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四大名著（书评重树典范继道统）

在滕文生会长的指导下，组织编辑的《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第一辑，收录了四十余位专家的传记。这些传记或出自序，或出门人实录，或出朋友评述，记事准确，内容丰富，可靠性极高。其间既展现了学者的学术生涯，也介绍了学者的学术成果，还撮要介绍了传主的学术观点，呈现了学人们关于儒学未来走向的预测。这是一部改革开放以来儒学事业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未来儒学学科实现创新创造的宝贵借鉴。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经典文献、儒家学者和义理思想，可以说是衡量儒学发展进退和盛衰消长的三大尺度：经典文献是儒家的根柢基石，义理思想是儒学的精髓花果，儒家学者则是沟通经典文献与义理思想的中介力量，是实现儒学根柢巩固、花果繁盛、义理昭彰、精髓毕见的直接因素。无论是出于“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的寻根问底式探究，还是出于“继志述事，继承弘扬”的创新创造的需要，对于各个时期儒学人物的记述和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孔门要建《弟子籍》，史迁要设《儒林传》的原因所在。

【1】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各项事业逐渐步入了正轨，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学术研究（特别是儒学研究）也日益深入并臻于化境。在“三教九流”并驾齐驱、“中西学术”交相辉映的学术结构中，儒学无疑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在经历了清末以来西学冲击而导致的式微衰竭局面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成就的取得，也迎来了自己的发展契机。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儒学研究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推进开拓，儒家文明摆脱被动挨批、低人一等（甚至被污名、被抛弃）的状态，逐渐转向与世界各个文明体平等地交流对话和创新发展，儒学的现代价值也日益得到科学地考量和公正地评估，儒家学者阵营也改变其“花果漂零”、“噤若寒蝉”的状况，涌现出一大批科学研究的专家和热心主持的组织，产出了一大批具有新思维、新观点、新方法、新境界的研究成果——儒学似乎一下子从寒冷的冬天走出来，在经历了春天的复苏和夏日的热烈之后，渐渐步入了硕果累累的秋天。

新时期儒学研究的基本意义在于：一方面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客观的学术研究，即把握儒学历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清理儒学概念的意义与演变，研究儒学在不同时期与社会、制度和民众发生的联系，澄清被污名化的儒学思想的特质和价值等等。另一方面又对儒家的思想进行了理论建构与创新发展，改造成为既吸收借鉴又创新转化了西方文化的儒家思辨哲学，特色鲜明地体现出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质的儒家伦理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出发对现实社会问题提出学术思考和应对办法的儒家经世哲学。更值得关注的一方面还在于，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出土了大批旧史资料和儒家文献，直接推动了儒家历史、儒家理论的深入研究，拓展了研究范围和观照层面，出土儒学文献（特别是简帛等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成为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新热点和新气象，并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和壮大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儒学研究相关的学者及学术团体在1994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旨在研究儒学思想及文化，弘扬儒学精神，推动社会发展，改进社会治理，促进人类和平与持久繁荣。20余年来，国际儒联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与学术交流活动，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广儒学研究及儒学教育，开拓其他有助于儒学发展的事业。儒联成立的二十余年，在历史长河中也许仅仅是一瞬而已，但是在儒联历届领导人的辛勤耕耘下，不仅凝聚了一大批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特别是积累了不少国际间不同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的经验，对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当然是海内外儒学研究者们积极参与、共同努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曾经年富力强、成果鼎盛的学者，逐渐步入老年，从台前走进幕后。为继续吸收发挥前辈学人的经验和余热，国际儒学联合会自成立时即实施了“顾问委员会”制度，从1994年设立至今，国际儒联共聘请了五届246位学术顾问。这无疑是一份十分厚重的学术资源、社会资源和国际资源，充分总结、借鉴顾问们的丰富学识、睿敏智慧和成功经验，是更好地推进儒学等学术的研究、传播与应用的重要保障。

