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语言与非学术语言（式微的人文学科）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期，原文标题《人文学科的“大牛”们》

文/薛巍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学问生涯”讲座的嘉宾都是古典学、历史学、哲学方面的杰出学者，好多都经历过“二战”，他们对人文学科的未来充满忧虑。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斯·斯通

捍卫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的杰出学者往往被学生尊称为“大牛”，大概是说他们都是特别牛的人，既有天赋又用功，可能还都年少成名。能够被邀请开一场哈斯金斯讲座的人都是这样的“大牛”。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创立于1919年，其宗旨在于扶持美国人文学术。1983年起，该协会每年邀请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举办一场以“学问生涯”为主题的哈斯金斯讲座，让嘉宾“反思自己的治学经历，以及学问生涯里的各种想法动机、偶然决断、满意和不满意的事情，并通过自己的经历，探索整个学术体制。”

《学问生涯》文集里收录了10次讲座的讲稿。1985年的主讲人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斯·斯通，他8岁到16岁时，学的是“把一篇《泰晤士报》的社论，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的散文，再把它从拉丁文的散文译成拉丁文的诗，接着再把它从拉丁文的诗译成古希腊文的散文，最后再把它从古希腊文的散文译回成英文的散文”。他的岳父是法国人，“二战”期间住过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发现自己可以用拉丁文跟匈牙利的贵族还有波兰的知识分子交谈。

1990年的主讲嘉宾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他的研究重点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1914年到1923年，他就读于柏林的蒙森文法学校，该校学生要读九年拉丁语、八年法语、六年古希腊语，加上大量的德语写作和德语文学，以及一年或两年的英语（后来成了他的第五语言）。后来他学会了意大利语，他最擅长的语言之一，此外还学过一点儿西班牙语。

相对于重视文化的德国，人文学科在英美的处境一直岌岌可危。克里斯特勒说：“在我懂的所有其他西方语言中，都把同哲学、史学、语文学有关的学科称为科学，承认它们里面包含有并积累了建立在严格方法上的可靠知识。可是在英语当中，学问和学术这两个词，却不像它们应该的那样，指我们在处理一种虽然面对的对象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但是却像其他科学的知识一样既可靠又有条理的知识。”在英美，人文科学被认为是毫无用处、可有可无的知识，甚至被认为是专门给上流社会或自命不凡的人提供娱乐消遣的。

耶鲁大学英文系教授梅纳德·迈克也感觉需要在讲座中为人文学科做出辩护：“人文学科的前景可曾完全无忧过？我以为没有……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工作，本质上就有难以界定处，任何社会极易视之为祸害。我们日复一日，辛苦劳作，大多时候，似乎于世无碍，只在档案堆和图书馆里扒拉，或穿梭于异域风土间，东奔西走。咱们的疏离扒拉加远近追求，虽然未必能有类似《物种起源》《资本论》或《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那样的成就，但至少偶尔也能带来意义深远的别样视角——自此而后，一切均不复原来的十足模样了。人文及艺术领域里的成就所带来的变化，兴许慢悠悠，迂回婉转些，但我以为，没有几个人还想就此理论一番，说哲学、历史、文学及艺术创作上的天才巨子大体上都白忙活了。他们也澄清问题、质疑问题，也激发问题、提出问题。”

《学问生涯》收集了哈斯金斯讲座最初十年的讲稿。2018年的主讲人是哈佛大学法律人类学家赛丽·摩尔

克里斯特勒担心，他那一辈人文学者有点像康斯坦茨湖上的骑手，当他骑过的冰面于身后开始消融时，他正好安全地抵达了彼岸。美国的学术氛围非常之差，“建立在耸人听闻的主张而非坚实证据之上的趋时理论广受好评，在学术界的权力游戏中，赶时髦的人和所谓思想家往往比严肃认真的年轻学者还要吃香，受过科班训练、对某些专业能够愉快胜任者的数量，不分年龄，在整个国家中已经变得屈指可数。公共讨论甚至学术讨论水平低下，大家经常不顾事实或证据，不作理性的讨论和争论，也不管自己是否前后一致。任何五年前或最新时尚发布前说过的东西，都被认为已经是老得不可救药。传统学术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但遥远过去的很多思想和观点对于现在和未来来说，可能还会是有趣而且有效的。有多少重要的课题在最近五年的文献中根本连提都没有被提到过。”

跨学科研究

这些学者在介绍自己的求学经历时也聊到一些八卦，比如克里斯特勒说，他听过胡塞尔的课，他的课讲得一点儿都没意思，他不愿做海德格尔的博士生，因为他总让自己的博士生耽误很多年。

劳伦斯·斯通说，他对法国年鉴派一直都很敬佩，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具才华、最能创造开新、最有影响力的史学家。但是对于他们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已经不再认同。“他们常用的方法论上的界划——把静态的结构区别于动态的组合，未必总是最佳的手段。我更加不能接受他们关于历史成因的三层模型：经济和人口是基础，社会结构是中间层，然后是上层建筑。这个像婚礼蛋糕一样的分析模型，其前提是物质因素的作用大于文化因素。这个学派最著名的创新著作——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几乎没有提到宗教。”在上世纪80年代，计量史学已经处于弱势，“专治单一人物或单一事件的微观历史日渐风行，政治史正在复苏——新型的、牢固地和社会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史。”

斯通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了真诚的反思，他说他在方法论方面一直不停地寻求借鉴，先是社会学家，继而是政治学理论家，再后来是人类学家。“像这样从一个世纪漂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专题跳到另一个专题，并且借用不同的方法，自有其无可避免的危险和缺陷。首先，这样做意味着工作的速度很快，快就会导致错误。第二，对任何一个专题、任何一个世纪、英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学识，其透彻程度都比不上在相应的领域里终生耕作的学者。”

卡尔·休斯克是美国文化历史学家，1981年凭《世纪末的维也纳》获得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他认为维也纳是20世纪文化里诸多重要分支的起源中心，产生过一批往来密切、特质明显的智识精英人物。面对人文科学和历史学的两极分化，他想通过教学活动来解决这一问题，设计了本科生的跨学科课程“欧洲文化研究”，希望用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的不同眼光关注同一批研究对象。每一门课都由两位教师联合执教，最好一位是社会科学家，一位是人文主义者。

克里斯特勒纠正了许多对文艺复兴的误解。他说，人文主义主要是集中于对文法、修辞学、诗歌、历史以及道德哲学的研究，而不是集中于对逻辑、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研究。人文主义并不像经常说的那样，取消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哲学，而是在整个16世纪及其以后一直与之并存。“与一个普遍流行的看法相反，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对方言，也不曾试图去废除方言，实际上却在是培植和提高方言，使之成为代表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特征的双语文化的一部分。”他认为，要想正确理解不同的哲学家或其他作家，不仅要研究其作品，也应研究其生平与职业活动，研究他们曾经学习和任教的学校和大学的课程表，其著作在同时代文科和理科中所居的地位，其不同作品隶属的文学类型的传统，最后还有他们所用术语的意义、出典和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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