三的成绩。

中日战争爆发，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日本鬼子占领靖江县城和东倪家埭附近的新港、土桥，并在村边建立了据点，黄协军也占了校址，斜桥小学被迫停办，不能继续上课了。四哥就去上海谋生，剩我和奶奶在家。70岁的奶奶因操劳过度重病在身，家里一贫如洗又无钱请医生，更谈不上住院治疗，不管怎么侍候总不见奶奶的病情有所好转，想什么办法也无济于事。次年阴历八月二十五日早晨，叫奶奶吃饭时她不应声，方知已经断气多时。多亏在堂伯倪贵卿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才把奶奶入殓安葬。

真是祸不单行。上海的二哥因常年劳累罹患痨病，于同年十一月吐血不止而离开了人世。那时的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失去了依靠和生活来源，凄凉茫然不知所措。好在堂伯倪贵卿把我寄养他家，平日里帮助干些轻微的农活和家中的一些杂事。阴历年前，去斜桥街一位方姓表叔那里，他家开有一间杂货铺，就把我安顿在这里帮忙看摊售货。

春节后，二嫂回来把我带到上海，找我二哥的同事帮忙，介绍到六马路东新桥“雷仁记”搪瓷瓷器商店学徒。临行前，二嫂还把她结婚时的新被褥给我做行装。嫂娘如母，二嫂的恩情可谓天高地厚，使我终身难忘，二嫂也终身没有离开我们倪家。四哥1956年因犯了所谓的错误，1958年被遣返回原籍种田，二嫂也跟着一起回到乡下。因没有了收入来源，我就经常寄些钱回去报恩，直到四哥落实政策为止（1987年平反，工资定为110元）。

求生之路

“雷仁记”的店铺，是一间有30平方米左右的门面房，屋子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是经理办公兼晚上睡觉的地方。经理和协理各一人，两名营业员，还有我这个新手共五人。每天9—22点为营业时间，没有星期天，只在阴历年放假时轮流值班，端午、中秋节改善一下伙食。到“雷仁记”学徒要行拜师礼，立下文契（卖身契），学三年、帮三年才准出师。只要你眼里有活，手脚勤快，对顾客热情，能拉来生意，经理就高兴。每天早上粪车摇铃“倒马桶”，我就得把马桶拎出门外倒掉，提前去里弄尽头的“老虎灶”把开水打回来，给大家准备热水洗脸，摆好洗漱用品，打扫后堂卫生，再给他们去买早餐，我也顺便买最便宜的早点将就一下，然后把店面“排门”一块块扛到里弄里去。店里中、晚两餐是“包饭”（专卖员按时定量送来），吃饭时，看经、协理吃完要给添饭，大伙都吃完我就不能继续吃了。晚上商店“打烊”，他们出去逛街看电影，我就留在店里等候，并把店堂整理出空地，搬来折叠床和木板供店员就寝，自己睡地铺。早上店铺开门前再把睡觉的用具收拾好，放到阁楼底下墙角处的隔板后面……这些都是不成文的规矩。我的经理师傅姓张无锡人，对人严厉没有笑脸，有一次干活不满意，拿起鸡毛掸子照着我的脑壳就打，还不能吭声。学徒期间，除了干好自己的事外，还要干侍候人的杂活，得到经理的认可，就能留下来接着干，否则卷铺盖走人。店里管吃管住没有工资，每月有5元“月份钱”，除吃早点外，剃头、洗澡，让“缝穷婆”洗衣服、缝洗被褥等，略有节余。在这里学徒一年多，因店铺租赁合同到期，房主要收回自用而解散，我一时也不知何去何从？着急得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原股东之一的邹应侯先生无锡人，看我在此工作期间为人老实又勤快，同情我的难处，就介绍我到四马路福建路口一家大公西药房的仓库这里干些杂活，并给厨师当个下手，洗菜烧水送。药房的营业时间是9—18点，夜里不用值班，我便利用晚上19—21点的时间，去民间开办的夜校交点学费补习文化。一年多后，股东之间产生了矛盾，我无法继续待在这里，邹先生又把我带到无锡。先在迊溪桥青果巷本家亲戚的五洋杂货铺帮忙，干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最后又把我介绍到他的表亲何家。