【2】

在滕文生会长的指导下，组织编辑的《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第一辑）一书（2017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正是这一“总结、借鉴”顾问资源的成功尝试。该书第一辑收录了41位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的学术小传，在这些顾问中，有37位来自中国，4位来自海外各国。在这些传记中，有一些是由顾问个人撰写，有些是由他人代笔，但皆秉承客观、平实、谦逊的态度，为读者分享前辈学人的治学经历、学术传承、个人旨趣以及研究成果，这些内容无疑是对当代儒学研究的经验总结，对青年读者具有非常重大的学习借鉴意义，也为儒学未来的发展之路提供一些新思路。笔者详读该书，受益良多，撰写此文，以誌感叹。

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有为儒者立传的传统。当年孔子一一为及门弟子记录姓名、年贯，无意间创立了“儒林传”的雏型，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即是依据此类材料写成的；至其撰著《儒林列传》，于是正史儒传臻于完善。《太史公自序》曾云：“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儒家自孔子卒后，至于建元、元狩年间，经历了颇有波折的发展，先是七十子之徒游于诸侯之间，“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后经秦火，儒书被焚，儒者被坑，是为儒学的沉寂期；高祖至文景之世，儒业稍有恢复；进而武帝时期，“表章六经”而儒学大兴。兴亡继绝，柳暗花明，出幽迁乔，淑世济人，《史记·儒林列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大有表彰儒业、崇尚文明的用意。其传依《诗》、《书》、《礼》、《易》、《春秋》的次序，记录各位儒者；传记中述其师授，表其学业，对儒者生平、交游、学术等事项，一一展示详明。这种撰写旨趣为后世史家所借鉴，于是正史中大多设有“儒林传”（或道学传），从中可以窥见儒家学脉延续之序、道统传承之阶、学术演变之迹、文明再造之盛。

随着儒学的日益繁盛，儒林群体的不断壮大，正史儒传已经不足以详细涵纳所有儒者事迹，一代儒学面貌很难在一篇传记中全面反映出来，于是一些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传记体文本开始出现，宋代有朱熹《伊洛渊源录》，明代有冯从吾《关学编》、周汝澄《圣学宗传》、孙奇逢《理学宗传》等，都是记录儒者师传授受的专门著作。到了明清之际，完善的“学案体”著述也就应运而生了，是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黄梨洲曾经《自序》其书云：“羲为《明儒学案》，上下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于是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黄氏《学案》，首明学术渊源、部别派分，使读者一览而知学者们的学术渊薮及学术发展脉络；同时又考辨诸家学术差异，进而撰案语以示宗旨；然后再从原著中纂要钩玄，选录精华，以示成就。于是一部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观览方便的，可以反映出一代思想历史的学术史专著，便正式产生了。

《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在“以人存史，以史垂戒”的编写意图上，与上述前贤著述颇为相类，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的新风貌。从本书所载41位顾问的学术小传来看，这些专家学者起点并不一致，术业各有专精，有专注于史学、文学的，也有专注于哲学、宗教学的，虽然他们曾经在不同领域进行着各自的研究，但是同时又都兼习儒学，研究孔子，在多个领域具有不凡的建树，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跨学科的研究背景。这恰恰反映出儒学在中断数十年之后，于改革开放前后才得恢复和重理的客观状况。他们重视儒学研究，表现出由其他专业向儒学转变的由表及里、由枝及干的治学径路，突出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特色，也体现了儒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具有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事实。我们无论是认识中国，还是要研究世界；无论是要研究历史，还是要服务现实；无论是要探讨理论，还是要躬行实践，儒学都处于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位置。笔者不揣冒昧，对本书所载专家学者小传略为概述。

