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儿子去卖猪崽（那年跟着父母卖奶猪）

1990年，我15岁，读初三。如果自己努力的话，应该能考上高中，如果读高中的话，本来拮据的家庭会更加贫穷，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母亲决定养一头母猪。

养母猪跟平猪不一样，奶猪出生后，要很多的粮食喂才能长得快长得大。本来家里就缺粮，现在又养母猪，其实就是家畜跟人抢粮食，为了自己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继续读书，所以家畜的猪草就是我全包了，经常一边放牛一边扯猪草。

经过10个月的努力，出生后两个月的第一窝猪仔终于满月了，但由于舍不得给大米喂养，这窝猪仔比较瘦小，最重的是19斤，最小的只有13斤，人家的猪仔很多是30多斤，这样一比较，我们家的奶猪就有点寒碜了。

本来想在家里卖的，但那些邻里看到猪仔有点小，都不愿买，所以没办法，只能去滩头卖。从我家到滩头有30多里路，滩头作为区政府的所在地，我只有在小学四年级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去过，因为那次吃了面条和饺子，所以一直很向往再次吃那里的包子、面条、饺子（其实是馄饨）。想想就开心，想想就吞口水。想着明天可以去滩头这个大城市，还有机会吃上好东西，心里就窃喜。

为了早上8:00前能赶到市场，早上三点多就被父亲叫醒了，迷迷糊糊地吃了点剩饭，母亲带上几根煮熟的新鲜包谷，四点左右出发。父亲挑4个大的，我和母亲挑4个小的。开开心心的就上路了。母亲身材矮小，还有气管炎，所以我不能让母亲挑太多，只有在平坦道路让她挑，上坡和下坡都是我挑，其实我也才一米五多一点，幸好经过暑假双抢的洗礼，力气又大了一点，否则这30多里路，60多斤猪仔，我们怎能完成。

现在已经是暑假尾期，刚刚立秋不久，正是晒二十四个秋脑壳的时候，虽然是早上，但肩上还有几十斤的东西，走在路上还是汗流浃背。又没有鞋子穿，是打着赤脚挑担子，所以走路还是小心翼翼的。其实走石板路最好，不怕刺脚，如果走马路就难受了，马路上铺了很多碎石，赤脚走在上面，肩上压着，脚被顶着，真的很痛苦。

打着火把，我走最中间（我胆小，怕鬼）一家三口，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五点多天已经大亮，很多人已经出来干农活了，我不怕了，六点左右来到申家那棵古银杏树下。此时一片乌云压过来，一会儿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一直下了20多分钟，我们就躲在人家的屋檐下。挑了这么长时间的重担，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母亲也知道我饿了，给了我一根包谷，我拿着就啃。其实我一直不喜欢吃包谷，因为以前家里煮饭的时候喜欢放红薯和包谷，但现在吃得特别香，吃了一根还想吃，但母亲没给，说：“迟点再吃，到时候会更饿。”

吃完包谷，挑着担子继续上路，爬过了一个山头就是下坡了，刚下过雨，一步没扎稳，滑倒了，心一慌，膝盖顶在石板上，钻心地疼。其中一个竹笼子的门没扎紧，笼门开了，两个猪仔冲出牢笼，飞快地逃跑。我们慌了，追着那两个猪仔到处跑，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抓获两个逃犯，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八点多，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滩头石桥边的猪仔交易市场。刚放下担子轻松一下，市场的管理人员就来了，手上拿着一张收据，说要收2块钱的管理费。此时父亲傻眼了，我也知道，父亲身无分文，他不停地搓着双手，满脸绯红，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不知所措。此时母亲抖抖瑟瑟的从裤腰袋中拿出一个小布包，一圈一圈的打开，一分两分，一角两角，花了好几分钟才数清楚，总共是一块四毛五，拿给管理员，说：“领导，就只这么多了，您帮帮忙，我们从天壁挑过来的，不容易，行行好。”市场管理员看到这个情形，也无可奈何，收了那一块四毛五就走了，父亲和母亲还在那不停地作揖。

把猪仔放在围栏里，父亲掏出旱烟，用我考完的试卷纸卷着喇叭筒，吧唧吧唧地吸着。那满脸的汗水也来不及擦，就在那解着烟瘾，一脸的满足。买奶猪的人在那些围栏边转着，看上眼就买走了，我们家的奶猪也有十几起人来看过，但奶猪太瘦小，没人看中，一直没人买。父亲和母亲在着急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祈祷着有人来买。我也着急，如果这些奶猪卖了，我起码能吃上一碗面条或者馄饨，这东西太诱惑人了，几年前的味道一直在回味着。

下午两点半，赶场的人都散了，我们家的奶猪一个都没卖出去。父亲又蹲在那吧唧吧唧地吸着旱烟，一脸沮丧。母亲满含泪水，我在那不安地来回走着。不仅没卖到钱，还给了管理费，还要再挑30多里回去，要命。此时肚子已近饿得前胸贴后背，三个人几根包谷根本不抵用。看市场没人了，我们只能把奶猪挑回家，奶猪也一天没吃食，在那唧唧地叫个不停。三个人的心情跌到谷底。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指使着自己，也许看到父母的辛酸，回去的时候，我硬着头皮，不要母亲挑，我和父亲一人一担，经过5个小时才到家。放下担子已经全身散架，饭也没吃，洗了澡倒在床上就睡了。

第二天是逢五，正是荷香桥赶场，我们又挑着奶猪去了，也是30多里路，结果也一样，没卖出一头奶猪。幸好荷香桥不要管理费，省了一笔钱，还是庆幸没花钱，只付出了力气。这样两个30多里路来回的结果就是我肩膀到处磨破了，脚底都是血泡，一沾水就痛地龇牙咧嘴。

回到家，父母唉声叹气，我也在那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久，母亲说：“奶猪一定要卖掉，不卖掉的话，我们没有粮食养，母猪也不会发春。必须想办法卖。”我小声地说：“实在不行，我们就降点价，降一毛钱一斤卖吧。”父亲说：“一毛钱一斤，就是十多块钱，亏大了。”经过长时间的抉择，实在找不到更好办法，只能降价卖，本来一块五一斤，最后我们按一块四一斤。作出决定后就把消息散出去了，第二天把所有的奶猪都卖了，总共卖了一百七十一元四角。

终于卖了，心也放下了，但以后再卖怎么办？有了开始的经验，我们后来也不去外面卖奶猪，只在家里卖，价格总比人家的便宜五分到一毛。

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往事历历在目。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苦难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农村散养猪也很少了，都是养猪场集中饲养，卖奶猪也成了过去式。经历是财富，生活是鞭子，鞭笞着我砥砺前行。

2021年12月28日晚

谢长民写于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