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失败的胜利（通往失败的胜利）

1

先看一场漂亮仗。

1932年7月，红四方面军在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高强度作战后，未经休整，在极端疲惫的情况下南下麻城地区继续作战。

作战目的即为执行当时中央的“训令”、分局的决定：攻下麻城地区，进而威逼武汉。

其时敌30师驻麻城，31师驻黄陂，54师驻罗田，互为犄角。麻城以北与我根据地接壤的福田河、黄土岗地区，则为地主反动武装所盘踞。

还用这个图吧，看个大概格局行。棕色地区为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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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仍然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

计划包围麻城，吸打黄陂、武汉方向的援敌。

第一步自然是清除麻城外围据点。

红军首先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脑、邓家竹园等外围据点；并于红石堰、七里桥一带全歼敌31师93旅，俘敌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二千余人。

进而以主力控制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麻姑洞至红石嘴一带高地，围住驻城西南中馆驿的敌三十师九十二旅，切断了麻城与宋埠、歧亭、黄陂的交通线，待机打援。

与此同时，我还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将麻城周围纵横百余里的地主民团一扫而光，顽固的白色堡垒黄土岗、福田河亦被解放。

至此，第一步顺利完成，麻城之敌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第二步就是打援。

因为被围在麻城的30师与驻扎黄陂的敌31师同属敌31军军长张印相指挥，所以几乎可以确定，黄陂之31师应该会出动来援。

据此，我军在来路上选好地形，准备伏击。

拍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这个比较详细。白杲、仓子埠等重要位置我用铅笔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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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张印相颇熟悉红军战术，料到红军这一招了，于是抖了个机灵，令31师到宋埠后，绕道白杲，沿公路增援麻城。这样虽绕了远路，但安全啊。

这时候红军怎么办？

再去围堵，一则时间上未必来得及；二则失了先机，追着打，又在空旷地带，不合算。关键是，如果那样，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性，相当于被敌人调动了，而战场主动性，是战争胜负的根本所在。

张军长大概很得意，但这得意并没有维持多久。

你不是抖机灵绕道走吗？那我军直出你老窝黄陂，这一路一定是畅行无阻，徐向前应变神速，即令我军主力奔袭黄陂。

至十八日中午，陈大将率红十二师一举攻占黄陂以西的要点仓子埠，歼敌一部，并发了个财，缴获食盐万余斤。

继而进逼黄陂。武汉为之震动。

那还了得！仓子埠距汉口仅五六十里，老蒋的总司令部就在那呢。

张军长这时笑不出来了，估计有点发懵：不是说要打伏击吗？怎么变了呢？

敌人慌忙调武汉的89师及罗田的54师向北堵击；同时令并令麻城、宋埠之敌30、31两师派主力向西南出击，企图南北夹击我军。

我则迅速回头北进，趁敌30，31师匆忙南来毫无戒备之时给予迎头痛击。经激烈战斗，全歼敌一个多旅，缴枪五六千支，余敌溃退至宋埠、歧亭等据点。

我主力复转至麻城围敌。

猜想张军长的心情：

你不是进攻黄陂吗？咋又变了尼？

我使了一招，避开了伏击，但现在你神出鬼没敌跑出来，给人家当头一棒，这伤害也不下于伏击啊！

掐指一算，该挨的揍一点没少，还附带搭上了仓子埠的人和万把斤盐。

汉口的总司令部一度处于险境，还不知道老蒋怎么修理我呢！

麻城也还在包围之中，城破是早晚的事。

我去，还不如当初老老实实挨那一顿呢！

2

从这场仗本身来看，很漂亮；但从全局看，正是这场漂亮仗，种下了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根苗。

老蒋有个狠劲，在第三次“围剿”尚未结束时就已经筹备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剿”了。

鉴于屡屡碰壁吃亏，这次老蒋煞费苦心：

首先，由老蒋本人亲任鄂豫皖三省的“剿匪”总司令，这就保证了指挥的相对有效和统一。

第二，兵力强大。用于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的兵力，合计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余万人。另有四个航空队。

