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说不思量自难忘什么意思（不思量自难忘）

作为礼仪之邦，中国历来讲究“为尊重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其用心可谓良苦，然其背后总难免不洒满了牺牲的血雨，承载着微者心灵的扭曲不安、巨者历史掩饰失真的沉重代价。一代又一代的所谓好人或曰奸者就是在这样自觉不自觉的“集体作伪”中生息繁衍了数千年。

胡适，作为二十世纪（特别是上半叶）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暴得大名”，到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会上猝然辞世，他度过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但无论是誉是谤，他都是学术思想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人物，一个真正的“学术重镇”。学术而外，他又以平和风趣、诚恳大度的绅士风度而广受褒扬，以至有“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样多少有些戏谑而又不乏实际情形的流风名播一时。

胡适一生游踪甚众，又热情好客，结下的友情数不胜数。男性至友中，蔡元培、赵元任、傅斯年、丁文江、王云五、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等一大串，可按下不表；比较亲近的女性，似只有韦莲司、曹诚英、陈衡哲、陆小曼、徐芳等寥寥几位。而其中艾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EdithClifford Williams,1885—1971），因是西邦红颜，坊间传闻多于客观资料，富于“大胆设想”而缺乏“小心求证”，更是扑塑迷离，颇费猜详：研究者苦寻线索而不得，一般“胡迷”们也是早已胃口吊得老高不下，终成为一个充满诱惑、始终难解的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客观揭示胡适这位一代学术文化大师某个重要侧面的“本来面目”（胡适在提倡“整理国故”时，主张“还他本来面目”，强调“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美籍华裔学者周质平教授不避“为贤者讳”的古训（因为胡适至今仍被众多人视为中国现代知识界一个不可多得的“完人”），抱着对历史和学术负责任的态度，经过多年辛勤整理、编排和翻译，将胡适近五十年间写给韦氏的全部信函原汁原味地披露出来，让所有悬念此事、关注胡适、关心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人们得以“以窥全豹”。

这个弥足珍贵的通信集共收胡适致韦莲司函电、明信片一百七十五件，最早的一件是1914年11月2日，最后一件是1961年4月23日。这些信件现存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是研究胡适生平和思想极重要的一批原始材料。从信中可以看出，胡适、韦莲司两人对这一段由友情发展到恋情，再由恋情归于老年时醇厚的友情，从未有过“罪恶”或“羞耻”的感觉；相反，两人倒是觉得这是一段极珍贵、极值得纪念的男女纯真情谊。我们从有名的胡适留学日记《藏晖室札记》中也可看到，其中记录了许多与韦氏的交游，这不能不说明，胡适有意要将这段异国之情诉诸笔墨，留存人间。

胡、韦二人从订交到天人永绝（1914—1962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中国更是战火连绵，江山几度易色；而这两个个人命运的变迁，空间和时间的转换更是沧海桑田，不一而足。但时间的流逝和世事的变幻丝毫没有改变二人保留这些信件的决心和毅力，他们为珍存对方的信函尽了最大的努力。尤其是韦莲司，在衰暮之年，将胡适数十年的来信、电报、信封，以至于片纸只字，都巨细靡遗地摄影、打字、细校，寄给胡适的遗孀江冬秀，并请求胡适纪念馆妥为保管。这其中蕴含的真情、坚韧、远见，令人感动和深味。

从胡致韦的信中可见，在胡适的思想背景形成过程中，韦氏家族，尤其韦小姐的影响是特出而持久的。1910年9月，胡适作为“庚款”第二批留学生来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农科。由于兴趣索然，1912年春季开学时转入康大文学院。最初思乡极苦，如抵美不久写的《翠楼吟·庚戌重九》词中说：“故园三万里，但梦里桑麻柔茂。最难回首，愿丁令归来，河山如旧！今何有，倚楼游子，泪痕盈袖。”后来，随着交际圈的扩大和对彼邦的熟悉，胡适情绪趋稳，并喜爱上这个国度，深感“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于是，身上尚未脱尽中国温良恭俭让传统的胡适，很快与此间风气合上节拍。他学业出色，关心时事，频频参加教育界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由于学识和演讲口才的出众，遂成为学生辈中的领袖人物，多次出席世界学生联合会会议并任要职。其时，与胡适交往较多的友人中，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等相互谈诗论文，疑义共析，彼此获益自不必说；但与美国少女韦莲司的亲密往来，则无疑是对胡适一生影响至大者。

胡、韦相识是在1914年秋间，这从二人信中可知。韦父是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地质学与古生物学教授；韦母是新英格兰人，“在社交上极有天赋，她将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家庭”。其时，韦莲司在康大学美术。胡适因偶然的机缘受邀赴韦宅的家庭派对，由韦母而识荆其女。在胡适的日记中，韦莲司被描绘成一个新女性的理想典型：“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其待人也，开诚相示，倾心相信，未尝疑也，人也不敢疑也，未尝轻人，人也不敢轻之……与女士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之思想也。”进而感叹：“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可见对她的推崇。

二人愉快的晤谈之外，就通过频繁的书信往返以吐心迹。从信的内容看，既有知识上的讨论，议题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国际关系、家庭和婚姻等，这些对胡适早期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胡适一部分感情生活的真实形态，如对故国慈母的思念，对未婚妻江冬秀的同情理解，对韦莲司的体贴温柔，以及紧张学业、众多友谊之外偶尔的寂寞等等，都如雪上鸿爪，宛然可见。胡适留学期间，韦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胡适“知识上的伴侣”，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上互相的激荡减少了，而感情上的关爱增多了，韦氏成了胡适放心倾述和感怀的对象，这个细微转变可以从胡适书信行文的语气和称呼上看出一些端倪。但胡、韦都是富于理性的人，他们始终保持了一种较为纯正的恋情，用韦氏的话说，即“重‘高级’的情性之交”，而“勿岌岌于‘色欲之诱’”。在一定意义上说，确实达到了中国人所谓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境界。

