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青楼老鸨（伎女什么时候成了）

我国古代登记制度森严，一个人的门第、血统、民族、职业直接决定了此人的未来发展。

在古代，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或其他从业人员，被称作“伎”，属于社会等级中的末流。通常来说，隶属于这一阶层的底层人士，只能世代从事单一的行业。

乐户，便是古代“音乐人”的统称，这些底层人士以音乐及舞蹈为专业。从事这一行业的，绝大多数都是罪人的后代，亦或是走投无路不得不以此谋生的老百姓。

东周时期礼乐盛行，然而虽这一时期的“礼”与“乐”可以并驾齐驱，也只是局限在宫廷之中。这里的“乐”仅是在庄严场合所演奏的音乐，并不包括娱乐大众的歌舞表演。

所以，相比于服务于天子诸侯的乐工，在民间谋生的乐户十分悲惨，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任人欺辱。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封建之末的清朝，后世对戏子伶人的偏见大抵始于此时。

为了方便管理，所以当时的政府会将所有从事乐工的人编入“乐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户”意义比较宽泛，不但囊括了以音乐谋生的从业人员，也包括了陪酒卖笑以色娱人的性工作者。《魏书》有云：

“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脏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被编入乐籍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些人的地位几乎与奴隶等同。所以，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受到毒打、性压迫实属司空见惯。

之所以统治者会专门将最卑贱的群体编入乐籍，多半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警示于人。告诫那些意欲不轨的大臣，一定要乖乖听话，否则就有你受的。胆敢违抗圣命，非但你要遭殃，连你的老婆女儿都要跟着倒霉。

到了隋唐时期，发展了数百年的乐籍制度逐渐趋向完善。乐户被细化成很多种，女伎便是其中的一种。女伎（妓女）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东周时期，但这一行业的崛起，还要得益于唐朝的经济繁荣。

在经济的驱使下，女伎被划分成多种类型，地位由高到低依次为：宫伎、官伎、营伎、家伎、私伎、市井伎。

宫伎的地位最高，她们的服务对象自然是皇帝或达官显贵。自古以来，能够吃上“皇粮”的，地位都要比别人高出一截，连伎都不例外。宫伎的地位可以说是乐户中最高的，她们的服务对象相当高端，如果能讨得皇帝开心，还有可能被放出宫外嫁做人妇，恢复正常人的身份。

比宫伎的地位稍次的，便是官伎。官伎隶属于地方政府，其吃穿用度由地方财政出钱。她们的工作同样轻松，每逢官僚有应酬，她们便会出场表演歌舞。如果哪位官员有生理上的需要，官伎也没有拒绝的资格。比起接下来的几种伎，官伎所处的环境已经非常不错了。在她们年老色衰时，地方长官也会大发慈悲，允许她们回乡找户老实人成亲。

营伎，可以说是所有伎之中地位最特殊的一个。虽然，她们的衣食住行都有官府买单，但她们的服务对象却是特定的。对于她们，地方长官享有绝对的支配权，也可以命令她们伺候一些乡绅富豪。

家伎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她们更像是一种交易品，在达官显贵之间流通。每逢大型宴席，总会看到家伎的身影。她们的身份其实与私伎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私伎属于个人，而家伎属于家族罢了。严格来说，她们的地位甚至连财产都不如，不但她们的地位比较低，连她们所生的子女都不具备人权。

至于闹市之中的市井伎，基本已经脱离了“伎”的范畴。因为她们安身立命的资本并不是某项技能（其他层面的伎起码擅长歌舞），而是纯粹的肉体。不论是清朝时期的“八大胡同”，还是几年前被取缔的“东莞美女”，其前身就是市井伎。相比于前面的几种伎，她们虽然地位最卑贱，但工作内容却最简单，用最简单的方式让男人生理愉悦即可。

说起市井伎的兴起，大约要追溯到唐朝中后期。在安史之乱之外的时期，唐朝还是相当富足的。万国来朝的世界地位，使长安变成了一座常年人满为患的大都市。形形色色的人，自然促成了各种物质的刚需。原本乐户所隶属的教坊是受官府管理的，但随着风气的开放，官府针对市井伎的管理也愈发宽松。