好人相助

何家在无锡西门内西溪河铸冶巷6号，何子渊老先生在不远处的西水关内荷花荡开了一个天成染织厂，就安排我在这里当练习生。工厂里的工人大多数都是临时雇来的，按产量多少付给酬金，这样总算稳定下来了。可是时局不稳，日伪政府时期的工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产品销路也存在问题，加之何老先生年近七旬，精力有限，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了。就在日本投降的那年，把工厂转让给江阴一位姓沈的布商经营，我继续留在这里干活。后来姓沈的老板也干不下去了，染织厂先后换了四次厂名。这期间虽然也学到了一点技术，弄懂得了一些染织方面的知识，但工作不稳定，收入也成了问题，还是不能自立生活，一事无成，真是愁死人了。

何子渊老先生有两个儿子，都在荣氏成都建成面粉厂工作，又是高层管理人员，并且还和荣家沾亲带故。我无事经常过来帮助老人家的生活起居，何家的人也都很喜欢我，不把我当外人，一直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这时，恰逢老先生的二儿子何致中升任上海建成面粉厂的经理，顺道回无锡休假探亲，就和致中谈起我的情况，并把我叫到他家里详谈，可否愿意去千里之外的宝鸡工作，说：“那边的工厂缺人，并一直在招工，如果愿意去，可以帮你介绍。”我当时就激动得不行，说：“愿意去。”何老先生的大孙女何毓楣大我一岁，去年刚和宝鸡申新铁工厂的朱永铨结婚；宝鸡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荣家是从当地无锡创建的茂新面粉厂走向全国的，对荣氏家族的企业实力更清楚。

何家的知遇之恩我始终没有忘记。1980年大儿子结婚回老家，我还特意买些核桃、红枣等土特产，让他顺道去无锡看望东家的后人和友人。觉民回来后对我讲：拿着我写的信和地址，找到了西门内西溪河铸冶巷6号老宅。何致中的哥哥何静之年已70多岁了，老俩口热情地款待他们，非要留他俩在这里休息几日再走，才晓得30多年前我在这里的事情。他们的小儿子何毓源比觉民大6岁，给他们详细介绍无锡的名胜古迹、传统文化及地方特色小吃，觉民至今印象深刻。他们也带去了我对何家的问候，并感谢他们的前辈当年对我的一路帮助。

上海并没有因内战而萧条，十里洋场仍然是世界冒险家的乐园，灯红酒绿，歌舞升平。这些对我来说并不是所关注的，而上海江西路421号才是我最关心的地方。

荣氏家族的“三新”（申新、福新、茂新）公司总管理处就设在这里。四楼有宝鸡“申四”“福五”的办公室，我顾不上环看四周，急速奔向四楼找荣叔廉，他是专门负责给宝鸡厂采购所需物资和托运货物的负责人。我将其中的一封信递过去，他看完信后也没有多余的话，就对我讲：刚好近日有两车油料（美国的锭子油和变压器油），一车五金机械配件等，急需通过火车运往宝鸡，车上需要押车人员，你就随车过去吧，并叫来茶房安排我免费食宿。

1947年5月上旬，火车从上海北站出发，宝鸡厂职员王世荣负责一路打点和大伙吃饭的问题，我们押车的只要看好车上的货物就行。车到徐州就不能走了，要换车皮（津浦线换陇海线），货物要重新装卸编组。货物只好卸放到车站的一角，我们就守候在货的旁边，在此等候了一个多星期才装车起运。一路上走走停停，磕磕碰碰，麻烦不断，不给买路钱就找理由不让通行。但好事多磨，直到6月16日才到达斗鸡台火车站。此次随车过来求职没有自掏腰包消费，还发了一笔丰厚的押运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王世荣简单给我讲了这里的情况，就暂时先安排我住惠工三部男工宿舍，再领我去办公大楼下面的职员小灶吃饭，待遇比我想象得好多了。随后，我拿着这笔收入，就去厂区东大门西边的员工消费合作社，看有什么可买的。进去一看，这里的品种还挺齐全，都是家庭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里面还有“成衣部”，专为员工制作衣服，好多做好的成衣挂在衣架上，我就挑着买了件合体的衣服和其他日用品，顺便把斗鸡台周边的环境熟悉了一下。

