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范围（模范抗战根据地晋察冀）

晋察冀解放区是中国共产党和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由原八路军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带领三千余人，从1937年11月起逐步创立、巩固和发展的。

八年全面抗战中，晋察冀军区牵制、抗击了近半数的华北日军，击毙被日军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战绩十分耀眼，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将晋察冀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却迟迟没有打开局面，当华东、东北都能成建制歼灭国民党大部队时，晋察冀军区战况一度相当吃紧，不但首府张家口被傅作义部占领，大同、集宁、承德等重要城镇也相继失守，一直处于较为被动的防御作战态势。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用兵方略、精兵简政、部队保障等方面，晋察冀军区在解放战争初期都存在一定问题。

部队不熟悉运动战，不善于运用歼灭战打法

晋察冀地跨晋、察、冀、热、辽五省，东与山东解放区、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西与晋绥解放区相毗连，是华北各解放区的枢纽。这里西倚五台山，北枕恒山、燕山，东临大海，沃野千里，地形险要，境内有平汉、津浦、北宁、正太、同蒲等铁路交通干线。无论稳据平津还是抢占东北，国民党势必都要拿下晋察冀这块地盘。

但晋察冀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波进攻，并没有打好，因为晋察冀部队当时缺少大兵团机动作战和攻坚作战经验。

过去，晋察冀军区长期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各部队化整为零，熟悉游击战打法，对运动战、歼灭战颇感生疏。为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刚刚集中整编了部队，将长期分散在各处的地方部队、游击队编成8个纵队，编成晋察冀第一野战军和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分别由聂荣臻和萧克指挥。

但部队仓促投入大兵团实战，用杨成武的话说就是“数百股游击队从冀中平原上集中起来了”，部队还未及去掉游击习气，在思想和战术上对运动战、歼灭战准备不足。

晋察冀部队当时对华北国民党军队存有轻敌思想，认为傅作义部不会比日军更难对付。晋察冀军区集中3个纵队，晋绥军区集中5个旅于10月18日发起绥远战役，傅作义所属一部被歼，其余全部西撤固守归绥、包头。

但傅部嫡系的35军固守坚城，使战局进入僵持对峙的状态。由于守军工事坚固，晋察冀攻城部队缺乏攻坚经验及所需器材、火力，以致数次攻击均未奏效。这时已临严冬，土工作业及部队各种补给都遇到极大困难，无法再战，绥远战役不得不结束。

贺龙、聂荣臻指挥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在绥远战役中联合作战

初战没有打好，往往对战争全局影响很大，晋察冀部队没能及时完成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以至于在后续大兵团作战中，“部队打大城市的经验没有，有些部队打小村镇的经验亦不够”，既无经验，更缺信心。

郑维山将军对此回忆说：

“假如停战前的绥远战役消灭了傅作义军主力，那就不仅不会有大同、集宁、张家口诸战役的失利，而且华北整个解放战争的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了。”

他所说的“大同、集宁、张家口诸战役”，是指晋察冀部队在1946年7月到10月份中的几次战斗。

1946年6月，为了应对全面内战，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部队保卫平汉路、正太路和同蒲路，即“三路”；保卫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即“四城”。

1946年7月到9月，晋察冀部队进行了晋北、大同集宁战役，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又缺乏攻坚经验，加上兵力使用不当，在国民党军李宗仁部和傅作义部东西对进的形势下，既未能歼灭进入集宁的傅作义部，又久攻不下大同，以致未能达到预定目的。

接着，晋察冀部队在歼灭进攻张家口的国民党军1万余人后，于10月11日主动撤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

战前，国民党军队在“三路四城”一带有9个军（整编师）、24个师（整编旅）之众，晋察冀军区仅有4个野战纵队，上级规定的任务超出了晋察冀军区的能力范围之外。但如果晋察冀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在正确理解中央意图的情况下，结合对敌情的分析和判断，对兵力进行合理部署，对战术灵活使用，同样可以打好这一仗。

萧克事后总结也认为，战事失利主要还在自身。中央是从战略上为各区制定作战目标，目标过大或过小都不足为怪，败就败在具体战术、技术运用上。

“从当时的敌我力量的对比来看，是不适当的。首先打大同，更是失策；大同久攻不下，又不撤围，就更被动。”

