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闭关锁国了吗（明清两朝等于闭关锁国）

#我在头条搞创作第二期#

我们一提到明清两朝，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闭关锁国。而一提到闭关锁国，也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是明清两朝的国策。

难道说，明清两朝就应该和闭关锁国划等号吗？历史的真相确实是这样吗？

我的答案是不见得。

其实，我们翻遍中国历史中的古代文献，都很难找到“闭关锁国”这个四字词语，也就是说，闭关锁国并非中国传统的历史概念，而是由后人提出来的新名词。

就算是外国人，也没有谁直接说中国的明清两朝就是“闭关锁国”。外国人提到明清两朝，也只是说中国过于isolation（隔绝）、seclusion（孤立）、hermetic（不受外界影响），强调中国明清两朝当时所处于的那种独立状态。

我想，很可能是国内学者在翻译外国著作的时候，直接翻译成了“闭关锁国”，这也就曲解了外国人的意思。

那么，“闭关锁国”这个概念又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闭关”这个词语指的是关闭城门，也就是关门的意思。其实，“闭关”就是一个人为的动作而已。另外，“闭关”还经常用于军事当中，是一种打仗时的防御手段。

但是，“闭关”这个词语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封闭、保守的含义。再后来，“闭关”被用在了政治领域，成为了一种与敌国抗争的手段或方式，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

至于“锁国”，这个词其实是由日本人发明出来的。1801年，日本人志筑忠雄在做翻译工作时，把“shutting up”译成了“锁国”。

随着日本人经常用“锁国”一词来形容江户幕府时期的外交政策，“锁国”这个词语也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

后来，“锁国”这个词语被清朝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带了回来。

这样，“闭关”和“锁国”这两个词语就都出现了。

那么，“闭关锁国”这个词语最早是什么是在中国出现的呢？

根据史学界的考证，1906年文章《论中国人性质不宜对外之故》（作者不详）最先使用了“闭关锁国”这个词语。

紧接着是到1910年，当时著名的记者林白水，也使用（有待考证书面还是口头）了“闭关锁国”。

再接着，维新运动的梁启超，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鲁迅也使用了“闭关锁国”。

梁启超

然后到了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闭关锁国”被专门用来概括明清时期的对外政策。从那开始，“闭关锁国”这个词语在我国学术界和社会上通用并流行起来。

最后，“闭关锁国”这个词语就越用越广泛了，并作为了固定的概念和主流的社会认识，一直沿用到今天。

可是，历史真相却是：明清两朝不等于闭关锁国。

在16世纪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世界历史开始了。

在那段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期，西方人奔走于世界各地。大炮、舰队、商品、《圣经》出现在了各个国家和地区。

《圣经》

欧洲资产阶级用血腥的暴力方式中断了别的国家和民族的自然历史发展阶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征服、掠夺和统治，将“丛林规则”“弱肉强食”演绎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谁，都很难避免被卷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

接下来，说说我们中国被卷入的世界历史的过程。

最先来到中国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是葡萄牙人，大概是在明朝正德六年，也就是1511年，葡萄牙人由东南亚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在那里开侵略活动，贩卖人口，还袭击了广东沿海地区。

到了明朝嘉靖时期，葡萄牙人贿赂地方官员，骗取了澳门，并将澳门作为了殖民据点。

明朝嘉靖（陈宝国饰演）

之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等西方势力陆续通过海路来到中国。

所以，可以看到的是，明清两朝是被动地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朋友圈。

当然，明清两朝统治者看到西方殖民势力来华，不会坐视不管，而是从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政治上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实行“海禁”政策

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人的使团被驱离北京后，中葡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到了嘉靖时期，葡萄牙人的船队强行驶入中国沿海。当地的官兵进行了阻挡之后，两国爆发了“西草湾之役”。

这次不愉快，让明朝统治者很不开心，也产生了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感。于是，下令加强沿海地区防守，整顿海防官兵，日夜操训。