新的希望

申新是1938年日本占领武汉之前，从汉囗西迁到宝鸡的民营企业，是国统区西北最大的军需品供应基地。这时的申新公司已发展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民族工业，拥有员工4000多人，土地面积达1159余亩。除生产经营纱布、面粉，还拓展到机器制造、发电、造纸、煤炭、运输车队等行业；还开办了中、小学校，满足斗鸡台地区和公司学龄儿童求学的需求。成为内迁西北企业中发展最完善的民营企业之一，是当年汉口工厂占地面积的10倍。

抗战时期，工厂里的厂房设备曾遭遇日本飞机多次轰炸破坏，为避免再次造成重创，公司决定建造能防空袭的车间，具体由龚一欧工程师负责设计施工。他在设计建造“透平”（发电机）厂房时，利用地形设计为半地下车间，外观看起来很矮，里面却很大。并用钢筋水泥将屋顶建成陵墓状，承压能力达到了1万吨，屋顶用黄土堆积达8英尺厚度做伪装。在后来的敌机轰炸中，屋顶虽几经被炸，而车间里的机器却安然无恙。还有在长乐塬山坡根部开挖窑洞建纺纱工场，有效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营和前方抗战的物资支援。2018年1月，被工信部正式授予“国家工业遗产”荣誉牌匾，成为国家首批工业遗址，这里也是西北地区唯一的一家抗战工业遗址。

申新企业经济实力雄厚，还在省内外创办了许多分厂或联营工厂；在银行、保险、电器、报业、印刷等行业参股投资，获得利益，也垄断着西北地区的棉纱、布匹、面粉的市场需求。还在本省和四川广元、河南灵宝等地建立办事机构或设外庄，收购当地的小麦、棉花，市面上的物价都随申新厂的产品浮动而变化。

笫二天6月17日上午，我到铁工厂找到华选青主任，递上第二封介绍信，便很顺利就算录取了，一切进厂手续都是别人代办的。以后才知道，进厂工作，不但要有介绍人，还要有铺保，经人事股面试录取后才能入厂。随即派人把机加工车间领班陈桂柱叫来，华主任叮嘱陈领班给我找一位南方籍的师父。于是，就随陈领班去了机加一车间，找到仲师傅讲明情况，拜师的过程工厂不倡导也就免了。

仲耀生，1915年生人，祖籍江苏武进县，文化程度不高，不善于言表，但技术精湛，工作勤恳。是国家实行八级工资等级制时，厂里第一批评定的八级工之一，很受大伙儿尊重。我非常珍惜这一次的就业机会，见到师傅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仲师傅也愉快地接受了徒弟敬意，在以后的接触中，师傅的言行举止也一直感染着我。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仲师傅并不是这样的，他毫不保留地将其所有经验传授与我——开机床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机床的转速与吃刀量应如何配合，磨车刀的要领和应该注意的安全问题……耐心细致地讲给我听。他的数学底子差，掛轮计算比较原始，这个转一圈、那个转两圈地对我讲；其实就是分数1/2的关系，我对师傅说。我们师徒俩在一起相互交流，和蔼可亲，非常和谐，他就像父亲一样关心着我的生活，问寒问暖。家里做了好吃的，师娘就惦记着叫我过去，我也经常带些礼品去师傅家看望，并帮忙干些家务，辅导师弟惠民的家庭作业。

自食其力

铁工厂是李国伟亲赴贵州贵定县，邀请他的堂弟李统劼来宝鸡负责扩建的。李统劼带着一批流亡大半个中国的山东大汉——济南津浦铁路大修厂的技术骨干，义无返顾地坐上卡车颠簸着来到宝鸡申新，把原来的机修车间扩大成为铁工厂。工厂里的骨干师傅这时已发展到300多人，能制造纺织机械，包括发电设备的配件和造纸厂的全部设备。李国伟因此非常器重铁工厂这些技术骨干，管理上相对于纱厂较为优厚，奖励政策也由李统劼厂长自己决定。年终给职员和技术骨干发一次“黑资”，都是厂长亲自发放，多少不等，凭他对你的印象而定。操作关键设备和技术过硬的师傅可多得，甚至可超过一般人的好几倍，以资鼓励。

工厂有严格的考核制度，一般工人按工时计算工资，多劳多得；维修设备和组装产品实行包干制，难以计算的实行“论货工资”（计件工资），并根据实际情况每年进行修改或调整。

工资标准内含有工资、战时补贴、米面津贴，膳食津和“黑资”也在工资的范围之内。战时津贴按工资额度的60%—100%增加，每人情况不同，发的数额就不等。膳食津贴就是向员工免费供应一日三餐。米面津贴就是帮工、技工和职员等人的直系家属，不满16周岁的孩子按年龄大小，供应平价大米1—3斗，不在本地区居住的发代金。黑资就是年终奖，数额相当于3—6个月的工资。

