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半夜在路边遇到一个红衣妖女（古寺中住着个妖艳女人）

浙江永嘉县岩坦区黄南乡黄山村附近的大寺基山深处，有一座废弃的古禅院，房子已经破败，有几分阴森。

然而，它对附近的男性村民来说，却颇有吸引力。无他，只因这里面住着一个女子，让附近的单身男性心向往之。

禅房里住着的这位女子三十出头，名叫王乃花，新中国成立前，她是当地有名的交际花，跟她交往的是黑白两道的人，不是匪首就是官员。

那时候当地普通的男性，对王乃花想都不敢想，只能做白日梦。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此地残余土匪被消灭，官员去了海峡彼岸湾，王乃花却出人意料地留了下来，住进了废弃的禅房中。

从此，这里就成为一些单身男性朝思暮想的地方。但是人家王乃花深居简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去扣门都置之不理。

时间一长，多数人望而却步，打消了寻求艳遇的念头。凡事都有例外，总有一些执着的人，比如吴老七。

吴老七长得有点困难，家里穷得叮当响，再加上父母死得早，没有人给自己张罗娶媳妇，四十多了也没有娶上媳妇，还是个处男。

血气方刚的他，对王乃花想入非非，路过禅院的时候总是放慢脚步，想停留一会，在门前探头探脑，期待奇迹出现，能和王乃花相遇。

1953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几个村民进山采集藤皮，经过禅院的时候，走在后面的吴老七突然停住了脚步。

因为这天中午喝了点酒，吴老七的脑袋有些晕晕乎乎。常言道，酒壮怂人胆，在酒精的作用下，平时胆子不大的吴老七，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跳进院墙里去。

至于进去后如何，管它呢，顺其自然吧。

王老七踉踉跄跄地来到古禅院旁，顺着斜坡上的树翻墙爬进了禅院。他蹑手蹑脚、屏住呼吸，在里面转了一圈，却连王乃花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就在他失望地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却发现禅房附近，有两间茅草棚，茅草还没有完全枯萎，看样子刚搭起不久。

吴老七心想，难怪这婆娘一直不出来，耐得住寂寞，原来在里面搭棚子养汉子。

他转念一想，不对啊，养汉子一个就够，根本不用搭两个棚子。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吴老七来到茅草棚，他探头一看，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里面竟然有5个陌生人，全都是壮汉，里面还放着一部奇形怪状的“收音机”。

更可怕的是，在他们旁边，还架着五支奇怪的枪。

吴老七一见心里直发毛，想退出去，但是对方已经看见了他。

酒后的老七胆子挺大，直接傻不愣登地询问几个陌生人：“你们是干什么的？”却看见这几个人面面相觑，并未回答，吴老七继续壮着胆子问道：“啊，我晓得了，你们是来剿匪的解放军吧？”

“是啊，我们是便衣队，来剿匪的”，其中一个点头说。

还有一个像长官的人走来过来，不由分说向他手中塞了一沓钱，并解释说：“我们来剿匪是秘密行动，担心打草惊蛇，你出去之后，别对任何人讲，不然耽误了大事，可要拿你是问”。

吴老七听了不敢久留，急忙退了出去。

一路上吴老七越想越不对劲，因为这些人跟自己之前见到的解放军不一样，总有哪里不对劲，眼神闪烁不定，有人眼神中透着恐惧，还有的人目露凶光。

再说了，解放军都是勤俭朴素，身穿粗布衣服，脚踩平底布鞋，这些人穿的都是软料衣服，脚蹬皮靴。

回到家里，吴老七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心想：不行，我要去政府报告。于是赶紧起身，去找了村长。村长一听也觉得里面有问题，两人一起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区政府报告。

来到区政府，吴老七首先将陌生人贿赂他的700万人民币（价值现在的700元）全部上交，然后将在禅院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向区长邢惠忠做了汇报。

