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问题学生的学校(反思豪华中学事件)

成都市问题学生的学校(反思豪华中学事件)(1)

近日,陕西镇安县建豪华中学一事被媒体曝光后,有关部门介入调查。作为回应,当地政府迅速拆除了已经建好的“鲤鱼跃门”等景观,当地群众直呼浪费、可惜。

事实上,镇安县的这一做法,是很多地方的普遍做法。基层犯了错,被媒体曝光,或被上级发现,要求限期整改。基层为了迅速消除影响,往往会采取决绝的措施。这种不折不扣整改的做法,当然是向上级显示壮士断腕的“有错就改”的态度。然而,整改的结果,往往和常识相违背,反而造成了“错上加错”的后果。为什么会出这样的结果?

基层政府犯错在先,在上级和公众面前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唯有认错而已。但是,基层犯错如何定性,却和基层的认错态度有很大关系。

在当前的监督环境下,基层政府明目张胆不顾有关政策规定、知法犯法的行为,已经比较少见。但是,通过政策变通,打着公益的旗号谋取私利的行为却不少见。甚至于,一些打擦边球的做法,已经成了各地的通行做法。

镇安县建豪华校园的做法,当然有错。地方领导也应该心知肚明,如此不顾实际,哪怕是没有违法违规,也有故意制造资金“流量”、搞政绩工程的嫌疑。面对舆论的质疑和上级的介入调查,基层的认错态度很可能影响事件的定性。

概言之,只要没有违法违规,对政绩工程的处理是有弹性空间的。这个空间,既是上级赋予的,也是自己争取来的。

一些地方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无法敷衍过去的时候,采取断然措施改正错误,且改正的效果还广受好评,说不定会把坏事变好事。在各类舆情事件上,这种案例数不胜数。一些地方领导因为勇于承认错误,并积极整改,接受舆论监督,反而被认为是有担当。

退而求其次,哪怕是无法挽回错误,但认错态度诚恳,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改正,甚至于,借这个错误发动政府内部的自我批评、自我审查,人们一般也会原谅。

成都市问题学生的学校(反思豪华中学事件)(2)

镇安县豪华校园事件,首先是一个舆情,其次才是可能的问责事件。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舆情的影响,往往是通过上级问责来产生的。镇安县显然是希望以拆除豪华建筑的断然措施来减轻可能的问责,这些举措其实是对上不对下、对内不对外的。这也就注定了,其整改是做给上面看的,而不是做给公众看的。

长期以来,基层整改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逻辑。这个逻辑,本质上是政府间上下级关系塑造的,而不是在回应群众需求和舆论质疑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基层整改逻辑具有鲜明的封闭特征。

绝大多数整改源于上级的督查检查考核问责。近些年来,地方治理体系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上级职能部门几乎演变成了专业督查部门,而基层则成了部门职责的真正落实者。这造成了一个突出的现象:在基层治理重心不断下移的同时,上级控制权在不断加强。

客观上,一级党委政府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是有比较大的制度空间的。这也是这些年来,各地普遍存在“流量”的政治经济学现象的原因。无论条件是否具备,规划是否科学,一些地方官员总是要想方设法搞项目、做工程,制造资金“流量”。只要有“流量”,地方上的各类利益群体总会获益,比如,老板有了生意可做,老百姓有了就业,官员也有了政绩。

过去,政府楼堂馆所建设是“流量”的主要来源。现在,一些民生领域则成了制造“流量”的绝佳领域。比如,贫困地区修公园、修学校、修公路,既符合大的政策方向,又可以获取民心,还可以标榜政绩,何乐而不为呢?

成都市问题学生的学校(反思豪华中学事件)(3)

问题是,只要做事,哪怕是做好事,都有极大的可能被各部门的督查检查考核发现问题,如果问题严重,就要启动问责程序。因此,绝大多数一级党委政府,在面对上级党委政府和强势部门的监督的时候,都会认真对待。久而久之,整改也有了一套成熟的业务流程。

第一步是:态度端正。无论上级提出的整改意见是否合理,最好不要辩解,首先要端正态度,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错误。很多基层干部在总结这一经验时,其实是颇为无奈的。毕竟,几乎所有规则都是上级制定的,且上级还有更上级——如果基层“问题”不解决,直接上级也可能受牵连。与其使劲去和上级辩解,还不如坦然接受。反正,辩解了,大概率也会自讨没趣。

第二步,制定整改清单。上级也许只是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对于基层而言,则可能意味着一揽子的整改意见。比如,镇安县的豪华校园问题,如果要认真整改起来,可能要从项目的论证、立项、实施、验收等每一个环节查起,教育、建设、国土、规划、招投标中心等每一个部门都要自查。并且,查的可能还不仅仅是具体的项目实施,还可能查各项纪律执行情况。整改清单里列的每一个问题,都有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也有明确的整改期限。

第三步,销号。对照整改清单,每个问题都要落实到位。如果没办法按期完成,得有充分理由。

第四步,写整改报告。典型如镇安县豪华校园这样的事件,一级党委政府肯定是要出具整改报告的。报告既要呈现整改的过程,主要是要突出主要领导的重视,也要客观呈现整改的成效,当然也还要表决心,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处理一些责任人,以儆效尤。

实际上,如果仅仅为了给上级有个交代,这个流程是非常有效的。甚至于,一些整改措施,明显有走过场的意思,只要上下级之间沟通到位,上级也会理解基层的复杂性,作出合理的判断。

只不过,类似镇安县这种事件,整改其实源于舆情事件。这就意味着,封闭式、对上级交代的整改逻辑,还不够。简单说来,这些事件的整改措施,不能马虎,因为舆论监督的声音更加多元。一些简单粗暴的整改,或许是给上级交代了,也达到了整改目的,甚至还可能被认为是措施积极。但是,在群众看来,这类措施很可能在制造次生灾害,错上加错。

吊诡的是,只要是舆情事件,上级的容忍度其实也比较低。这种感觉传递到基层,基层的压力就会陡然增加。在重压之下,如果基层党委政府缺乏应变能力,也会自乱阵脚,导致错上加错。在这个意义上,基层犯错了,上级不能简单地要求整改、问责了之,而是要积极帮助基层,让其有更大的纠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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