张岂之、庞朴、李学勤、王赓武、冯天瑜等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学文献、儒学思想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材料，也是这些学者研究的重要基础和重点内容。张岂之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在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方面有很大贡献，张先生秉持的学术观点主要有：儒学即人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基本构成包括天人之学、有对之学、变易之学与会通之学；中国思想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理论化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等等。儒学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张先生组织撰写的《中国儒学思想史》，是比较早系统研究儒学思想的著作，也较多涉及儒学的现代价值与儒学学科的相关问题。庞朴先生治学领域宽泛，在中国古代历法与天文、诸子研究、儒学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热”的兴起，加之大批出土文献的发现，庞先生的治学重点转移到了先秦儒学思想及儒学文献的研究，在年逾古稀之时，主持召开了三届世界儒学论坛，分讨论了孔子、孟子、荀子思想的当代价值，还主持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儒学通志》、山东大学985重大项目《儒学小丛书》100种等工作，这些工作都非常有力地推动了儒学研究的传播互鉴与深入发展。李学勤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尤其致力于先秦秦汉史、考古学和古文字研究，其中的一条主线探索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李先生的研究有多学科的背景与宽阔的视野，在多个领域有杰出的成就，尤其在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发展等问题上，贡献卓越。2008年，一批流失海外的战国楚简入藏清华大学，在这批竹简中，保存了许多与儒家经学、思想有密切关系的篇目，举例而言，从目前公布的内容看，其中的一些篇目可能涉及《尚书》的佚篇，如《尹至》《尹诰》《程寤》《保训》《厚父》《摄命》等。李先生主持的清华简儒家经典的整理研究工作，对今人了解战国时期的儒学面貌大有辅益，非常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儒学文献及儒学思想研究的深度及广度。王赓武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历史、海外华人以及移民史，中英文著述宏富。王先生长期居住海外，深受海外历史教育、研究传统与学术范式的影响，在中国史研究方面有更差异化的视角。冯天瑜先生年少之时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冯永轩早年求学于黄侃、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冯天瑜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扎实的传统学术训练。冯先的研究主要涉及了中国文化史研究、明清文化转型研究、湖北地方史志研究和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四大领域，是国内学术界最早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之一，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书。他还特别强调，史学工作者要想在学业方面有所突破，除兢兢业业于专攻方向之外，还应当“左顾右盼”，使专攻方向获得比较参数和开阔的前景。一个以学问为事业的人，应当有理论准备，有广博的知识，有辨析材料的能力，要锤炼语言，有“贯穿古今与打通中西”的治学眼光与境界。这对青年读者来说，很有学习借鉴意义，是治学良言。

余敦康、周继旨、潘富恩、许抗生、张立文、冯达文、周桂钿等先生在中国哲学领域享有盛誉，他们所做的是通常中国哲学史中的基础研究，扎实而笃正。余敦康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对儒、释、道三家的研究均有建树，又兼通文字训诂学、版本目录学和校勘学。在这些学科中，余先生比较侧重儒学和玄学，并且在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它的整合性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和谐精神的观点。周继旨先生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及哲学思想发展模式的研究，研究上力图打通文史哲、儒释道的隔阂，从中国与世界文化史的比较研究中把握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基本特征。潘富恩先生师从张岱年先生研习中国哲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命题和学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专精于对北宋二程的洛学和南宋吕祖谦的婺学的研究。许抗生先生的研究涉及儒、释、道三家，在儒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主编或撰著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修养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国儒学史·两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儒家思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书局，2015年）。张立文先生主要涉及《周易》研究、朱熹研究、宋明理学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的范畴发展与逻辑结构研究等方面。张先生的研究素有章法，推进亦有层次。首以《周易》这一儒家经典为起点，再进深至朱熹以及宋明理学的研究，进而以窥中国哲学发展，关注人学，构筑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体系。冯达文先生的研究领域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关于中国哲学的知识化与形式化的问题；其二，关于宋明理学的分派问题；其三，关于汉唐时期宇宙论的评价问题。三个研究方面均与中国儒学有密切的关系。周桂钿先生的学术历程以王充哲学为点，进而引出两条研究脉络，其一从王充天说出发，到中国古代天文学及古代医学，再至中国传统科技；其二从王充与董仲舒出发，到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再至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这两条研究脉络，均涉及大量的儒家文献、学说及思想。