客人只要能拿出一笔钱，就能与这些轻薄的女人共度良宵，发生肉体关系。《北里志》记载：“兼以售色，多有客人留宿一夕或数日，盘桓日久耗尽资产者不胜其数。”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这一时期的市井伎与现代的妓女有本质上的区别，她们虽然也做皮肉生意，但却仍是以琴棋书画等技艺为主的。

之所以为了金钱而消耗自己的青春，是因为她们想在有生之年攒到一笔数量可观的银两，然后用这笔银两疏通关节，早日让自己的身份变成正常女人，是为“从良”。或许有人会问，这些市井伎在风尘中摸爬滚打一生，即便从良也难以抹去肮脏的过往，何必要多此一举呢？要知道古人素来遵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即便是这样的女人也想嫁人生子，且不愿意让自己的后代仍保持着乐工的身份。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唐朝时期，“伎”与“妓”之间的界限已经不明显了，甚至这两个字在某些非官方场合可以混用。或许在时人眼中看来，从事这一行业的女子大同小异，不论她们出身何处，总归要成为任男权主义者凌辱的对象。所以，是“伎”还是“妓”并不重要，她们卖笑卖艺卖肉的本质是不变的。

说来说去，为什么古人对从事音乐、歌舞事业的从业者抱有如此大的偏见，将她们与从事皮肉生意的人归为一谈呢？

想要剖析这个问题，就得追溯到农耕文化的起源。

我们知道，自从农耕技术来到中国以来，劳动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光荣的事。何止是乐工，哪怕是商人都曾在许多朝代遭到鄙视。因为，从事劳动生产的人能直接且直观地增加农耕经济，艺人不会来到农田里从事生产，也不具备创造收益的手工艺。相比与商人，她们对物资的流通与交换毫无作用。

非但如此，艺人生存于社会，她们的衣食住行都要消耗其他生产者提供的物资，显然这是与农业社会的发展相悖的。至少，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不会喜欢这种不劳而获的群体，“为生民立命”的士子，也会对这一群体抱有偏见。即便在有些朝代，文人雅士喜欢出入风月场所，并以此为荣，却根本不能说明该朝代伎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曾带着有色眼镜看那些古代名妓的故事，这便是根本原因。

当然，生于现代的我们已有了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艺人的优势能够快速传播出去，所以艺人获得老百姓的认同也是理所应当的。不过艺人得到认同，并不代表妓女得到认同。现如今的艺人，已脱离了“伎”的阶段，这一群体无需出卖肉体和灵魂博人一笑，所以相比于古代的伎自然更值得尊敬。

至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乐工（或类似的职业）想要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获取知名度，途径只有一条：与社会上流人士结交，并以此拓展自己的关系网。故此，古代的艺人往往趋炎附势，谁钱多，谁权力大，他们便会向谁靠拢。所谓“戏子无义”，可以说是对这种现象最精确的剖析。人都有趋利性，只不过古代艺人的这一特质更加明显了。所以“戏子无义”说的并不是古代艺人的品质问题，而是戏子群体因时代而产生的共性。

时至今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艺人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也比古代高了不少。在物质方面，艺人可以给普通人带来正确的价值导向，起码那些电影、音乐能让老百姓身心愉悦。现代的艺人能将自己的作品卖出成百上千万的天价，亦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相应的价值。放到古代来看，这种仅凭一首歌就赚得盆满钵满的情况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在精神层面上来看，现代大多数人吃穿不愁，反倒是对文娱的需求与日俱增。

所以，艺人填补了社会需求。

站在那些“歌迷”、“影迷”的角度来看，他们或感动于艺人的人格魅力，或折服于其艺术，自然会对其推崇备至，这也直接让艺人的地位水涨船高。显然，与那些只能服务于固定群体的古代艺人相比，现代的艺人更加纯净，也更加高尚。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妓”的发展》、《资治通鉴》、《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