第三，尽遣嫡系主力。老蒋也真给这个他当年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的学生面子，除陈诚等部尚在江西对付我中央红军外，大部（胡宗南第一师，黄杰第二师，李玉堂第三师，徐庭瑶第四师，蒋鼎文第九师，李默庵第十师，李思塑第八十师，蒋伏生第八十三师，俞济时第八十八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均调来围攻鄂豫皖根据地。

第四，战术有所改进。为避免重蹈以往分兵“进剿”、长驱直入而被我军抓住机会各个击破的覆辙，老蒋亲自操刀制定了十六字方针，即所谓：“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等等。

第五，加强政治进攻。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企图以政治手段争取和瓦解根据地军民，扶植下属反动土豪劣绅恢复统治。

而相对应的，张国焘长期执行王明路线，许多政策很“左”，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比如“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打击富农”；比如对中小工商业者不是采取保护的政策，而是孤立、打击和没收；比如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比如统战工作上，不去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做争取分化工作，而是强调“绝不妥协”，搞关门主义。爱国将领吉鸿昌曾派人来新集和张国焘谈判，想与红军联合，但败兴而归；比如肃反政策上，搞扩大化、逼供信，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比如知识分子政策上，是排斥、歧视、打击，甚至留鹅头的，戴眼镜的，有没有问题都会严格审查。

这一系列“左”的政策逐渐显现出的消极后果，在客观上配合了蒋介石的政治进攻。

总而言之，这一次老蒋下了狠心，在各方面都尽可能做到极致，务求彻底“剿灭”我鄂豫皖红军。

在红军主力南下攻打麻城之前，老蒋就已经在按既定计划调兵遣将，并在我根据地边缘构筑工事，进行一些小型的侦察性攻击。

这时候，黑云压城，形势已极其严峻。

徐向前、陈昌浩等军队领导人认为：

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惫，这时候首先应该停止外线进攻作战，进行休整训练；

“把主力摆在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

这样，部队可以得到必要休整，而且不耽误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最起码陈兵根据地，在敌人发起进攻时也不至于手忙脚乱。另外大军可以就粮于新区，减轻老区的负担。

但这个一举数得的建议，被张国焘等分局领导否决。

他们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对敌人的判断在根本上出现问题，呈现出一种事后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主观盲目性！

他们认为，新的“围剿”不会来临。

为什么？因为他们判断，敌人已被我打的溃不成军，已成“偏师”，根本没能力再来进攻。

“偏师”一说连当时的中央都看不下去了，来信批评，好，不说“偏师”了，那我说敌人正处于“大崩溃”中！无论如何，就是觉得敌人不行了。

这样顽固的判断并不是来自调查研究和冷静分析，而是来自之前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的辉煌战绩、以及这种辉煌战绩所鼓荡起来的某种狂热想象。

红军的英勇拼搏，根据地群众的大力配合，特别是徐向前等军事领导人的天才指挥，再加上对手主要是杂牌部队，指挥不力，协作性差，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使红军在之前打出了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惊人战绩，而这，给了张国焘、沈泽民等分局领导人一种幻觉：国民党已成“偏师”。

这种行将崩溃的“偏师”，已没有能力再向我进攻！而我则需要乘胜追击，一鼓作气。

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是沈泽民，他气吞山河，挥舞着拳头表示：“胜利了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

为激情所操控、陶醉于金戈铁马、摧枯拉朽的狂热想象中的分局领导们，自然对所面临的形势毫不在意。

这就有了这种奇观：在敌人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我红军主力竟然脱离根据地南下进攻作战。

而这次不合时宜的作战行动，直接导致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被动局面。所以我们说，恰恰是这场漂亮仗，种下了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根苗。

不是这场仗本身的问题，而是在不合适的时机不合适的地方打了这场仗。

在大军压境的大背景下，去打这样一场仗，这就失了先机，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假如在平常情况下，或许还有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但这次不同，敌人准备充分，压力极大，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就极容易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况。

沈泽民，徐帅评价是个好人，革命也很坚决，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对军事“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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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红军主力围困麻城之时，敌人开始了进攻，从东、西、北三面压向我根据地，如入无人之境。

老蒋也很贼，见未遇有力抵抗，立即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下令总攻，令主攻纵队迅速插入根据地中心区域，寻我主力决战。