根据王老七的描述，邢惠忠判断这几个陌生人来头不小，因为吴老七所说的大“收音机”，很可能就是一部电台。

如果是流窜到此的土匪，他们带着电台作甚？邢区长不敢怠慢，立即带着60多名荷枪实弹的民兵，连夜上山搜索。

当时山上的温度降到零度，穿着单薄衣服的民兵们冻得瑟瑟发抖，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次日黎明时分，民兵才悄悄地将靠近两间茅草棚，将其围了个水泄不通。

包围圈形成后，邢惠忠站在有利地形，用喇叭开始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马上出来投降，我们优待俘虏！”

一连喊了几遍，等了一刻钟，里面也没有任何动静。邢惠忠一声令下，民兵们迅速冲进茅草棚，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只在角落里发现了一那台大“收音机”——一部收发报机，还有一台地对空联络机，几具降落伞以及烟酒罐头等生活必需品。

根据现场的情况，邢区长很快作出判断——在这里出现的，是一伙美国情报机关支持下的国民党空降兵。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正式成为对立阵营，华盛顿毫不掩饰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将第七舰队派往台湾。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对台公开实行新的政策即“放蒋出笼”政策，默许台湾当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袭扰。

蒋介石因此极为嚣张，将1953年定为“反攻年”。

同年6月，朝鲜战争各方达成停战协议，国民党担心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于是决定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揭开“反攻大陆”的序幕。

可是国民党没有实力进行大规模反攻，只能小规模袭扰。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司令胡琏的策略是“以大吃小，速战速决”。为达成作战突然性，作为军中精英的伞兵自然当仁不让，成为反攻大陆的“急先锋”。

而那些伞兵则都是自美国情报机关直接培训的，除了作战伞兵，还有情报伞兵。作战伞兵在台湾岛培训，情报伞兵则部署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

该岛属于马里亚纳群岛，二战时被日本占领，后来被美国夺回，在其控制之下，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空军基地之一。

美国情报部门为国民党培训的情报伞兵，类似于特种部队，既可以进行军事行动，也可以从事情报搜集。

据解密的五角大楼文件显示，仅仅是1951年9月到1952年10月这13个月的时间里，美军就空投此类伞兵27批，共156人。

不仅如此，美情报部门还耗资上亿美金，在日本神奈川县茅琦市共培训反攻大陆的特工人员1000余名。

这些伞兵个个武艺高强，野外生存能力极强，综合素质不亚于海豹突击队队员，被美国中情局寄予厚望。

然而这些人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他们一批批投放到大陆去，却纷纷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后来才知道，这些所谓的精英都没有体验过人民战争的厉害，无一例外被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甚至是民兵们消灭。

但是国民党不甘心失败，继续向我东南沿海岸边偏僻的山区空降特务。1953年11月初，又向浙江永嘉地区空降一批特务。

永嘉市公安局不敢懈怠，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不间断地组织民兵，进行搜寻。但是搜寻许久，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得到吴老七通报后，邢惠忠区长的第一反应是，这几个人肯定是敌特，果然猜中。

这帮特务竟然将废弃的古禅院当做隐藏地，果然是煞费苦心。

这里平时人迹罕至，到了冬季连鸟儿也不会来造访。可没想到，由于吴老七的误打误撞，这帮家伙还是暴露了行踪。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特务走了，王乃花还在。经过审讯，王乃花对隐藏特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在禅院的密室里，公安人员搜出了大批的罐头，压缩饼干，伪造人民币，各种枪支。

根据王乃花交代，空降在大寺基山上的特务，归美军中情局直接指挥，同时又隶属于国民党“大陈防卫司令部”，代号为GF-40（GF即光复的第一个字母）。

该小组成员一共有5人：组长陈时畴，副组长陈启盈，组员徐振楷、陈亨林、周公吉。

他们于1953年11月10日晚上，在浙江省永嘉县的大寺基山降落。

这5人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除了携带武器和食品，他们还携带来一部电台、一部地对空联络机等通讯器材。

他们的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搜集我党政军的情报；二是和当地土匪取得联系；三是拉拢腐蚀当地群众，加入他们的队伍，伺机搞破坏。