陈先达、成中英、方克立、楼宇烈、蒙培元、牟钟鉴、汝信等先生则精于而又不局限于哲学领域的研究，他们通常有严谨的哲学学科学习的经历，在治学上注重以哲学的视野与方法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思考历史与哲学的问题。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中，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蕴。陈先达先生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研究注重立足现实，由论入史，围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等问题，深刻关切现实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注重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宝贵资源。陈先生勤于著述，代表作如《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处在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成中英先生受到过严格系统的西方哲学的学术训练，又有深厚的中国哲学基础，创立了以易学本体论、知识论为核心的本体诠释学与新易学，试图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确立一个形上学的基础。成先生长期关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问题，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努力将中国哲学的研究融入到世界哲学研究的轨道之中，提升中国哲学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方克立先生少承家学，父亲方壮猷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和知识环境。在哲学学科领域里，方克立先生经过探索研究，力图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清理、总结中国历史上丰富的哲学和文化遗产，发扬其中优质的思想资源，为现实社会服务。他的代表著作比如《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1982年）、《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人民出版社，2015年），即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观念作了考察和诠释，并对其现代价值进行研究，进一步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这一创新思路，这种看法继承并变通发展自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体用观，同时也对处理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或文化传统的关系提供了解释路径。其立足现实问题，关切焦点之争，充分统筹诸种资源的优长，更加明确地阐释出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发展之路。楼宇烈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十分广泛，兼通儒释道三家之学。楼先生认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先要“四通”：中西东、古近现、儒释道、文史哲，四个方面要打通，不能仅局限本学科的范围，要有宽阔的视野，“用整体综合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不仅要重视学术研究的进步，也要做好普及工作，注重“人文精神”的教育。蒙培元先生研究生阶段师承冯友兰先生，主攻方向是中国哲学史，尤其用力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著有《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朱熹哲学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书。在研究中，蒙先生尤其注意用中西比较的视野研究相关哲学问题，认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在于心灵哲学，又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书就对现实社会的生态问题和生命问题作了集中探讨。牟钟鉴先生早年也深得冯友兰先生的教益，主要的学术领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宗教史、宗教学理论，长期致力于探索中华文化，阐扬中华文化的价值，综合创新，比较中西，延续民族文化的发展。牟先生提出的中华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中华大道的特色和本质是“中和之道”、“新仁学”的构想以及“温和无神论”的概念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汝信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和美学，在西方哲学史方面，研究的重点是黑格尔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主张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并作正确评价。

儒学有丰富的学术思想，集哲学、政治、历史、伦理、社会、教育以及其他学术文化观念于一体，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很难以史学、文学或者哲学这种学科划分的方式来归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一书中提到的41位顾问，研究领域非常丰富，他们的研究内容都与儒学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这些先生中，李申、李锦全、贾顺先、钱逊、朱仁夫、祝瑞开等先生则以儒学研究见长，长期从事儒学研究工作。李申先生的研究涉及儒释道等多方面的研究，围绕中国哲学的研究核心，做基础研究，意图在于弄清中国古代文化的本来面貌。李先生对儒教的问题有长期的研究，著述丰赡，比如《中国儒教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简明儒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国儒教史》上中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等。李锦全先生则更多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研究，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在儒学研究方面，李先生认为“儒学哲理化进程”本质上是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博采众长、独出己意的艰辛历程。要从整体与客观的逻辑起点，历史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相互关系，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贾顺先先生的儒学研究主要关注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与世界文明等问题，面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各种文明的接触日益密切，儒学研究需要结合自身特点与现实情况，学术为当下服务，积极融入到现代社会中，研究要有国际视野，贾先生为此撰写了《关于中西文化的斗争、融合和发展创新问题》、《论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与创新》《儒学与世界文化和人类和平》等文章抒发己见。钱逊先生的研究领域是先秦儒学与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更关注早期儒学的形态与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著有《先秦儒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书。朱仁夫先生更侧重研究儒学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研究之外，还积极的弘扬普及儒学，编印儒学普及读本，扩大儒学的影响。祝瑞开先生一生都致力于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以及其当代价值的诠释，著有《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当代新儒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国学与当代社会》（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年）等书。