公司管理很严，各项规章制度达700多条，只要有人违反纪律在这里都能找到处理的办法，而且非常细致实用。

“搜身”这在当时的纺织厂是普遍实行的一项制度，偷窃行为是工厂最为头疼、最难处理的问题。工厂共有三个大门：西门进货；中门厂职员和客户进出；工人要从东门出入，并要经过岗楼的男、女通道“搜腰”检查方能出厂。铁工厂工人经过多次争取，又因特殊的工作因素，我来时已获得不搜身进出的权力。

工厂每天8—18点为工作时间，午饭30分钟，周日休息一天，半个月发一次工资。每月全勤，奖励一天工资，发七尺布票，可到员工消费合作社免费领取。单身宿舍5张双人床住10人，有人管理，无偿提供被褥。纱厂1942年2月2日，在窑洞工场实行8小时工作制三班倒，但其他纺织工场仍然是12小时工作制两班倒，申新纱厂的8小时工作制用到现在也算是先进的。

纺纱厂的童工很辛苦，吃住都在厂里。上班前由管理员领着集体去饭堂吃饭，然后从侧门进入车间，下班由车间进饭堂，饭后由管理员领着回宿舍，不允许单独行动。他(她)们两个星期经宿舍管理员批准，从岗楼男女通道搜身后才能出厂一次，但不能单独行动。

公司一切事由都是按等级划分，职员吃小灶，精粉馒头，住长乐塬，经理、厂长住花园式洋房。住房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规划区域，房屋规模大小不等，区别对待。长乐塬东、西路口有厂警守卫，工人不允许随便上山进入长乐塬。原来经理们上下长乐塬有专门的轿夫抬着上山回家或进厂，人事股的郭炳和曾经是轿夫，我进厂时已经取消。职员单身宿舍两人一间，有专门的服务员，并设有球场、乒乓球室和阅览室、文艺活动室等设施。

工厂还规定，学徒满三年经考试合格可晋升为帮工，待遇是：六斗米金，可吃中灶，二荤、二素、一汤。再过两年可晋升为技工，待遇是：八斗米金，可带家属分配住房。学徒每半年考试一次，合格即升一级工资。我在这里看到了渴望已久的生活，暗下决心好好学手艺，做一个真正靠自己而生存的人。

亦师亦友

我进厂期间，正是党中央主动放弃延安，彭德怀指挥2万多解放军利用陕甘宁边区的特有地形，与胡宗南部的23万人马在这沟沟壑壑里周旋的时期。国民党敌特分子蛊惑人心，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街面上一片混乱，老百姓不明真相心里十分恐慌，工厂里也有不少工人不安心工作。

领班陈桂柱已60多岁了，天津人，是原山东济南津浦铁路大修厂的技术骨干，因日本侵略中国家乡沦陷，被迫远走他乡，见多识广。他严肃地对我说：“你不能跟别人学，人家有技术，家里有钱生活没有问题。看你二十出头，再不好好学习技术，没有本事凭嘛吃饭，凭嘛成家。”顿时如醍醐灌顶，金石良言终身难忘。前辈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努力钻研技术，提前进车间看师傅们怎样干活。加工件是如何装夹到车床上的，车刀怎样磨，吃刀的深度，用什么刀具和机床的速度，等等。在宿舍，我用木条做个三角架，钉在架子床的床头，不受下铺推牌九赌钱等活动的诱惑，在上面学习机械制图和数学、几何等知识，并做作业提高我的理论水平。

国成立的那年，根据工厂实际情况的需要，我被安排提前半年与师兄们同时考核晋级，课目为：在机床上加工一套三通接头。当年用的是皮带传动的小四尺车床，挑丝扣还得计算，另外掛齿轮。他们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我用6小时完成考试，且产品合格，破格晋升为帮工。实行八级工资制度时，有的师兄评定为四级工，我却顺利评定为五级车工。在这里，我遇到了好的学习环境与生存空间，这和领班陈师傅的严格要求，仲师傅的关心和传授技术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是将所掌握的独门绝技都教会给我。还有师兄弟们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对我学习技术也有很大的帮助。

