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假装正经（姜文假装的霸道）

最近一期的《十三邀》有点儿意思。许知远还是那个许知远，姜文却不是想象中的姜文。两个都很自我的人坐在一块，没有针锋相对的火药味儿，也没有沉默尴尬的对峙，对话出乎意料的平顺与柔和。

有生之年，居然看到姜文对着镜头诚恳地说，“我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我心里腾地冒出那句姜文惯用的口头禅，“不能这样吧”。这还是那个永远牛逼永远张狂永远子弹满膛的姜文吗？

早几年，南都娱乐的记者写过一篇文章叫《如何正确地采访姜文》，教记者如何与姜文过招。无果，姜文永远有一百种方法来怼哭记者。怼，用北京话来说就是，“呲瞪儿”。这词更加生动形象，采访过姜文的人大概一听都能勾出脑海里的场景闪回，怒目金刚呲牙又瞪眼，让人望而生畏。

记者问，您能严肃的回答我一个问题么……姜文反问，哎，我不严肃吗？你觉得我不严肃吗？记者无奈，”这样的专访我“没法交待”。姜文不干了，“没法交流你赖我？”

有女记者第一个提问，姜文突然插问，“你在你们家是老几啊？”记者一脸错愕地答，“老大”，姜文继续套词，“你有妹妹吗？”记者答有啊，姜文表情炒鸡夸张的做戏，“啊，超生了吧！”

看完《让子弹飞》，有女记者抱怨“哎, 脑子很累, 它(电影)老在高潮处”, 姜文是这样接话的: “你不喜欢高潮吗? 难道你只喜欢前戏？如果你觉得累, 也有情可原, 毕竟是2个小时的高潮。”

所谓明不白，其实就是明白了还装不明白。姜文用他的聪明与霸道戏耍着记者，可记者们还不得不捧着他，追着他，年复一年地采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华语届最牛逼的几个导演之一呢。

甚至许知远在采访姜文的时候，也是明显带着一些敬畏的。他对着直男姜文，露出了只有见着俞飞鸿才有的羞涩微笑，这完全不是当初采访李诞那副严肃而又深刻的面孔嘛哈哈哈哈

许知远对着姜文，问不出太尖锐太直接的问题，至多只是反复追问，你有自我怀疑的时刻吗？你有过失败吗？这样抽象的问题，对姜文这种聪明人来说，太简陋太easy了，他只需要用及时的反问与笃定的否定，就可以轻易拆掉许知远的心机，然后再用一种单刀直入的坦诚，消解掉许知远给自己的预设。

比如许知远问姜文，你把自己陷入过某种危险的状态吗？”

姜文答：“我每天都在危险当中。”

许知远颇为惊喜地凝望：“那日常的危险是怎么样的？”

姜文答：“起床。”

这就是一个经典的姜文式回答。先抛一个诱饵，把你引入他的场景，然后再用他的逻辑把你揍得五体投地。

看姜文的电影，还没有这样直观的感觉。看完采访，我肯定他是个真汉子。与其说他是在接受许知远的采访，倒不如说是在玩俄罗斯转盘。每次回答，他都特别真诚特别实在，就像拿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但你永远猜不到哪一次他会射出真的子弹。

刺激，刺激，真刺激。如果你没有袒胸露怀向着明刀子的勇气，肯定也是不敢跟姜文真刀对真枪的。这也是许知远注定要输给姜文的原因。虽然两个人都自我，都偏执，但只有姜文敢于把自己的弱点亮出来给敌人看。

纽约客记者何伟曾经如此评价姜文演过的那些角色，“他扮演过秦始皇，那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他扮演过浦仪，那个无能的、看着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他还演过皇宫里的太监，演过农民和经常，演过小骗子和小商贩。他抓住了现代中国男人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和恐惧，他的梦想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北京人在纽约》里，姜文演的王启明，就是一个怀着远大梦想心里充满渴望但又严重缺乏安全感的纽漂男人。一边叫嚣着“我给别人送外卖，给别人洗碗，咱不怕，咱他妈的是艺术家！”但另一边又干起了卑劣无耻的买卖。

很经典的一幕就是，王启明终于发了横财，叫了一个洋妞到家里，把她按在床上，用一张张美元钞票打在她的身上，命令她，“说你爱我，要他妈有感情。”

多年后，宁浩的电影《心花路放》也用了这个桥段。黄渤也拿出一沓钱想要马苏演的陪酒小姐说“我爱你”，结果马苏一口气把酒干了，“哥，都在酒里了啊。”

梦醒时分，现实总是戏谑而又残酷。

姜文在与许知远的对谈里，唯一一次扣动扳机，大概就是在谈到他妈的时候。这是姜文从始至终的一块心病，总是处理不好他跟妈妈的关系，老想好但老也不好，直到母亲去世，也还是不好。

“电影里如鱼得水，不拍电影的时候，回到现实，面对的依然是跟十几岁的时候一样的困境。”

姜文本名叫姜小军，而弟弟姜武本名叫姜小兵。

虽然哥俩长得很像，岁数也没差多少，但性格迥异。小军很调皮但也很直，干了什么都摆在明面上。而小兵看上去很乖巧，其实有点蔫儿淘，干了坏事别人也看不出来是他干的。

后来姥爷给这哥俩改了名字，想让淘气的小军文一点，胆小的小兵武一点，补足哥俩性格中不足的部分。

结果姜文还是没少挨母亲的揍：

“有一次已经午夜12点了，我妈妈还把我叫起来，为的就是要打我，还问我，‘你知道你哪里犯错吗？’老实说，我连自己做错什么事都不知道，但我妈妈打我，一定确实是我有犯错。”

