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贤相到权相的后果（什么是权变之道）

《论语》共二十篇。

第一篇《学而》是讲个人做学问的内在修养，第二篇《为政》则是讲学问的外用。

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教化。

教化这一层又包含了道德的提倡。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道德”两个字，是很少连起来用的，那个时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晋南北朝后，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为“道德”。

《道德经》是分两部分《道经》和《德经》，而在唐朝之前都只把它称呼为《老子》，直到唐朝才开始有把《老子》也称呼为《道德经》的。

“为政”的思想在今日不仅仅是从政这一层，还可以把它运用到企业、团体等一切组织的行为管理上。为政就是学问的外用。

学问外用的时候还要注意活用。

南宋第一个抵抗金人最得力的大将是宗泽，宗泽是一位爱才又愿提拔人才的儒将。他注意到岳飞，提拔岳飞的时候，还叮嘱岳飞要多读兵书，谁知岳飞不光对《孙子兵法》已经滚瓜烂熟，还提出了一句“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是孔子所提的“权”，孙子所提的“变”，合起来可以称为“权变”。

后世有部分学者认为孔子不懂权变，周游列国却得不到职位。其实，孔子对权变一节有很深的理解，之所以难得重用除了个人原因外还有当时各国形势复杂的多种原因。

后来孔子重在培养学生，眼光更是深远，认为只要自己的学说能得到更多流传和认可，岂不比只是自己被重用要对后世的影响力更深更广？历史事实也是如此。

不得重用转而培养人才、传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岂不就是“权变”之道？

古代从事政治的人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指《诗经》，读《诗经》三百来首后，一句话概括，就是不胡思乱想了。“思无邪”也成了后世学子常用来自我压制心猿的“咒语”。

不管是从事政治还是创业、管理、销售、教学，都离不开对人的了解。

古代有相面术，其实孔夫子也有自己的“相术”。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想了解一个人，你要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始末，了解他心理的寄托是什么，这样，这个人又能掩藏到哪去？能遮藏到哪去？

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的。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

很多学者考证、研究秦汉之前我国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的文化重心在哪时提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商）朝的文化尚质，也尚鬼；周朝尚文，注重人文文化。

人文文化对我国文化深厚的影响从周朝开始就是重心。

南怀瑾先生认为：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见义勇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