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为什么这么迷信 儒学主流不认可谶语
作者：孙正宇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非常勤政，每天早晨上朝处理政务，到太阳西斜才止。经常把大臣们召集起来，讲论儒家经典中的义理，聊到大半夜也睡觉。皇太子刘庄看到父亲如此辛劳，劝道：“陛下有禹、汤这些君主之英明，却失去了黄老之学中修身养性的福气，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刘秀回答：“我自乐此不疲。”
影视剧中的刘秀
试想，刘秀是一代帝王，处理政务是其本分，可讲经论理一般都是儒家学者分内的事情，作为日理万机的开国帝王，刘秀为何要对此花这么多时间，用这么大精力去亲力亲为呢？其一、刘秀是懂行之人。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在王莽统治时期，也就是刘秀早年曾到新朝的京都长安去学习过儒家经典《尚书》，略通大义。
由此可知，刘秀是有着一定儒学基础的开国帝王。作为懂行之人，刘秀在讲论儒学时是能讲出个“子午卯酉”的。
其二、修文偃武的政治需要。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在位时期，“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在刘秀看来，功臣威望很高，武将对军队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功臣或武将对皇权的威慑是不可低估的。而与功臣或武将相比，文吏对其的威胁不能说没有，但明显偏小。为了维护自家帝位的安全，避免改朝换代的事情出现，刘秀的办法是“退功臣而进文吏”。
有句俗语叫：“三个秀才说书,三个屠夫说猪，三个婆娘说夫。”这句俗语揭示了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人平时的话题是不一样的。在当时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文吏主要的话题领域是什么呢？必然是“说书”，也就是讲论儒家经典。
所以，刘秀与大臣们讲经论理一方面是与文吏们培养感情，另一方面也在为文吏们在朝堂之中培养语言环境。
但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刘秀虽然学过儒家经典，但史书上说他只是“略通大义”，而且之后刘秀参加起义，当皇帝后又要处理政务，研究儒学的时间恐怕有限。所以，刘秀对儒学研究只能说是很懂行，但谈不上“皓首穷经”式的领军人物。
再者，作为皇帝，刘秀的时间很宝贵。其花大量的时间与大臣们讲经伦理，恐怕不只是与臣子联络感情或为文臣在朝廷上培养语言环境这么简单。
由此可知，刘秀这么做一定有其更重要的目的。这个所谓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刘秀的皇位是否“合法”的问题。
刘玄
在当时的乱世之中，刘玄之前是刘秀的君主；刘秀称帝之后，梁孝王八世孙刘永也称帝了。刘氏皇族的人很多，有人是刘秀的前君主，有人比刘秀资历高，刘秀当皇帝的依据在哪？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秀意识到要尊祖敬宗。通过尊祖敬宗，刘秀树立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观念，即：这个天下不是刘秀的，也不是刘玄、刘永的，而是高祖刘邦之天下；时任的皇帝不过是替高祖管理天下而已。
在人心思汉和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个观念得到了包括刘氏皇族在内的普遍认同。但问题是在刘氏子孙中，为什么刘秀有资格替高祖管理天下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秀想到了儒家提倡的孝道。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元年，刘秀刚刚称帝，就“祠高祖（刘邦）、太宗（汉文帝）、世宗（汉武帝）于怀宫。”
据《资治通鉴》记载，建武二年，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在京都建起了高庙，“四时合祀高祖、太宗、世宗”。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年，“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西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三年，刘秀“祠高庙，受传国玺。”
再者，汉高祖刘邦约定“非刘氏不王”，刘玄、刘永都违反了这一约定，只有刘秀始终恪守此约（卢芳这一特殊情况在其他章节中有述）。
也就是说，孝道是刘秀替刘邦管理天下的“合法”依据。所以，刘秀推崇儒学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推崇儒学来推崇孝道，通过推崇孝道来巩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
影视剧中的汉高祖刘邦
可是如此崇尚儒学的刘秀却做了一件看似自相矛盾的事，那就是推崇不被儒家主流思想所认可的谶语。
据《后汉书·桓谭传》记载，刘秀“信谶”，对于拿不定的事，经常用谶语来定夺。有一次，刘秀与大臣们讨论灵台选址，他问当时的大学问家桓谭：“我用谶语来决定，怎么样？”桓谭沉默了良久，答：“臣不读谶。”意思是说自己不研究图谶。刘秀问其原因，桓谭大谈谶纬之学非儒家经典。刘秀大怒：“桓谭非议圣贤，目无法纪，拿下去斩了！”桓谭吓得叩头流血，过了很长时间这事才得以缓解。其后，桓谭被贬为六安郡丞，在上任的途中就去世了。
另据《后汉书·郑兴传》记载，有一次光武帝刘秀问当时的大学问家郑兴关于郊祀的事。刘秀问：“我想用谶来决断怎么样？”郑兴的回答是：“臣不为谶。”刘秀生气说道：“卿之不为谶，难道是不认同谶纬之学吗？”郑兴惶恐答道：“臣在书中没学到这些，并不是不认同。”言外之意是说，谶纬之学自己不了解，不知道对不对。刘秀的气这才消解。郑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但是因为不了解谶纬之学，所以得不到重用。
