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卧底潜入敌营的电影（红色卧底潜入敌营）

作者：东旭

1935年5月，陕南，红25军要对杨虎城手下的一个警备旅长张汉民行刑。

“再说一遍，杀了我，你们会后悔的！”

“我是执行命令，跟我说这些没用。”红军连长对行刑的战士们一挥手说，“预备——”

“枪下留人！”就在这时，突然从远处跑来一个三十出头的中年人，大声呼喊着。

走到跟前，他气喘吁吁地说：“我叫汪峰，是特派员，张旅长是自己人，你们千万不能杀！”

行刑的红军战士一听犹豫了，把目光转向负责监刑的红军连长。

红军连长也觉得事关重大，就将那人带回去向首长请示。

不一会，连长回来了，做了个杀的手势。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张汉民倒在了山冈上。

几个月后，主席拍着桌子对红25军政委负责人说：“你们杀错人了！”

张汉民1903出生于山西稷山，1925年就加入了组织，潜伏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展地下工作。

冯玉祥投靠蒋氏之后，张汉民成为杨虎城的部下，取得了对方的完全信任，担任其随从副官，随后又晋升为警卫团长。

大权在握之后，张汉民以招考文书为名，在军中积极安插和发展我方成员。

比如三原地委书记张秉仁，省农协会军事部部长、山西书记张含辉、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七军参谋长周益三，陕南特委军委书记张明远都被他安排在警卫团，在里面担任要职。

张汉民甚至在每个连建立起支部，把我方组织成员提拔为连长、营长。

这样没几年，杨虎城的警卫团便遍布我方成员，全团2000多名官兵中，有200多人是我们的骨干，占了十分之一还多。

这样的部队，当然不会跟红军作战。

当时杨虎城在蒋氏的命令下，对红军进行“围剿”，张汉民下令，跟红军作战的时候别太认真，把枪口向上。

杨虎城将军

我方的骨干不但不会向红军开枪，交战时还故意把枪支扔下就跑，让红军来捡。

张汉民还派人跟红军约定，我们交战的时候，不要动真格，玩玩样子就行，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后来，张汉民还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红25军负责人。

红25军当时没有电台，无法核实张汉民的身份，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来验证：你不是自己人吗？那就弄一部电台，弄几张军用地图，弄点机枪零件，再弄点药品，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

【吴焕先（左）与徐海东】

张汉民自然全力以赴，他想方设法搞到了军用地图和药品，但是电台没有弄到，因为蒋军控制太严。

这样一来，25军的负责人觉得他不靠谱，不是自己人，说什么也不再信任他。

但是，蒋氏逼着杨虎城“围剿”红军，红25军还要跟张汉民打交道，双方商定相遇之后别太认真，友谊第一，相互礼让。

因此，尽管红军不信任张汉民，但双方也相安无事，至少没有敌意。

但后来发生一件事，让红军加深了对张汉民的误会，为后来他的被杀埋下伏笔。

张汉民虽然在军中安插不少组织成员，但军统也在对杨虎城的军队进行渗透，张汉民不能明目张胆下令部下对红军向天开枪。

即使部队大多数都执行这一要求，也会有个别人和红军真打。

这样的话，红军就会认为张汉民说话不算话，这就加深了他们对张的误会。

更让红军感到气愤的是，他们在蒋军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张汉民亲自下令枪杀了20多名游击队员。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1934年1月中旬，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与蒋军民团遭遇，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出现重大伤亡，还有20多名游击队员被俘。

张汉民得知后立即派二营营长孙立功假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同时又派地下组织成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奔民团总部，要求他们移交俘虏，将这20余名被俘的游击队员带到了警卫团。

接着，二营营长孙立功带民团那里找碴，说民团勾结红军，消极怠工，把民团成员抓走关了起来，将民团团长直接给崩了。

民团团长消灭了那么红军，等着邀功，没想到却吃了枪子，他死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得知警卫团抓了游击队员，驻守汉中的杨虎城38军立即催着要把俘虏押送到他们那里处理。

当时杨虎城虽然跟我军保持一定接触，在“围剿”红军时采取消极态度，但并不是没有打过。

一方面，他们为保存实力跟红军打假仗，一方面有时候还要真打一下，去蒋氏那邀功求赏。

在此情况下，这些游击队员到了38军，肯定凶多吉少。

张汉民听说后心急如焚，这些同志肯定不能交给敌人，但是不交又说不过去，怎么办？

情急之下，张汉民想到被关押的民团成员，反正这些家伙作恶多端，罪该万死，只能让他们先走一步了。

于是张汉民就对这些人说：“兄弟们，误会了，现在只要你们穿上红军的衣服拍个照，然后就放弟兄们回家。”

那些人一听说能回家，也没有多想，他们非常配合，兴高采烈穿上了红军服装。

结果刚换上衣服，枪声大作，这些家伙一个个做了枪下鬼。

然后张汉民把照片上传，称：“我们得到消息，红军即将营救这些俘虏，为防止节外生枝，我们只好将他们在勉县就地处决。”

张汉民还让自己的部下用妙笔编造出一份“元墩子大捷”的战报，把民团的功劳变成自己的战绩，通过杨虎城通过上报给了蒋氏。

蒋军的报纸对此大肆宣传，张汉民还受到了嘉奖。

这一来，红军对张汉民的误解加深，大家心里甚至憋了一口气，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狠揍张汉民的警卫团。