中国儒学的发展承载了厚重的历史资源、智慧和经验，也有丰富的当代价值，学人群体立足于基础研究，进而关照现实社会，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了优秀成果，同时注意到了儒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积极地关注并挖掘儒学的现代意义与社会价值，推进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陈瑛、陈荣照、葛荣晋、郭齐家、黄济、黄钊、黄明同、刘宗贤、宋荣培、王殿卿、王廷信、相从智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专业研究以及传统文化教育领域皆有长期的耕耘，享有盛誉。陈瑛先生长期从事伦理学研究，重点在中国伦理学史，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并且关照现实社会，提出了许多关于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观点和设想。陈荣照先生在儒学研究中更多关注儒家的人文精神、忠恕观念、政治观念等理论与当代社会的契合。葛荣晋先生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哲学、东亚实学、中国管理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尤其着力于将管理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挖掘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并促成其现代转化，进而应用到具体的实践领域。黄济与郭齐家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尤其强调挖掘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观念和成功的思想，并运用于当下的教育体系中。黄钊先生在道家哲学、儒家哲学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传统德育思想，吸收借鉴中国传统德育遗产中的合理因素，以扩宽和丰富社会主义德育理论体系。王殿卿先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样长期从事德育研究，在实践层面，王先生组织编写了德育教材，对大中小学生开展德育教育，筹备了多次关于德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王先生身体力行，贯彻中国儒家优秀的传统的道德观念，令人敬重。黄明同先生在与年轻人合著《孙中山的儒学情结——中华文化的承传与超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详论中华文化现代转型等问题，深有启迪。刘宗贤先生多年从事儒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近些年的研究更多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等诸多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的维度。宋荣培先生的研究领域是先秦哲学与东西哲学交流，尤其在东西哲学交流方面，更多关注东西哲学之间的对话，研究儒家文明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意义与面临的挑战。王廷信与相从智先生都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工作与儒学的传播与弘扬，在搭建儒学研究推广的平台方面成就显著。各位先生热忱地投身于儒学教育与推广的实践中，培养了大批志于学术研究的学生与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他们是儒学事业的建设者，他们知行合一，笔耕不辍，丰富发展了当代中国儒学的内涵，为晚辈学人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治学与实践的经验智慧。

当然，从学者个人的研究历程来看，学术研究工作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个人兴趣、学科发展、社会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下，研究的方向和领域也会发生转变，但从诸位先生治学理路来看，他们在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关注并涉及到了儒学研究的领域，儒学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比如吴光先生在学术界首先以研究道家黄老之学成名，其实在硕士阶段，吴先生已经对儒家文献及思想有一定的阅读，也比较赞赏儒家的道德人文主义学说，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对儒学认识还是模糊的。直到1988年，吴先生受聘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从事“儒家哲学研究”，这期间他大量阅读了港台与国外学者关于儒学传承与价值的研究，研究方向转向了儒学研究领域，在其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吴先生陆续发表了200余篇论文，撰编了多种论著，其中多数是研究儒学思想的。再如董乃强先生，董先生在退休以前主要从事图书馆学的研究工作，对儒学的研究则始于1979年为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杜维明提供图书资料之时，董先生接触到了孔子儒学的资料，并被传统文化吸引，在退休以后，便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研究及普及儒学的事业之中。这种方向上的转变更多体现了学者勤于治学、探索求知不息的精神，学术研究仰赖于坚持不懈、步步为营，也需要另辟蹊径、勇于开拓。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新材料的大量涌现与研究范式的更新。

中国儒学研究的深入推进还在于前辈学者在充分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吸收借鉴儒学的优秀传统之后，对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辨反思，又以开放的胸怀，宏阔的视野，积极与西方文明对话。羊涤生先生师从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在儒学思想研究领域素有声誉，在研究工作中，羊先生深入对比研究中西文化的异同，又积极与海内外学者探讨对话，在中华文化的发展等话题上多有真知灼见。许全兴先生主张全面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并对其有深入的考察，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中华文化的转化和发展，应该继承包括儒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符合当前社会阶段的现实要求的观点。许先生还指出儒学能否创新发展，关键在儒学本身是否可以自我变革、与时俱进和完成现代化。

《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所载的这些学者有些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幼承家教；有些出身于经商务农之家，年长始学，但他们都有勤奋治学、不断求知的人生经历，并且一以贯之，在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勤于著述。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素有传承，不固守亦不冒进，坚守传统亦不回避新学，学不分中外、不分古今，不以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界限为限制，融会贯通，兼具中国文化的根底与世界视野，关注现实问题，讲求实事求是，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若干面向。有的先生还走出书斋，去群众中传播普及中国传统文化。