到了清朝时期，康熙一方面勤学西洋科技，另一方面对殖民侵略保持警觉。同样非常强调加强海防，并在沿海地区安设炮台，严加防御。

乾隆在得知英使马戛尔尼即将到达中国后，赶紧下令各省以加强海防为要务，整饬巡哨、营伍，还对西方来华商船作出限制性规定：

乾隆

西方商船进入黄埔港，须将所带炮械交出；来广州贸易的商船所带之护货兵，不得擅自进入各海口；西方商船停泊之处，广东地方官府派兵巡逻稽查。

其实，说白了，以上这些内容也只是属于“海禁”的范畴，还上升不到“闭关锁国”的高度。

而且，虽然实行了“海禁”，但并非拒绝与外国交往，也没有禁止正常的海上生产活动。实际上，明代的“海禁”针对的仅仅是中国自己人，为的是切断西方殖民势力从大陆内部获得后勤补给和情报以及维护沿海秩序和社会安宁。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防止有内鬼。

另外，明清朝廷面对外来势力，也没有完全“闭关锁国”。

在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期间，把西方侵略者留下的航海人员收编到我们自己的军队当中，利用外国的航海培训体系，在很短时间内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海军，从而可以进行不间断的近海巡航，保障了海上经贸活动的正常开展。

在平息海寇后，允许中国商民出洋，又在澳门开埠，允许外商入华经营海上贸易。

同理，清朝实行海禁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郑成功抗清势力，这属于对内政策的范畴。康熙打败郑成功后，立即作出“展界”决定，使沿海居民重归故土。并且正式开海，允许民众从事海外贸易。

康熙（陈道明饰演）

经济上也并非“闭关锁国”，而是限制对外贸易

明朝时，划定不同口岸，规定了外国人员的登陆地。万历初年，允许非朝贡国商人每年夏冬两季定期至广州开展贸易。对停泊与居留在澳门的外国商船进行登记，发给“部票”，不准其上岸居住。

清朝时，乾隆在1757年宣布关闭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的西洋贸易，只保留粤海关通商，变“四口通商”为限定广州“一口通商”。但是，你要知道，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并未禁止西方各国商人到其他三口通商，也不禁止华人出海贸易。在中俄陆路贸易方面，依据《恰克图条约》规定以恰克图、尼布楚为双方贸易地点。

签订尼不楚条约

明清两朝的上述措施，并非“闭关锁国”，也并非完全出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保守思想，而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

正如乾隆所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因此，面对西方势力来华，只有强化整体管控，实行集中管理，才能杜绝发生不愉快，从而更好地保证国家统治和社会稳定。

不是“闭关锁国”，而是“选择性开放”

明朝时，由于东南沿海、北部长城一带至辽东地区，经济繁荣、华夷相处融洽，解禁了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的海上航路。松弛了海禁，允许福建民间海外贸易。在大同、张家口、开原、抚顺等地相继开放“互市”，最终形成内地—边境—朝鲜—日本—东南亚的庞大贸易网络。

清朝时，广州发展为环球海上航路的重要中转港：从广州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洋沿岸各地，再经好望角到达欧洲；从墨西哥至菲律宾马尼拉，再至厦门及广州。

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也并非“闭关锁国”

明清两朝对西洋科技和文化，报以“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心态，时刻警惕着传教士。当然，西方人也不傻，精明得很。比如耶稣会士，他们确立了在中国传教的两个策略：

利玛窦

第一，通过学习儒学，尊重中国风俗，以减少中国人的文化抵触和排斥心理；第二，介绍西方科学文化，获取朝廷和官员的支持。

而且，这些传教士还美其名曰：这是上帝要所有的传教士都运用这种手段。

不过，这些传教士有些时候表现太过分了，明清统治者才忍无可忍地进行了驱逐。

康熙时期，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原因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基督徒主持、参与或者出席祭孔、祭祖的隆重仪式，这种供祭是带有迷信色彩的。

