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有几次（戊戌变法的西方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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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国关系的角度来看，“百日维新“的失败反映了英国和日本在华势力的下降，而俄国影响力却在上升。

应该说，从1840年以来，列强还是第一次积极干预清廷的内政，英国和日本在“百日维新”的整个过程中都有参与。

1、西方列强有多轻视中国？

甲午战后，列强在华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竞争逐渐失控，各国政府都不得不面临一个中国有可能以非洲方式被瓜分的前景。如果成为现实，19世纪末的国际关系体系将受重大影响。

1899年，英国退休海军上将别瑞斯福德勋爵在英政府和商界的支持下来华考察，并出了一本轰动全球的书，题名为《中国的解体》。

然而，列强各国虽然都有瓜分中国的企图，但是每一个强国政府并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至少不要在近期内发生。中国地域广阔，任何一国想独霸都是不可能的。

同时，中国的重要性还远远没有达到在全球地缘政治的均势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列强不愿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引起武装冲突。所以，从伦敦、巴黎、彼得堡到华盛顿，各国政府都从全球政治的角度，而不仅仅从地区竞争的角度来思考中国问题。

各国外交部的中国政策也因此由熟谙欧洲政治的专家，而不是“中国通”来制定。

举例来说，英国外交部的远东事务次官弗朗西斯·伯蒂，对中国并无深刻的了解。他去东方旅行最远只到过奥斯曼帝国的君士坦丁堡。

而法国外交部的对华政策则受著名的坎朋兄弟的影响。茹尔·坎朋是驻美大使，而保罗·坎朋则驻节伦敦。

外交部的远东问题专家们在决策过程中作用不大，在德帝国外交部，老牌“中国通”巴兰德的发言权有限，因为对华政策掌操在德皇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海军上将手中。

在俄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不在外交部而在财政部。在所谓“贝佐布拉索夫远东帮”势力于1900年兴起之前，财政大臣伍维特伯爵在对华事务上最有发言权。

美国国务院则根本不用“中国通”，即使是在制定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时，依靠的也是院外的“中国通”，如威廉·洛克希尔。

日本政府当然不缺乏中国事务专家，但其对华外交的视野过于狭窄，关注重点是俄国在华的行动。因此，日本在华外交的主旨是在满洲和华北地区制衡沙俄的势力，“中国通”并无大用。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心想“走出亚洲”，因而竭力仿效西方列强，以全球地缘政治的观点来制定对华政策。日、中在文化和历史上的特殊纽带对西化的日本外交反而是个障碍。

2、为何列强均不愿意划分“势力范围”？

在这样的形势下，列强各国虽然在华竞争激烈，但都希望能缓解甲午战后的失控局面，以便在远东找到一套保持稳定的办法。

以欧洲政治为中心的现实外交此时尚能抑制列强各国对中国市场的巨大胃口。

此外，列强自然都希望在华拥有势力范围，但都不愿公开对此加以鼓吹。对各国政府来说，“势力范围”的概念各有不同。

英帝国此时已在长江流域有大量集中的商贸利益，这一地区已成为事实上的英国势力范围。所以英国不喜欢用这一概念，主要是惧怕他国亦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其他地区独霸一方。

英国政策的主旨是防止“势力范围”概念的合法化，索尔兹伯里首相在1898年5月宣布：

目前充满活力的国家将逐渐侵入濒临死亡的地域，文明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种子已经播下…我们不能容忍英国在这个世界地域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俄国人全力以赴地完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财政大臣维特苦心经营的这条大铁路注定要迫使俄国设法控制满洲。

1896年，俄国政府向李鸿章大量行贿，通过《中俄密约》已经获取了建设中东铁路的租借权，这样就大大缩短了到海参崴的路程，减少了修建费用。

但是《中俄密约》本身对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还未造成直接威胁。

订立《中俄密约》的消息传出，中外哗然，彼得堡和北京都矢口否认此约的存在。迫于国内外压力，恭亲王奕訢改变了原来支持李鸿章的初衷，不愿与《中俄密约》有任何干系。当李鸿章派人将《中俄密约》文本原件送达恭亲王府时，恭亲王拒而不收。

中国政府实际上到1910年才承认有此《中俄密约》。李鸿章认为《中俄密约》文本放在总理衙门太不保险，只好将它一直保存在自己的私人文件之中。

结果是，《中俄密约》在官方的口径中虽不存在，但中方仍不得不履行义务，而俄方以15年与华秘密结盟来对抗日本的承诺实际上名存实亡。

法国政府对势力范围概念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驻京公使毕盛曾多次催促法国政府对此作出决策。