就在这时候，张汉民派人送信来了。

原来，蒋氏一再催促杨虎城“围剿”红军，在1935年4月下达命令，让杨虎城进攻我根据地。

杨虎城接到命令，也不能不玩玩样子；既然玩样子，就要派可靠的人，他想到了张汉民。

对张汉民的真实身份，杨虎城也猜出个八八九九，但是他不点破，就是要利用张汉民保存自己的实力，在必要的时候还能让他成为自己和我方的传话人。

因此，杨虎城就把“围剿”红军的任务交给张汉民。

接到命令，张汉民决定派人跟红25军联系。

当时张汉民的警卫团已经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升任旅长；辖七、八、九团，团长是曹伯珍、李家骥、阎揆要，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部队在张汉民的掌控之下。

九团团长阎揆要

即便如此，也要跟红军联系，取得默契。

张汉民就给九团团长阎揆要下令，要他派人去和红军联系，并交代说把蒋氏命令围剿红军的电报抄了一份，好取得红军信任。

谁知道派去的张明远，到红军却加重了红军对张汉民的误会。

由于是单线联系，他不知道张汉民是我方成员，说张汉民扣押有红军。

张汉民枪杀民团，李代桃僵的事是秘密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张明远也不知道内情，误会进一步加深。

这里杨虎城下了命令，让张汉民必须跟踪红军，不能距离太远，这样的话瞒不过蒋氏。

红二十五军的将士火了，既然双方不打仗，为什么跟我们那么紧？一定是别有用心。

所以红军高层觉得，应该趁机猛揍警卫旅，替死去的战友报仇。

红军决定真打，张汉民打算假打，肯定吃大亏。

张汉民的警卫旅行军到蓝田县的九间房，人困马乏的他们停下脚步，进行休息。

这时候，四周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

张汉民闻听大惊失色，急忙起身观察，只见红军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向他们横扫，警备旅的士兵纷纷倒下。

张汉民一见蒙了，红军不像是在演戏。

情况紧急，于是他一边命令部下卧倒，一边向对方阵地大喊：“别开枪，我们不是来打你们的！”

警备旅中的我方骨干也纷纷高喊：“别开枪，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但是对方毫不理会，回应他们的是更加密集的枪声。

这时候的红军战士已经杀红了眼，一心只想为战友报仇，哪里还停得下来？

一方往死里打，一方想停火，结果可想而知。

张汉民警备三旅很快就被打垮，张汉民当了俘虏。

张汉民心里窝火，大声说：“我要见你们军长！”

结果遭到红军战士的讥讽和挖苦：“我们军长岂能是你想见就见的？刽子手！”“怕死了吗？晚了！”

后来25军一个负责人来审张汉民，他赶紧解释：“我1925年就加入组织了，我不怕死，但是对我们事业是一大损失。”

可是对方一句话就把他问住了：“你说自己加入了组织，谁能证明？”

众所周知，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张汉民的上线跟总部失去了联系，而且25军没有电台，跟总部也失去联系，确实没有人能证明他的身份。

而且被俘的蒋军士兵，在逼供下胡言乱语，说张汉民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是蒋氏的走狗，这次作战的目的就是将红军一举歼灭。

这更让张汉民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急得干瞪眼。

不过他认为，只要红军不杀自己，总有机会说得清的。

可是在跟着部队行军一个月后，红25军突然决定处决这个“刽子手”。

按说没有确定身份之前，张汉民可以暂时不杀。

但是，红军负责人认为有个俘虏跟着影响行军速度，不杀的话，战士们的怒火也难以平息。

张汉民的生命走到尽头，红军决定处决他。

就在行刑的时候，有人跑了过来，大呼“枪下留人！”

来人叫汪峰，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当时的身份是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

汪峰和张汉民又是什么关系？

原来，警备三旅在九间房战斗中被红军击溃，9团团长阎揆要死里逃生。

因为地下组织是单线联系，汪峰不知道张汉民是自己人，但是和阎揆要有过组织联系。

阎揆要立即告诉汪峰，张汉民是自己人，快去救他。

汪峰当时的任务，恰好就是奉总部命令，恢复与张汉民的联系。

听说张汉民的事之后，汪峰不敢怠慢，他马不停蹄赶到红25军驻地，正好遇见张汉民要被处决，就呼吁“刀下留人”。

行刑的连长停止执行，将他带到了见程子华、徐海东等领导人跟前。

汪锋向他们传达了指示，同时又说张汉民是自己人，不能杀。

可是程子华等人也不认识汪锋，怎么会相信他的话？

汪锋不但没有能救出张汉民，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就这样，张汉民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下。

汪锋则跟着部队，被押送到了陕北。

直到几个月后，主席带领的红一方面军到了陕北，汪峰才恢复自由，张汉民的身份才得以确认。

事后，主席多次就歼灭警备3旅与错杀张汉民一事，对当事人进行严肃批评，还拍了桌子，说他们是胡干。

对意外牺牲的张汉民，组织上没有忘记，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将张汉民列入烈士名单。

正像张汉民所预料的那样，他的被杀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首先是在西北军中的组织群龙无首，部分瘫痪；其次是杨虎城大为光火，说红军言而无信。

这让红军在对杨虎城部进行统战工作时，多费了好大力气。

1936年汪峰作为主席的特使去和杨虎城会谈，结果杨虎城旧事重提，说起张汉民之死，汪峰无言以对。

最后还是周副主席亲自解释，杨虎城的工作才做通。

张汉民的悲剧跟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有关，不是哪个人故意造成的。

一来红25军没有电台，跟上级联系中断；二来军领导没有搞过地下工作，不知道地下工作的特点；三来敌强我弱，蒋军大兵压境，红25军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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