师兄焦兰云，河南凌县人，幼年随父母逃荒来到陕西。尽管他比我小三岁，但12岁时就进厂学徒，因个子矮够不上车床，就在脚下垫三块砖开始干活。我和前后进厂的徒弟们开始学手艺时，他已经是我们的师傅了，带领我们干同一批活，我们干粗加工，他干精加工成品活，徒弟们称呼他为“三老板”，称呼另外两位师傅为“大老板”“二老板”，我们集体承包细纱机“锭胆”任务，超额完成任务后还分得奖金。

师兄人很聪明，文化水平高，爱钻研技术，能看懂图纸，不管多么复杂的加工件，到他这里都是手到擒来。宝鸡一解放他就入了党、提了干，委任为公方代表是公司党委成员，并安排住长乐塬以前职员才有资格住的独门独户房子。1952年调任省委组织部工作，在反“右”运动中，因有同情右派言论，1959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回厂，1960年他家就从长乐塬搬了下来，住在东新村工房。他在厂技术科搞工艺时，参与产品改制，对工厂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后又调厂“七二一”大学任校长，为企业培养出许多能工巧匠。因档案里有“此人不宜重用”，直到退休还是副科级干部。论文化、论技术、论能力、论贡献，我都自叹勿如，他一直是我追求学习的榜样。不幸三年前因患病医治无效病故，使我失去了一位近70年亦师亦友的老伙伴。

义务护厂

1948年4月22日，申新奉令把生产的原料和成品及部分职员家属向四川撤退。不承想消息走漏，部分工人进入办公大楼，使多人又拥进会客厅，要求蒋叔澄厂长发放“遣散费”。围观的工人越来越多，局面完全失去控制，直到半夜发生抢钱事件，秩序一片混乱，厂警开枪打死多名工人，造成“4.22”惨案发生。

第二天，我在一帮南方籍青年劝说下，稀里糊涂跟着他们一起上了撤退的汽车，一路迷茫，颠颠簸簸，三天后到了广元庄上，他们都陆陆续续乘车到重庆或乘船回了无锡。我这时才如梦初醒，到宝鸡来是谋生求存的，怎么反而离开了呢？后来还是朱永铨把我带到成都，先在何致中家里暂住，几天后把我安插到宝鸡职员在成都的家属区居住，一个大四合院随他们吃住在一起。宝鸡厂复工，我和朱永铨一起返回宝鸡铁工厂，但我未带走的工具、书籍等物品都不见了，损失惨重。

有了第一次解放的教训，在宝鸡第二次解放前夕，为保护工厂财产的安全，申新公司联谊会组织各分厂成立护厂队，我积极报名参加。铁工厂护厂队员不到40人，分两个小队轮流巡逻，我的队长是雷清河，我们主要任务就是守护厂区北面长长的山坡围墙。这里，前次动乱时曾遭到破坏，一些地痞流氓带着附近村民趁火打劫，把西北角的围墙挖开两个缺口，蹿进厂里，将食堂内的面粉、灶具、餐具等哄抢一空，强取职员宿舍内的生活用品等。为了以壮士气，联谊会负责人还给我们配发了没有子弹的枪支和子弹带，女工院的安全也归我们负责，并派人轮流值守。在国民党军队来炸发电厂时，我正在女工院值班故未曾到现场，只听见远处的爆炸声。护厂任务完成后，公司给每人奖励13枚银元，我买了一部半新自行车，以方便出行。

戏结友缘

我自幼就酷爱文艺，尤其喜爱京剧，学徒时就经常听收音机或话匣子里的名角经典唱段。那时，虽然还不懂得京剧，但戏曲里的故事常常吸引着我，时间久了，流行的唱腔我也多少能啍上几句，如《甘露寺》的“劝千岁”，《武家坡》《追韩信》的几段，但腔调都不准。有天晚上路过职员单身宿舍，听见房间里有人在唱京剧，我驻足隔窗望去，里面正在彩排，心中非常羡慕，因工厂等级制度森严，我不能参加。

我进厂时电影院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安装座椅等设施，到春节前就正式开始放映电影，记得是欧阳沙菲主演的《天字第一号》。其中周旋和吕玉堃主演的《莫负青春》两段电影插曲，“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和“小小洞房灯明亮”我一直没有忘记，直到退休以后，我还和李贞娴在宝鸡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京剧队一起合唱这两首歌。