为了继续深造，胡适无可奈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留有自己青春、温馨和梦幻的康大所在地绮色佳，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系之时代。其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阅历，所求学问，皆吾所自为，与外来之桑梓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影响于将来之行实，亦当较儿时阅历更大。”虽未明显点到韦氏，但其中多有韦氏的影子。

胡适是个极重礼节的人（韦母常邀胡适到家中做客，除了胡的博学多才外，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也是受青睐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一位诚笃守信的人，他在与韦氏初期通信探讨“容忍迁就”之美德与东西方不妨“各行其是”时，虽据理力争，但态度是端严周详而矜持的；及至数月后关于“感恩节晚餐”的通信，胡适就表现出了年青人温柔善感的一面了。如这样的片段：“你离开绮色佳已一星期了。……上周四夜晚，我深感怅惘，寒风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条，竟使我无法为一个远去的朋友折柳道别。我甚至连照片都没有拍一张。”“我简直无法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多么短暂的几个月啊！——我是如何地沉浸在你的友谊和善意之中。我不知道在此邦我这么说是不是不合适——一个朋友对另一个说，她曾经是他最感念，也是给他启发最多的一个人，要是这么说有违此地社交规矩，那么，我相信这个社交规矩的本身是不对的。”（1914年11月26日信）这是胡适致韦氏信中真情流露最“奔放”的一封信，但也仅止于此。

随着友谊的加深，两人在纽约相会，引起了韦莲司母亲的关注，于是二人互致歉意，胡适在信中有一段话值得细读：“你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强而有力，而且不落俗套。虽然我用了不同的话说明了我对友谊（男人与男人，同时也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看法。过去四年里，我至少受了一些康德思想的影响：‘无论是对你自己，还是对别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人道本身视为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个手段。’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永远不把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视为可以玩弄的东西，并以之为达成自私或不纯洁的目的的手段。’这句话的中心意思是尊重每一个人，并将这种感觉升华为一种敬意。我相信这种敬意是防止语言上的猥亵，思想上的不纯，以及举止上的不宜最好的办法。总而言之，这可以防止一般所谓的‘非礼’。”（1915年2月1日信）他进一步说明：“我所说的‘敬意’只是你所说的‘用意志的力量把注意力转移到友谊的更高层’的另一种说法。可是你的说法，尤其是对待男女友谊这一点上，远比我要具体的多。你真让我对自己在另一页中提到的谨小慎微的态度感到汗颜。”

胡适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韦莲司是充满敬意和感情的，经常问候她的工作、生活，注意思想和感情的交流；韦氏对胡适更是一往情深，洋溢着柏拉图式的精神眷恋。胡适1915年6月12日作《满庭芳》词云：“枫翼敲帘，榆钱入户，柳棉飞上春衣。落花时节，随地乱莺啼。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掠地双飞。何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思，微风晚日，指点过湖堤。”这应是当时感情的真实写照。但无奈远在故国的老母和未婚妻都殷殷思念、早早盼归，他只好辞别这位侠骨柔情的异国女友，从母命而娶妻生子。

此后世事沧桑，二人聚少离多，但常通音问，互致关心。1938年4月19日，胡适在中国驻美大使任上，冗务萦身，尚有《从纽约省会（Albany）回纽约市》诗一首：“四百里的赫贞江，/从容地流下纽约湾，/恰象我的少年岁月，/一去永不还。//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忆及二十年前二人于赫贞江边散步私语，看“纽约无上风景”，犹是情意隽永，“不思量，自难忘”。

1958年夏，胡适应邀赴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韦氏特意定做了一套银质餐具作赠礼，并用中、英文在餐具上刻了“冬秀”两字，是多么煞费苦心！她又在附信中深情回味了两人之间不因文化、种族和空间距离的差异而长存的友谊，胡适在回信中说：“文字无法表达我对你衷心的感谢。我非常欣赏你说的那句话‘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这份友谊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的一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一向珍惜这份友谊。”（1958年7月11日）随后两人身体渐衰，但相互慰藉的电函、明信片不断，胡适1961年4月23日发出最后一封祝贺韦氏生日快乐的信，至次年2月逝世，这段长达五十年的纯真异国恋情终成绝响。其后，韦莲司这位美国普通而坚贞、平凡而伟大的知识女性，完成了生前最后一项她认为最值得做的事——胡适信函的整理、摄影，妥善寄到他的祖国，为中国现代文化史奉献了一批极珍贵的原始材料。我们理应向她致敬！

学界近些年有一句颇引人共鸣的话，所谓“理解之同情”，即研究历史、探寻往昔人物的心路历程，不能强调“站在今天的高度”“以今人的思维模式”去揣度历史故实，而应尽可能回归和贴近彼时的人文背景中，抱持“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原委，方能有望进入历史的内核和人物的心灵深处。

对于胡、韦之间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真实恋情、友情，纯以俨然的道德家的苛求目光打量之，拷问“理亏”之处，拷问者本身首先即是理亏的。因此，周质平教授在《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的序言中，义正辞严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能在人性之外，拿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貌来；我们更不能在歌颂孝道的伟大时，忘了这样的孝道是用一个人（其实是三个人）终生的恋爱和婚姻的幸福来做祭品的。凡是从道德的角度‘激赏’胡适的婚姻，而又视任何婚外关系为罪大恶极的人，多少有着劝人做‘烈士’同样的心理。这样的道德教训都是只能责人，而不能律己的。”至此，我们不能不由衷地重复世人已祝祷了无数遍的佳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