这不是找骂么？这显然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产生严重冲突。

对此，康熙说：“中国两千年来，都是奉行孔学之道的。”并将传教士尽行驱逐出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

后来，他的儿子雍正也说：“我们是不会为了你们的宗教而放弃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学的……你们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成为基督徒，这是你们宗教的要求，朕很清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变成什么呢？变成你们国王的臣民。你们培养的基督徒只承认你们，若遇风吹草动，他们可能惟你们之命是从。朕知道目前还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当成千上万的船只到来时就可能出乱子。”毅然决然地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驱逐西方传教士，将其迁往澳门。

雍正

当然了，禁止传教不等于终止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纪晓岚对乾隆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具体来说，“节取其技能”，就是指选择性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集中在西洋天文历算和制造技术上。但在实践中，清朝对西方先进科技患得患失，并未将这一思想很好落实。

“禁传其学术”，是说禁止传教。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学术”还应该包括当时西方先进的意识形态如启蒙思想，但传教士没有将其带到中国，中国也无从接受这些思想。

纪晓岚

再说了，传教士也不可能把那些“民主”“人生下来就平等”带到中国，因为他们自己首先就反对“民主”和“人生下来就平等”这一类的思想文化。

可见，明清两朝对中西交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选择性的，并没有完全关上中国的大门，“闭关锁国”不符合历史事实。

明清两朝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统治者管理国家方式方法的范畴，也上升不到“闭关锁国”的国策层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明清两朝这种“选择性开放”，也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

面对西方殖民侵略势力汹涌而来，明清两朝并未对这一历史大变局进行深入分析和科学判断，而是满足于传统的朝贡体系，以“天朝上国”自居，妄想通过限制或减少对外往来换取天下太平的幻想。

“一口通商”之后获利甚厚的表象，实施海禁后得到的片刻安宁，这些都让明清统治者沉湎于政策红利的沾沾自喜之中，自以为可以防止西方势力的入侵，自以为可以稳坐江山，殊不知这种“选择性开放”在本质上属于消极防御，并非一项主动的、长远的、全局性措施，因而也就只能得到短期自保，无法从根本上阻止殖民侵略。只能得到短暂喘息，无法获得长期的稳定局面。

所以，在对外关系中，明清两朝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而疲于应付。加之时而多口通商，时而“一口通商”，对策变来变去，严重影响了朝廷的统一和团结。

最重要的是，中国逐渐落后了。

明清两朝虽然感受到了殖民威胁，开始心怀警惕，也察觉到西方在不少领域已经领先中国，但墨守成规的保守观念、陈旧思想，对西方科技进步缺乏足够的敏锐性，在接受西方科技知识时疑虑重重、步履蹒跚，没有传播和推广这些知识的意识，更没有组织力量丰富和发展这些知识。

统治者虽然对西方的科技很感兴趣，但是这种兴趣始终停留在感知层面，没有采取措施予以学习、研究，没有提升科学技术，也没有研制“坚船利炮”，而是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把军舰大炮之类“制胜要器”拒之门，导致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上日趋落后于西方，为近代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隐隐埋下了伏笔。

“闭关锁国”历史真相的反思

总之，明清两朝并非真的“闭关锁国”，而是“选择性开放”。只是，这种“选择性开放”，既有其长也有其短，既有其优也有其劣。明清两朝的“选择性开放”，对西方的影响是广泛的，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正因为进行了开放，才会得到很多西方知识人士的高度评价：中国是拥有高度政治文明的礼仪之邦，是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典范。东方文化价值体系对欧洲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成为他们阐扬新思想、批判旧制度的重要武器。

当然，近代的中国逐渐于世界中落后，并不是明清两朝对外政策单一因素所致。这是在中外历史漫长进程中，各国发展此消彼长的必然结果，是明清时期思想意识、社会制度、内外政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这就提醒今天的我们：因循守旧而不解放思想，抱残守缺而不与时俱进，墨守成规而不勇于改革，就会落后。因此，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俱进、与时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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