1948年宝鸡第一次解放后，申新公司成立了工会组织，文教部有了京剧队，还聘请了两位教师来提高大家的演唱水平。刘老师50岁左右，在宝鸡某中学任教；杨教官40岁左右，部队退伍下来的文艺兵。京剧队就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安排请他们过来授课，我得到了学京剧的机会。公司大礼堂兼电影院的舞台，就是我们唱戏、排练的最佳场所。铁工厂济南的师傅们都喜爱京剧，并有文武场各行当的基础，加上原有的一班人马约有40多人，真可谓人才济济，行当齐全。技师张连元被大家推荐为队长，其弟张福元和秘书股的唐豫森为琴师，药剂师穆殿武唱老生兼打堂鼓，周宝成唱花脸兼打大锣，周铭丑角兼打镲，每次活动前要“打通”，还真像模像样的。京剧队先后排演过《苏三起解》《三堂会审》《群英会》《借东风》《吕布与貂蝉》《捉放曹》《追韩信》《打渔杀家》《武家坡》等等。供销股的王念先是唱小生的，为表演好周瑜和吕布的戏，自费从北京买雉鸡翎道具，为了不被折断将竹节打通，把雉鸡翎装进竹筒里邮寄回来。为演好肖桂英，我也自费定做彩鞋和戏装。

那时没有女同志参加京剧队，由刘老师指定我和几位学唱青衣《武家坡》王宝钏的唱段，最后就剩我一人被选中，春节期间在电影院舞台为职工演唱，得到了同行戏友们的认可，谢幕时观众也鼓掌加以肯定。京剧队不仅逢年过节在厂里为职工演出，还先后在宝鸡河声剧院、三马路的一个剧院（后引渭渠占用）、虢镇疗养所慰问演出。

我们京剧队还有三位男旦，职工医院的郑树森，铁工厂的邢国忠、谭翼，我们被大伙戏称为：申新的“四大名旦”。他们的功底扎实，演唱水平高，能唱的戏很多。我只是一个初学的新角，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唱，西皮、二黄都不知道，更不懂得什么板式，滥竽充数，人云亦云，能得到工人们的抬爱，心里也是热乎乎的。

求学奋进

我刚进厂时，见公司职工夜校文化补习班招生，就报名参加并进行考试摸底，我被分配到六年级。每天19—21点在惠工三部活动室，由惠工中学校长濮源澄老师亲自教英语，50多岁的王老师教语文，年轻的王老师教算术。星期六公司领导或高级职员过来讲厂史或社会公德课，提高学员们的思想道德觉悟，学好文化，为社会多做贡献。可惜仅有一个学期，阴历年过后，形势变化时局动荡，再没有继续下去，不过还是有收获的。学员大部分都是有文化功底的，是分厂各部门工人中的精英，约40多人，虽然我来得晚，但在相互接触中已产生了感情，在以后的工作中，对我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可是在“文革”中，诬陷我们为“特务训练班”成员，使很多无辜的人遭到了迫害，我也是其中之一。

解放后公司又在厂内办业余学校，利用清晨上班前的时间，7点开始授课50分钟。我参加初中班的文化学习，课程是：几何、化学、语文。毕业后准备上高中时，全国扫盲运动开始，高中班停办。

我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还是银行发行建设公债的推销员。公债期限为四年，面额为利息4%的有价证券，银行还采取抽号的形式，来调动群众认购的积极性，凡尾数和抽取的号码相同时，可提前还本付息。那时老百姓普遍认为买金镯子等金货不贬值，对国家发行公债的目的和意义理解不清，认购的积极性也不高。我就利用每天班前10分钟读报时间进行宣传，让他们知道购买公债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国家发行公债这是一种融资方式，现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咱们是国家的主人，有义务把剩余的钱拿出来支援国家建设，同时还能保值增值。我带头首先认购，师兄弟们也一起帮忙，最后还是圆满完成了公债的发行任务。

我还是公司图书室值班员，铁工厂宣传员、通讯员。只要是对群众有益的事我都积极参与，办黑板报，负责编排板报上面的内容，经常将身边发生的新鲜事物写到黑板报上。如：“卧铣车床分度头的改进可提高功效一倍多”，进行宣传报道并写成稿件，向《机械工人冷加工》刊物投稿，并得到发表。主要内容是：在卧铣上改进分度头，装夹三个工件，用三把铣刀同时加工伞齿轮，并带有画图的稿样。从而成为该刋的特约员，获得旧币18万元（人民币18元）的稿费，我买了5斤水果糖分散车间与同仁们一起分享。我还被选为青年代表出席宝鸡市第二届团代表大会。