事实确如萧克所言，在全国其他战场，很多战役也都面临与晋察冀相同的情形，但各地部队因地制宜，灵活采用战略战术，都出色完成了作战任务。如精心选择战场，诱敌深入。在平汉战役中，晋冀鲁豫部队大举破路，拆毁日军遗留的工事障碍，同时派小部队和民兵沿途袭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所部，示敌以弱，诱其孤军深入至预定战场，然后集中主力聚而歼之。如在运动中歼敌。在上党战役中晋冀鲁豫部队以一部围攻长治，致使太原之敌出援，结果达到了围城打援，歼灭敌人于运动战中的目的。如集中优势兵力。在秀水河子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就在布局集中7个主力团歼灭国民党军4个营，取得胜利。

聂荣臻在回忆这一时期的作战时说：

“有些仗是在被动情况下打的，…我们的一些作战行动，往往为敌人的行动所吸引，费力气不小，歼敌却不多。有些仗打得不痛快，根本问题就在于没有掌握主动权。”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晋察冀部队裁军过急过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原本，晋察冀部队兵力是比较充足的。1945年8月，晋察冀军区通过升级小团为大团、地方团升级为主力团，建设特种团，晋察冀军区当时共有94个团，部队30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相关记载

1945年8月到11月，晋察冀军区先后成立了2个野战军，9个纵队，其中有7个纵队辖3个旅，2个纵队辖4个旅，共21万人。

第一野战军，4个纵队

冀察（郭天民）纵队

冀察（刘道生）纵队

冀晋（陈正湘）纵队

冀中（杨成武）纵队

第二野战军，5个纵队

第一纵队

冀东（詹才芳）纵队

热辽（黄永胜）纵队

冀晋（赵尔陆）纵队

冀中（黄寿发）纵队

其中，第二野战军的5个纵队中有4个纵队是晋察冀的本土部队，第一纵队是晋冀鲁豫军区支援东北的部队，但当时停留在热河未出关，暂归晋察冀军区指挥。由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

聂荣臻检阅晋察冀部队

1946年2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中央要求各地“精兵简政”。毛主席在为中央起草给各地的电文中说，要求：

“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

不久，中共中央又在《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再次强调：“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可以说明，当时中央为了舆论主动，争取国内和平，对裁军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但在各地上述要求基本上没有实行，至少没有一律按三分之一实行。晋冀鲁豫只撤销了1个旅，主力部队由原来的七个旅编为六个旅；西北方面是将旅部合并，基层作战部队则未缩编，如将教导1旅与教导2旅旅部合并、第385旅与警备第3旅旅部合并，一线作战人员并未大量复原。

但晋察冀军区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1946年三四月间，军区对纵队进行合并，两个冀察（郭天民）纵队和冀察（刘道生）纵队合并为冀察纵队、两个冀中（杨成武）纵队和冀中（杨成武）纵队合并为冀中纵队、两个冀晋（陈正湘）纵队和冀晋（赵尔陆）纵队合并为冀晋纵队，冀东（詹才芳）纵队、热辽（黄永胜）纵队撤销。

1946年三四月间，晋察冀部队再次整编，合并后的冀察、冀中、冀晋纵队分别改称第二、第三、第四纵队，每个纵队只管辖2个旅。

在精兵整编后，晋察冀军区野战纵队兵力只有15万人，总计复员约10万人。

从这里可以看到，与其他战略区不同的是，晋察冀军区在精兵复员问题上，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复员三分之一的指示的。虽然裁撤的5万多野战部队编为各地方军区的独立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部分力量，但由于野战部队数量的减少，地方部队又都处于分散状态，这对于晋察冀部队的战斗力是有一定影响的。

一些军内老同志回忆起来认为，当初晋察冀裁军的步子似乎大了些。晋察冀军区这么做，一方面有中央的明确指示，本身并没有错，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关于复员整军的指示是必要的；二来北平军调处就在旁边，晋察冀军区在主持这项工作中，势必受和平思想影响较大，如不裁够足额，容易落人口实。

晋察冀所属野战部队本身就是1945年8月后方才扩建成军，都是精干力量，没有多少适合裁撤的老弱病残。为了达到三分之一的目标，只能裁撤部队精锐力量，这势必对部队伤筋动骨。

郑维山回忆此事时说：晋察冀“如数复员了三分之一，伤了部队的元气。”

而且，晋察冀军区在是否成立统一的野战军指挥机构上多次反复：（一）1945年8月到11月，晋察冀军区先后成立了2个野战军，由聂荣臻、萧克分别指挥。（二）1945年12月，撤销了2个野战军，由军区直接指挥9个纵队。（三）1946年9月，重新成立晋察冀野战军，萧克任司令员，各纵队由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军区只管辖地方部队。（四）1946年12月，晋察冀野战军再次撤销，各纵队再次改由军区指挥。