外长德卡赛对毕盛的“中国必被瓜分论”不以为然，他更愿意听取坎朋兄弟的意见。在伦敦和华盛顿任大使的坎朋兄弟对法国对华政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他们的中心论点是要避免与其他列强在中国进行非洲大陆式的争夺。

他们认为，中国与非洲本质上不同，非洲大陆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社会、经济、文化非常落后。法国与他国一样，认为必先占地，然后才能探明此地是否有经济价值。中国不然，它是一个统一的古老帝国，政治权力集中。此外，英国人早已占尽先机，将最富庶的长江流域变为事实上的势力范围。

前且中国其他地区的地理、地质、人文环境的特点早已探明，在不平等条约的“利益均沾”的原则下，一国不可能随意占地而同时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

保罗·坎朋还特别指出，法国如欲在华建立正式的势力范围，惟一可能的选择是毗邻印度支那的广西和云南两省。

这两个省份不但贫穷，而且缺乏矿产资源。当地民风强悍，少数民族集居较多，而且以仇洋出名。所以在广西和云南建立势力范围在经济和政治上对法国都没有多大好处。

因此，法国与他国一起努力维持中国的现状恐怕是唯一有效的方针。

日本和美国对“势力范围”的概念兴趣不大，尽管这两国在华的经济利流呈上升趋势、它们都不愿看到由于势力范面的划分而破坏“机会均等”的原则，美国的对华政策大政与英国的政策同步，重在贸易自由，而日本需要英国的支持以遏制俄罗斯。

3、戊戌变法背后的国际较量

变法本身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楷模，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对光绪帝的影响巨大。英国也一贯积极支持变法，早在1895年，欧格讷公使在离任前就发出过变法的呼吁。

更重要的是，英、日支持变法有地缘政治的考虑。甲午战争之后，《中俄密约》的签订对英、日在华的利益有很大影响。英、日政府都认定清廷的保守派是亲俄派，而窦纳乐公使（俄国驻华公使）从不掩饰他对李鸿章的厌恶。

1896年7月，窦纳乐公使曾警告伦敦外交部关注李鸿章两面三刀的外交术：

“我希望女王陛下的政府在对华谈判任何问题时不要依赖李鸿章。据我所知，李只会作出任何承诺，而决不会真心履行这些承诺。”

“百日维新”失败后，窦纳乐公使在总理衙门多次攻击李鸿章。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逊的报道，李之受贬到广东，与窦纳乐公使的大力攻讦有直接的关系。

英国首相，是公开的仇俄派。所以对英国来说，光绪帝权力的上升对反俄大计有利。变法过程中，英、日政府都过低地估计了当时已经63岁的慈禧太后的势力。

窦纳乐一贯认为慈禧太后对政府的控制能力有限，某次入宫受光绪帝接见后，窦纳乐写下如此感想：

“我只需要二百名‘红衣兵’（即英在非洲的殖民军），如果其他公使不反对，就能轻易地发动政变，拿下紫禁城。”

日本人当时也很乐观，变法期间，前首相伊藤博文亲自来北京，给光绪帝出谋划策。

然而不久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开始铁腕掌权，英、日政府绝望之际，匆忙帮助康、梁逃往国外避难。此举被清廷视为是直接干涉内政，英、日的影响力大降。俄国在整个过程中是受益者，势力大增。

英国在华的老对手法国在“百日维新”前后均无利可图，《中俄密约》打破了法俄连手制英的传统战略。此外，法国外长德卡赛对在华争夺势力范围兴趣不大。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曾建议将云南并入印支殖民地范围，德卡赛认为会挑起军事冲突，不予考虑。

同时，1898年，英、法在北非的法绍达的军事对峙，一度有开战的可能。

此事和平解决之后，德卡赛更不愿在殖民地问题上与英交恶。更重要的是，法国与英国合作的基本动因来自德帝国的威胁。1897年以后，英国在华的利益不仅受俄国的影响，而且受到后起的德帝国的直接挑战。总之，英国在1898年的远东已开始感到两面受攻，地位难保。

而且法国的长远利益与英国是一致的，所以对英国利益没有威胁、因此，能够在远东地区直接挑战英国利益和英国主导的游戏规则的只能是后起的德国和意大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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