公司还成立有业余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等活动，我爱好踢球和打乒乓球就报名参加。足球队长是廖镜渠，我们足球队曾代表宝鸡市参加省运动会。申新还专门为参加比赛的队员准备运动服，每逢队员们穿上印有“申新”字样的运动衣上场比赛，让周围观众都羡慕不已。打乒乓球的人多，公司就组织各分厂之间进行比赛，还专门成立职员队和工人队相互切磋球艺，促进交流。申新男女乒乓球队曾在宝鸡市第一届职工运动会上获得团体冠军。李小顺、樊文才、王水仙代表陕西省参加过全国第一届运动会，其中李小顺在自行车100公里比赛中，以2小时10分14秒的成绩平意大利运动员创造的世界纪录；王水仙也获得过省女子乒乓球単打冠军。

我还是公司歌咏队成员，每周日去宏文造纸厂，负责教那里的职工学唱流行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参加公司组织各单位庆祝国庆一周年的歌咏比赛。

天作之合

仲师傅不仅教我学技术，还操心婚事，亲自做媒，牵线搭桥。某日师傅对我说：“星期天上午9点去家里一趟，有人过来说媒，也是咱们老乡。”于是我准时去了师傅家里，仲师傅陪我去邻居郑仁康家，同岳父、岳母还有他们的大女儿见面。相互交谈之下，我和凤英的出生时间竟然是同月同日生，只是相差三年，又都是老乡，同属扬州地区管辖，真是天缘巧合。岳父非常满意这门婚事，结婚后曾对我说：“姑娘结婚嫁人，也没走远，女婿如同上门，挺好的。”见面回到师傅家后约半个小时，介绍人就来回话：“女方同意，找个日子先把婚订了吧！”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但同时也发愁起来。那时我尚在学徒期末曾满师，经济实力差，没有能力筹备订婚所需要的财款。师傅知道我的处境，安慰我说：“你放心好了，衣料、首饰，还有吃饭等费用我先给你垫上，行不？”约40袋面粉钱（40枚银元）。不是师傅的操心与帮助，我一个漂流在此的孤儿，哪能娶妻生子，师傅对我的情义终身不忘！

1950年4月28日新婚前夕，四哥从上海邮寄来70枚银元表示祝贺，其中也有两位堂兄的贺礼。新房在粮食街张德宏家院内的一间平房，是岳父托人找的，粉刷墙壁，糊上新顶棚，厨房里的用具及柴火、煤，都是从岳父家里拿的。在师兄们的帮助下，吹拉弹唱，花轿迎接，特别是公司京剧戏友们的演唱，将婚宴推向了高潮，一直持续到深夜，顺顺利利办了场很体面的婚礼，从此我也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

后记：回想我幼年的不幸，几次失业，都是在窘迫之际，有好心人及时相助，才安然渡过难关。自从来到宝鸡申新厂，我才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成家立业，服从组织安排，相继支援咸阳纺织机械厂、铜川3号信箱、宝鸡轴承厂、宝鸡无线电厂等若干个新厂筹建。凭着一颗炽热的心，奉献自己的余热，总算不负众望，没有留下坏的影响。今天，我把这些亲身经历的事情回忆起来，并公之于众，就是对帮助过我的前辈和朋友们的一种报答，我心里也能得到些少许安慰。现在的我无忧无虑，身体健康，诸事顺遂，随心所欲，颐养天年，好不快哉。

2017年寿辰时，亲戚朋友及儿孙来给祝寿，我有感而发写有诗词表达此刻的心情。

《辛酉九十有感》

人生坎坷多磨难，酸甜苦辣都尝遍；

日月乾坤星斗转，常梦绵台话当年。

暮年仍把余热献，工资连涨十三年；

知足常乐精神爽，摇唱皮黄结友缘。

儿女孝顺子孙贤，四代同堂享天年；

每逢佳节倍思亲，心系挚友祈平安。

晚霞璀璨夕阳好，紫气东来照鹤颜；

老骥伏枥志千里，健康路上越百年。

老人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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