陈时畴等人最开始时是和王乃花同住在几间破败的禅房里。

当年在大陆时，陈启盈就和王乃花有来往，因此空降的时候就提出在她的禅院落脚。组长陈时畴考虑之后，就同意了。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搭建两处茅棚？

原来五个男人过着和尚般的生活，风韵犹存的王乃花就成为大家争抢的对象。

陈时畴担心影响工作，只得下令在禅房不远处搭建了两间茅草棚。没承想弄巧成拙，反而被吴老七看出破绽。

吴老七走后，职业的敏感让陈时畴感到不妙，五人迅速离开，并没有将行踪告诉王乃花。

他们知道，这个水性杨花的人根本经不起审问。

因此，民兵和公安人员大力搜寻，并没有发现五人的踪迹，特务就像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有消息。

直到1954年3月13日，洞头县陈夺为首的几个渔民在海上打鱼时，发现不远处一艘小渔船时走时停，也没有带渔网，形迹可疑。

渔民们见状立即开船追了上去，小渔船上的三个人狗急跳墙，竟用开枪向渔民们射击。因为担心遇到国民党军舰船，当时的渔民都带着枪出海。

看到对方开枪，大家判断肯定是敌人，于是乎大家拿出步枪趴在船上向对方还击，将渔船上的桅杆打断。

这一来，小渔船没有了动力，停止了前进。渔民们一见大喜，冲上去将对方俘获。

公安机关对小渔船上的三个人审问之后得知，他们竟然是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宪兵，任务是护送一个叫周公吉的特务潜入大陆。

周公吉在永嘉县绿莲镇的沙头峙口被一个叫徐宝象的中学老师接走，去向不明。三名宪兵完成任务返回，没想到被洞头县的几个渔民给俘获。

公安人员立即将教师徐宝象带走，进行突击审讯，这一来，有了进展。徐振凯家住永嘉县绿莲镇东山村，教师徐宝象是他的堂堂弟。原来陈时畴等人离开禅院，在徐振凯带领下来到绿莲镇，躲进附近的山洞里。

徐振楷找到堂弟徐宝坚，动员他参加了特务组织。后来他又发展另一个堂弟徐宝象也加入了特务组织。

徐宝象家是地主成分，财产被没收，对新政府心怀不满，这一来徐宝象加入了特务组织，每月领到500万的高薪。

徐宝象得到高薪之后非常卖力，在自家的猪圈下，挖出一个大地洞，成为陈时畴等人的栖身之地。

他们到大陈岛是干什么去了？

一是向主子汇报工作，二是要经费。

没承想，护送周公吉的宪兵落网，特务们再次暴露了。

可是当公安人来到陈家的时候，特务们再次脱逃，地洞里空无一人。原来特务们极其警觉，徐宝象被公安抓走，放学的时候没能回家，陈时畴预感到了不妙，带着喽啰逃窜。

逃窜之后，他们在四号特务陈亨林的带领下，来到他位于乐清县大荆蔡家山的老家。

陈时畴故技重施，又利用金钱将陈亨林的大哥陈亨钊，妹夫吴庭寿都发展成帮手，利用他们为自己搜集情报。

吴庭寿可不是普通人，是当地的民兵连长，掌握的情报比其他特务要有价值得多。陈时畴得意忘形，将一份份价值的情报，通过电台发往大陈岛。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电报信号，已经被我公安人员通过技术手段全部截获。

通过发报地点，公安人员一一排查可疑人员，吴庭寿被锁定。

公安人员将计就计，让吴庭寿来了个蒋干盗书，给他一个假情报，说我南岙岛守军都在大陆集训，兵力“空虚”。

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一看情报大喜，派兵前去偷袭。

结果可想而知，我军早已派出重兵，在岛上严阵以待，将入侵之敌包了饺子。

大陈岛上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发电大骂陈时畴，说他是个饭桶，提供了假情报。陈时畴这才感到不妙，知道上当了，打算潜逃，但为时已晚。我公安人员早已监视他多日，立即将一众特务一网打尽。

此后，敌人空降特务的频率明显降低。

1955年2月，我军胜利解放了大陈岛，国民党军失去了跳板，再也不能在东南沿海兴风作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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