野战机构设立、撤销的多次反复，也让基层部队无所适从，这说明晋察冀军区领导对野战部队的使用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也影响到了晋察冀部队的战斗力和尔后的作战。

除了在作战方法、精兵简政等方面以外，晋察冀在部队保障上也存在问题。

抗战时，为了在华北立足，晋察冀部队不得不自己解决后勤保障问题，各部队长期分散各处，都陆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后勤和财务系统。解放战争期间，由于作战对象及作战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各纵队、各旅乃至各团仍然留有自己的后方保障系统，这些东西就成了“累赘”。

后方保障系统不统一，野战部队无法摆脱后方勤务工作的沉重负担，部队就谈不上轻便、灵活，更不必提实施广泛的机动了。

对于晋察冀存在的这些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注意到了，并在给晋察冀军区的电文和指示中多次指出。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中央军委反复强调晋察冀部队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要求晋察冀军区“应集中三个纵队一起行动，在运动中坚决歼敌”。

在军队建设上强调要加强主力军，指出：“（晋察冀）主力极不充实，深为可虑。应迅速采取有效办法，首先补充杨（得志）、苏（振华）及（杨）成武两纵队，每团至少充实两千至两千五百人，……在本年度底务使该两纵队每纵队有三个旅九个团，并经常注意保持满员”。

对加强主力军建设，提出：“要反对补充中的平均主义，只有首先培养两强有力纵队，才能有效歼敌”，“充实主力，加强训练，是你们当前日常重要工作之一，也是收复热察冀失地最实际的工作。”

退出张家口后，晋察冀军区于1946年10月22日召开了带有军事决策检讨性质的“涞源会议”，会上就已经提出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反对平均使用兵力”，“坚决勇猛的挺进敌后，实行敌进我进，变敌后为前线。”还提出要“壮大主力、加强训练。改进兵役制度、成立武装动员部。”

这说明晋察冀部队已经认识并注意到了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克服了悲戏失望的情绪，并准备从根本战略上加以改进了。

1947年5月，朱德和刘少奇以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名义来到华北战场，毛泽东向他们交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

朱德和刘少奇在晋察冀实地调查研究，还同聂荣臻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一起研究了晋察冀解放区的土改和军事工作。朱德开门见山地说，晋察冀部队没有学会如何打大歼灭战，没有很好地把兵力集中起来。

朱德指出，人民军队历来靠歼灭战来壮大自己，更是红军的传统战略思想，一定要贯彻打歼灭战的思想。

“河北这个地方很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民兵和地方武装也很多，如果你们学会了集中兵力，一定能够打大胜仗。”

在同军队干部的交谈中，朱德还具体提出了打歼灭战的三项原则：（一）集中兵力，主动作战；（二）打敌之侧背，包围歼灭敌人；（三）利用有利地形，把敌人消灭掉。虽然道理十分通俗，但朱德所讲的这一切，恰恰是晋察冀部队在以前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没有能打成歼灭战的重要原因。部队指挥员听后深受教育，感到很亲切。

就如何发挥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不同作用，朱德提出：“把野战军腾出来专门打歼灭战，决不能叫主力到处去抵抗，分散兵力去保卫地方。”在别处，都是地方武装支援主力部队，而晋察冀恰恰相反，需要野战军去到处接敌。朱德要求：“应该加强地方部队的建设，从地方部队挤出一部人来充实野战军。”

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后，朱德在晋察冀军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调整。

首先，将晋察冀军区与野战军分开，重建了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构，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一纵已经归建晋冀鲁豫，二纵、三纵、四纵分别以陈正湘、郑维山、曾思玉为司令员，每个纵队都辖3个旅，以便把主力集中起来打歼灭战。另外，晋察冀野战军首次编成了炮兵旅。

其次，成立军区后勤部，统一领导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等项工作，实现了武器装备及物资的统一供应，克服了混乱现象，加强了部队的整体观念。

第三，朱德亲自指导战略战术，晋察冀指战员一一研究，使野战军不断打出胜仗。

1947年秋季的清风店战役，杨得志上演了经典的围点打援战术，晋察冀军区重获华北战场主动。不久，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重要城市的先例，将这种主动和优势保持了下来，从根本上扭转了晋察冀被动的军事局面。

同期，徐向前同志又重新披挂上阵到山西方向作战，接连打了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在侧翼有效支援了晋察冀战场。最终，山西和晋察冀两路大军会合成华北军区野战兵团，最终赢得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参考文献：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二卷、第三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华北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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