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美孚谈高龄(臧美孚缝好最后一针)

臧美孚谈高龄(臧美孚缝好最后一针)(1)

臧美孚教授擅长泌尿系统疑难复杂疾病的外科治疗,在国内较早开展泌尿外科微创手术,在肾上腺外科、肾移植、内镜手术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各类型肾脏肿瘤尤其是肾癌的治疗有独到之处。曾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常委,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会员。2013年获北京协和医院杰出贡献奖。

【听医者讲述】

少年时代跟随军医父亲在部队生活,战场上深切感受到了医生的价值。从医七十年,臧教授几乎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病人和他挚爱的医学事业,门诊、病房、手术室,是比家更让他留恋的地方。

——访谈人董琳

我做总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次内科找我去会诊,那时候张孝骞教授是内科主任。病人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腹部胀得很大,内科认为是肝硬化的腹水,做完检查后发现腹水是尿的成分,最后诊断是一个巨大的肾积水,让我去做一个肾造瘘。泌尿系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引流”,不能有哪个地方不通,不通必然造成远端的积水。我到了一看,这么大的积水怎么办,几乎都积到腹腔里了,下边就是膀胱。我灵机一动,就把肾盂跟膀胱做一个侧侧吻合,不用引流,积水进入膀胱他就能尿出来了。当时我跟上级大夫汇报,做了这样的处理,他们也觉得很特别。由此也能体现协和学术环境的民主和宽松。

回顾我的外科成长过程,我这一辈子没有医疗事故,差错也很少,我觉得是得益于查房制度。因为你事先已经反复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就有主动权。

我们那时候除了科内三级查房以外,还有外科主任查房。每次曾宪九主任来查房,大家都跟着,有时候也跟到别的科室去转一转。曾主任的特点是启发性查房,“肯定的肯定、肯定的否定”,往往对某个病已经得出结论了,他再提出来,假如不是这个病大家又该怎么样,反向再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重新再考虑。这让我印象很深。对于临床上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地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查房制度很有必要,可以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差错。

20世纪60年代,我做完总住院医师后定到泌尿外科,主要看泌尿外科常见病,包括泌尿系肿瘤、先天性畸形及肾上腺疾病。肾结核也是常见病,假如一个礼拜切除10个肾脏的话,可能8个都是肾结核。那时没有B超、CT,我们就做尿液分析、逆行造影、静脉肾盂造影。当时没有预防结核的药,一旦确诊了都是晚期,一侧无功能了,完全是脓肾,所以就做肾切除。几年下来我们技术熟练到最快用25分钟就可以完成切皮、切肾、结扎、缝合、缝皮的全流程。

随着基础医学的发展,尤其临床有了抗结核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结核就很少见了。有一次,一个病人因尿频尿急在外院始终无法确诊是什么泌尿系感染,到我这儿一看,我说要除外结核,因为诊断肾结核有一句经典的话,就是“长期膀胱炎、尿里白细胞为主,要想到结核”,病人一查果然是结核菌阳性。现在年轻人可能一年都碰不到一个肾结核,都不考虑结核了,但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首先警惕的就是结核。

除了肾结核之外,我们在肾上腺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跟内分泌科合作很密切。我们治疗了很多库欣综合征,病人从正面看不见他的耳朵、从侧面看不见他的鼻子,腹壁有好多紫纹。当时诊断病因是双侧肾上腺皮质增生,手术探查看到两侧肾上腺肥厚,我们一开始先做一侧,对侧功能还继续亢进、还是肥胖,又做对侧,就考虑切多少,我的经验是先切一半,再切一半的一半,最后临床实践证明切90%才够。

有一个阶段我们把精力放在了肾性高血压上,一侧先天性的肾缺血会引起高血压,如果看到病人一个肾脏是正常的,对侧是个小肾脏、萎缩肾脏,做完肾素测定,把小肾脏切掉后他的血压就下来了。后来我们发现大动脉炎内膜增厚导致肾动脉入口狭窄,也会引起高血压,我们就把这个高血压跟肾病又结合起来,做肾动脉入口的扩张,甚至利用髂动脉一些分支来代替这个狭窄血管,做起了血管外科的一些工作。肾移植我们也做了不少,针对肾性高血压做自体肾移植,放到自身的髂窝上,可以改善缺血的情况,从而纠正高血压。1973年,协和泌尿外科成功完成国内第一例亲属活体肾移植。

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在进步,病种也在变化。预防医学、技术进步带来了临床的一系列改变,诊断技术要与医学发展齐头并进,当然诊断水平、思维方法也要跟上。

我觉得医生的确是直接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很好的职业,我在手术台上从来没有觉得疲劳过,也从来没有觉得后悔过,在这个职业中我一直很愉快,而且总有成就感。在协和严格的制度下,我做的每一个病例都是经过很慎重的反复考虑的。我经常跟年轻大夫讲,关伤口前要缝好最后一针,为什么呢?比如同样一个输尿管接下来,你缝了五六针,这针眼儿的地方要漏,最后一针一定要把周围再给它覆盖一层,软组织再盖上,它等于就包裹起来了,减少并发症,所以最后一针很重要。

在协和的这些年,我不管是出国也好,国内同行之间交流也好,讨论起任何病种都不陌生,因为协和有丰富的病例资源。现在很多医院都起来了,但协和提出以疑难重症和罕见病作为我们的奋斗方向,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解决疑难杂症问题,很多病人都是看了很多医院,最后来到了协和。

过去在我们那个阶段,我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我们想的是国外有什么、怎么能够及时引进,没有想我们应该怎么创新。目前的形势非常好,年轻人要创新,临床队伍和科研队伍要结合起来,有些东西我们要领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要有根本的突破。

(本报记者崔兴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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