【3】

儒学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这些专家顾问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读毕该书，很有收获。笔者认为，该书不仅反映了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以来重要学者活动的基本状况，也基本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的基本史实。其次，该书还是几代学人经验交流、方法传示的集中展现，读者当从该书所述前辈学人的研究历程与研究心得所示，进而按图索骥去阅读他们的文章著述，了解著述中的所阐释的治学理路以及思想文化价值，来促进自身的进步与研究思路的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无异于一部改革开放以来的儒林简传。

再次，从该书主人翁们治学经历所揭示出的“穷则思变，每变益精”的事实证明：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能僵化，儒学要走向现代化，就首先得与现代社会相融，要想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就不能顽固保守、忽视新思想和新方法，而应不吝吐故纳新，克服和纠正儒学自身的不足与弊端。

当然，儒学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和积极的，儒学如何影响历史和文化，我们的前辈学人已经各有揭示。但同时儒学内容又是非常复杂的，精粗杂呈，优劣齐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是儒学研究所认真当面对的。我们对于儒学的研究，最正确的态度就是要以历史研究的视野，善于批评分析的勇气，分辨清楚哪些是优秀的传统，哪些是应该质疑的内容，进而把对学术研究有意义的、对当代社会有意义的内涵挖掘出来。同时，要像《学术小传》介绍的各位先生一样，积极进行方法论的创新，有科学的精神，开放的胸怀，与世界上的其他学术展开对话，不断的交流借鉴，促进自身的变通与发展。

更进一步说，新时期儒学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儒学研究的领域宽泛，所涉学科众多，研究内容体量巨大，绝非一己之力可以完成，这就需要众多学人紧密合作，充分协调，搭建学术研究梯队，形成研究儒学、发展儒学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小传》所载诸位先生，大都任职于海内外知名高校，指导培养了一大批硕士生、博士生，为儒学研究事业提供了后备力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些先生还充分重视学术交流活动，积极筹备开展学术会议，学人之间互相切磋学术，保持了儒学研究的活力。这其中也有国际儒学联合会长期以来的努力，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研究工作开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儒学的特质，发挥儒学的优长，积极推进“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教育。“经典儒学”是指亲近儒家经典，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儒学教育，总体上属于学术研究的层面。儒家经典是儒学研究的基础，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以及思想资源，因此需要回归经典、诠释经典，从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古为今用，把经典文本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将历史上的这些留存物活化为现实的思想动力。“大众儒学”则是以经典儒学为阶梯，提炼出对当代社会有益的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内容，注重应用实践，贴近日常的生活，充分发挥儒学“顺阴阳，明教化”的功能，向大众普及儒学的知识、思想、文化等内容，进而构筑起符合当代社会实际情况而又不失传统文化特色的行为方式与道德规范。“经典儒学”与“大众儒学”，一学一术，一体一用，是为当代儒学创新发展的一体两面的现实路径。《学术小传》载诸位先生在儒学经典的研究阐释、儒学思想的提炼升华、儒家文化的普及实践所反馈的效果，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儒学事业不仅需要依靠学人群体在学术上稳步推进，也需要在国人心中埋下萌生的种子，形成儒学文化的氛围以及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把儒学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的各个阶段，这样儒学的发展才能生生不息。

学术没有止境，探索不能终结。儒学的价值，不仅仅帮助我们认识过去，还在于建设未来。儒学要适应时代、服务未来，就必须完成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前辈学人从不同角度、不同入口，对于儒学进行的种种研究和探索，正为我们提供了再出发的始点，搭建了再攀登的阶梯。学术研究理应关注现实社会，为当下的社会服务，才是学术研究的社会意义，也才能保持儒学日新其德、生生不息的充分活力。吾人正应该在本书展示的诸位大家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儒学的现代更新与转化，促进儒学适应和服务于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本文转载自“国际儒学联合会”（作者舒大刚，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副主任、四川大学教授；张晓程，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