姜文长大后，还是很理解母亲，“小时候妈妈对我很严厉，因为我是长子，她觉得把我管住了，余下都好办了。”

成年后的姜文不淘气了，考了中戏，当了大导演，拿了国际大奖，还给母亲买了房子，结果还是难以让母亲高兴。

他在接受何伟采访的时候说，有10多年的时间，他总是反复地看《愤怒的公牛》。“它给我的感觉不是一部美国片，或者一部关于拳击手的影片。我觉得它讲的就是我的家。我也喜欢罗伯特·德尼罗，因为在那部电影里，他让我想起了我妈。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我妈。”

片子里，罗伯特德尼罗演的拳击手，自卑、多疑而又充满攻击性。当愤怒冲上头脑，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拳头，会对妻子连抽耳光，冲到弟弟家大打出手，怀着伤痛的他制造了更多伤痛。

姜文生于1963年，那是一个充满创痛的年代，每个人都难免带着伤痕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紧绷到极点。聪明的姜文找到了一个让自己完全隔离的办法。

70年代，他跟父亲的部队驻扎在贵州一个铁路沿线的小镇里，他们住的房子外有个广场，每周有两晚会放露天电影。姜文躺在床上，从窗户看出去，就能看到电影。

“那些电影让我着迷，因为它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像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记得这些电影里出现的所有的漂亮女孩。通常她们穿得不多：她们的短裤剪裁得很短，衣服的袖子扯掉了，腰间紧紧地别着一条武装皮带，手里握着枪站在那儿。天啊，她们真美。”

后来姜文开始自己拍电影，每一部电影虽然年代不同故事不同，但其实都是在讲他自己。许知远问姜文，你不怕陷入自我沉溺吗？姜文很无畏，“人生就是建立在误读之上，人只能表达自己，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

姜文的电影大多从原著翻拍，但总能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亲妈都不认识。《阳光灿烂的日子》讲的是姜文自己的少年时光，《鬼子来了》源于中戏那帮日本留学生带给姜文的反思，《太阳照常升起》是姜文自己在七零年代做的绮梦，《让子弹飞》与《一步之遥》是他自个儿感兴趣的故事。

这次拍《侠隐》，他也很直接地说，“我对侠一点儿兴趣都没有。”打动的他，是文本里那个30年代的老北京，主人公住的内务部街离他家特近。拍着拍着就偏题了，片名都改成了《邪不压正》。好在作者张北海也懒得管，“应由他放手去拍”

电影里的姜文，是霸道的，独裁的，说一不二的。

以前我很不喜欢那感觉，现在理解了，这里是姜文的避风港，也是他的隐乐所，他的地盘他做主。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明明是冬天，他愣是把街上的冰全都喷化了，把落叶扫得干干净净，因为他记忆里的北京是这样，那就必须是这样。

拍《鬼子来了》的时候，姜文拒绝对影片进行剪辑。如果他觉得某个场景中有一处小地方无法接受，就会坚持把整个场景从头拍一遍。导致最后预算多了两倍，时长一共两小时四十分钟。

拍《太阳照常升起》，姜文找久石让做配乐，但又附上了莫扎特的音乐给久石让参考，让他务必做出莫扎特的感觉。久石让直接哭了，我怎么能做出比莫扎特更好的音乐啊？！你让导演直接把莫扎特的音乐贴上去就行啦，还来找我干嘛？”

有朋友曾经亲眼目睹葛优跟姜文在录音棚里配《让子弹飞》，里面两人骑着马去鹅城上任那段。就是葛优从鼻孔里“嗯？”那一声，反反复复配了大概有半小时。葛大爷也是没脾气，任由姜文拿捏，直到这一声“嗯”，终于嗯进了姜文心里才罢休。

冯小刚很不好意思拿自己跟姜文比。他觉得自己就是个靠电影吃饭的人，而姜文才是那个真正爱电影的人，爱得单纯，爱得不顾一切。而姜文自己说，我是对生活没招，才去（电影里）假设一个生活。

出了电影的姜文，还带着惯性，底气却是虚的。眼尖的人，时常能瞅出他在各种场合里的紧张。有一次窦文涛请来姜文跟洪晃上锵锵三人行，姜文不停地喝红酒，有点手脚不知道往哪放的感觉，一问他话先愣两秒，神情腼腆。

老友廖一梅这样评价姜文，“他是我见过的导演中最为羞涩的一个。这种羞涩深藏于霸道中，会让察觉到的人动容。”“任何人面对媒体都是表演，他其实是羞于表演的，他非得说，就给你讲一个故事。”

年纪大了再看姜文的电影，终于明白廖一梅说的姜文那种“内心隐隐的伤心”，这个人把他的内心他的一生都放进电影里了，他渴求更多人能够来读，但能读到他心里去的人却很少。（据说姜文曾经半夜发一首诗给别人，希望对方当场和出……）

许知远形容姜文是一座孤岛，但又与大陆相连。这个比喻倒是很绝妙。姜文在电影里做出的那种虚张声势，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出于为更多人着想。他在锵锵里说，片场的霸道是假装出来的，为的是尽快做决定。“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假装做一个好人，大家会陷在那儿，无休止的，这件事是很可怕的。”

反正姜文也习惯被误读了，“如果对于一件事情的迷恋也叫张狂的话，那我就要这俩字了，那就叫张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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