接着，陈继承纵队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纵队亦进抵河口一带，扑向黄安。

刀光已经晃眼，张国焘才终于感觉到不妙！

急令红军主力向黄安以西转移，迎击敌主力。

红军立即放弃正在围困的麻城，匆忙回师。

麻城到黄安，九十余里，而且非常难走，俗称“九十里当一百三”，会走的走一天半，不会走的得走两天，但红军咬牙坚持，只用了十几个小时即赶了回来。

虽然如此，本就极度疲劳的红军又在炎热天气中强行军一整天，到了地方还怎么打仗？

何况还不是到了拉开架势打，而是当头撞上，直接开打，根本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陈赓大将的红十二师先头部队在狂奔了一整天后，与敌精锐卫立煌纵队李默庵部迎头撞上，直接开打。

敌人以逸待劳，装备又好，而我军不仅疲惫至极，毫无准备，而且后续部队也还没赶上来，形势危急！

徐向前听说情况后立即带后续部队跑步上去支援，而后继续组织后续部队，来一批投入一批。

极端仓促！

而且这个“极端仓促”不仅仅是时机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体力上的。

以这种从未有过的仓促应战为起点，红四方面军进入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战争节奏。

徐向前（前排右）与陈大将（后排左）。另两位为左权（后）、宣侠父（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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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是复杂的，但比较清晰的起点，就是是分局领导人的主观盲目性。

这种盲目性导致了对局势的误判；对局势的误判导致了决策的失当；而关键地方的一个不恰当处置，则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了最终难以收拾的局面。

而如果剔除许多细节，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视角来看，我们可以说，这次失败源于没有在恰当的时间在恰当的位置上做恰当的事。

万事万物皆有联系，而具体到某一个局部事物，这种联系就越发紧密而有机，牵一发而动全身，点七寸而收全效。

所以一件事的意义，要放在他所在的系统中看。

比如打麻城，打得不错，漂亮仗，但放在反围剿斗争的系统中看，这就是一个昏招，足以致命的昏招。

就像你洗衣服没错，你洗的干净也说明你能干；但如果大雨将至，你不忙着收衣服，而跑去河边洗衣服，这时候你洗衣服这事就是昏聩。

你匆忙奔回家里，一路水里泥里的跑，但回去后你看到一片狼藉，再一件件收，绳子上，泥水里，被风吹到远处的，卷到泥里的，你狼狈不堪，到处抓挠，结果就是，你自己与你所有的衣服都满是泥水，而你刚洗好的那些衣服也是白洗，正如你围了麻城也是白围。

所以，一件事的实际意义并不在于他本身，而在于它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

比如你读书上进准没错，你废寝忘食研读史记，收获也颇多，单看这事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这是一个下个月就要参加高考的学生呢？

失了先后，不分轻重，这就是没有“系统”观念。

张国焘是因为对形势的误判，你读史记是因为爱好，但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归结在没有全局思想、没有系统思想。

而且所谓系统思想，不限于时间和空间上，人情上，心理上，万事万物莫不如此。

宋徽宗雅好书画，这绝对算不上恶习吧，但综合考虑其身份，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形势，这份沉溺却常常被人拿来调侃。

我赞美一个人没错吧？你英俊潇洒，貌若潘安，这是好话吧？但如果对方是一个著名的丑八怪呢？他不会觉得你眼光独到懂得欣赏，只会觉得你在无情的讽刺他！所以，话是好话，但很可能挨揍。

我努力工作是好事吧？我为一个报告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全情投入，好，但如果你因此而忘了下午跟大客户约好的重要会面呢？

记得高中时有位老师针对早恋的同学说：我理解你们，但我希望你们能理性的控制。我想提醒你们的是，人生是有顺序的，循序而进，就会有一系列好的连锁效果，越走越顺，而打破了这个顺序，则会有一系列反向的效果，相互消耗，相互影响，这个代价，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付不清。

确实是这样。爱情本身是美好的，但它在不恰当的时机被点燃，却可能蔓延成难以控制的灾难，让很多美好都化为灰烬。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双向的可能。假如你应付不来，艰难即是毁灭；你应付得来，艰难即是成长。

红四方面军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非常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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