在当时，桓谭和郑兴都是很有名望的儒学大家。对刘秀提倡谶纬一事，桓谭不懂政治，直接反对；郑兴明哲保身，消极应对。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因为二人骨子里都不认同谶纬，所以都得不到重用。那刘秀在推崇儒家思想的同时，为什么非要划出一条谶纬的红线呢？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元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其称帝时的祝文中提到：“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由此可见，谶语是刘秀当皇帝的重要理论依据，否定了谶纬之学，就等于否定了刘秀皇位的合法性。所以，尽管刘秀推崇儒学，但他决不允许以所谓“谶之非经”的观念大行其道，也不愿看到儒家学者不懂或无视谶纬之学的现象继续存在。
我们来看一件事。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当李通等人拿出“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谶语劝刘秀造反时，刘秀最初不敢。
因为在刘秀看来，当时造反的人势力比较弱，不见得能成事。那后来刘秀为什么又造反了呢？
一是刘秀知道其兄刘縯一定会反，刘縯一反，自己必受牵连，逃不过。二是“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此时也确实是造反的时机。
由此可见，决定刘秀起义的并不是李通等人拿出的那句谶语，而是刘秀对当时形势的客观分析以及对自身安全的考量。谶语对刘秀的决策并不起决定作用。
原因一：新朝宣传。
要寻找一个问题的历史答案首先就要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东汉之前是哪一朝代？
王莽的大新朝。
大新朝是怎么建立的？
王莽代汉。
王莽依据什么取代西汉？
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称帝时所下的诏书称：“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由此可见，“符契图文，金匮策书”中的内容是王莽建立大新朝的重要依据。那有人会问，“符契图文，金匮策书”中说的可信吗？
王莽鼓吹的所谓“符契图文，金匮策书”自然不可信，但是其大新朝毕竟存在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经过朝廷的大力宣传，加之原先就有一定的社会“土壤”，给当时的社会公众传递或加深了一种观念，即上天会以某种方式预示未来将要发生的大事，谶语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原因二：有人深信。
据《后汉书·李通传》记载，王莽末年，李通听了其父李守提到一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后来李通以此谶语劝刘秀造反，相约起兵。结果，其父李守及其在长安的家人被王莽所杀，李通在南阳的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被“焚尸宛市”。但是，李通仍然参与了刘秀起义。“天下略定”之后，大司徒侯霸等人评价李通说：“破家为国。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义。”
由此可知，一句“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让李通参与刘秀起义，也让李氏家族遭遇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又是这句谶语让李通相信刘氏必胜，所以，继续追随刘氏。
再有，据《后汉书·邓晨传》记载，王莽末年，刘秀与哥哥刘縯及姐夫邓晨在宛城与研究过图谶的蔡少公交谈，蔡少公说：“刘秀当为天子。”有人猜：“莫非是国师公刘秀？”刘秀开玩笑说：“怎么知道不是我呢？”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唯独邓晨心中欢喜。后来，邓晨参加了反对王莽的起义，结果其妻子刘元（刘秀的姐姐）及三个女儿都被杀害了，邓晨的家宅被破坏，家墓被焚毁，宗族的人都责备他有富足的日子不过，何苦跟着刘家（刘秀家族）冒险造反？但邓晨仍然“终无恨色”。
由此可见，一句“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让邓晨跟定刘秀，家破人亡，祖坟被毁，他也没有动摇。
从李通和邓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的社会，谶语在一些人内心深处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原因三：宣传自己。
《后汉书·祭遵传》记载：“初，满（张满）祭祀天地，自云当王，既执，叹曰：“谶文误我！”乃斩之，夷其妻子。”
从这段记载可知，张满因为相信了谶文而起事。等到失败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
这件事情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在乱世之中，谶语很多，有的是对刘秀有利的，也有对其不利的。对刘秀有利的谶语有人信，对其不利的谶语也有人信。
所以，刘秀称帝的时候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谶语可不可信是一回事，而谶语有没有人信，有多少人信，人们信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为了冲击和抵消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谶语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为了宣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刘秀认为有必要在称帝时打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谶语，即“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以此来争取人们对刘秀帝位的认同感。这就是刘秀借助谶语称帝的真正原因。史书上所谓的刘秀“信谶”，不见得就是真信。光武帝刘秀频繁用谶来决定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事，如灵台选址，不过是想借这些事来提升谶纬之学的影响力，以巩固自身皇位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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