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立雪读史鉴今 程门立学话山水

前言

学生跟随恩师程大利先生学习数年，收获良多，撰此小文，一是阶段性总结一下学习成果，二是略表对先生为人为艺的敬仰之情。文章经过先生过目，大体认可。故不揣浅陋展示于此，请同道批评为盼。先生年逾七旬，每日天明即起，读书、写诗、习字、画画不辍，勇猛精进之情常常令弟子汗颜。同门弟子皆有同感，先生艺术之途日日进步，年年拓展，“正、大、雅、静”已臻完备，其艺术成就有目共睹。

无题 42x56cm 程大利

程门立“学”话山水——兼谈程大利先生的山水画美学思想文/徐家康

我大学毕业那年分配到高校工作，报到时要填一个表格，有一栏我不明白——本人成份？我不知该填写干部还是教师，请教对面的人事处长，他告诉我说：“填学生。”接着又补充一句，“到80岁你的成份还是学生！”

后来我留意了一下，不论校长还是教授，本人成份这一栏填写的都是学生。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今天想想最初制定这个规则的人实在是有智慧。它警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但要以读书为荣，更要以读书为安身立命之本。读，且思，且用。要用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鞭策自己日求新知，终身不懈。但能这样做的人实在太少，而我的恩师程大利先生无疑就是这样的典型。我从先生游，感悟良深。现试从以下几方面作些阐述。

好学力行，道不远人的艺术人生观

徐复观著有《中国人的艺术精神》，认为传统哲学中的艺术智慧远大于科学精神，古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与艺术精神密不可分。主出世的老庄思想自不待说，他们的人生就是艺术化的人生。主入世的儒家代表孔子也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孔子看来“仁”是“德”的核心，具体什么是“仁”，《论语》没有教条化的说明，每次解释都是针对具体人和事的艺术化分析。“道”是宇宙人生的大道，“艺”也不可单单看作是具体的“艺术”门类。此处的“艺”，我理解更多是指艺术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古人有“体道艺之合，究圣哲之蕴”的名句，程先生在《中国书画》（2013年04月）上的一篇文章就以此为题。“道”和“艺”在历代哲人看来更是难分伯仲。我的理解是道艺相通，“至道如艺，至艺即道”。孔子此语是在用艺术来比拟人生观。具有艺术性的人生观无疑是最智慧的，前提是“据于德，依于仁”。“仁”在孔子眼中就是“至善”。大智若愚者是在用艺术化的人生观接人待物。表面上的科学严谨在真智者看来无异于斤斤计较。我所说的“艺术人生观”大体如此。孔子还有一句话叫“道不远人”，宇宙间的大道如果离开人，也就意义不大了。这里的“道”也可理解成是人们易于接受的真理。

柳公权说：“心正则笔正”；文徵明曰：“人品不高，落墨无法”。中国书画历来讲究人文双修，而且反复强调修身是根本，文和艺不过是人格的延伸。程大利先生反复讲：“所谓中国画的修为，是自我改造的过程。”儒家文化讲“修、齐、治、平”，其中“修”是根本。修什么？如何修？孔子说得很明白：“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程先生七十余年的人生轨迹，就是“好学、力行、知耻”的儒家精神的最好注解。

关于先生的“好学、力行”，我曾从师母夏老师口中听到这样的故事，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先生一家住在沛县师范学校的平房，一排十多户人家共用一个电表，月底平摊电费，程先生家总是睡得最晚，自然用电多点，但邻居们从来没有意见，个别家长还常常晚上带着孩子，驻足程先生的窗外，看看程先生读书的情景，以此教育孩子。夏天热，孩子小，蚊虫又多，程先生就穿着长筒水靴，抱着孩子，站着阅读自己抄写的粘贴在墙上的画论和外文单词。

程先生很少提及自己的身世经历，就笔者有限的了解，他只是在一些媒体的访谈中偶有提及。另外程先生在一篇不到2000字的短文《求师》（《雪泥鸿爪》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中谈到自己的从艺经历。通过这些简短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程先生和黄宾虹、齐白石大师非常类似，他们都有追求、有担当，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学习。黄宾虹少时向父亲的朋友倪翁请教过书画笔法，倪翁所说的“当如作字法，笔笔宜分明”被黄宾虹奉行终身。齐白石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终于从一个乡村木匠变成能诗会文的大画家。且不说程先生与黄宾虹有同样的编辑美术图书的经历，并曾做到中国最高美术出版社的掌门人，单说善于抓住学习机会这条。程先生上中学时就爱思考，勤动笔，学校有位“屈就中学的音韵学家，他叫张喆生，曾辅导我学习先秦诸子散文。让我受益终生。可以说我自幼养成了文史阅读的习惯和动笔的习惯。”（《笔墨文化的传承者》长城出版社《国尚》2011年07月）这说明程先生在中学时代已经和国学结缘，并打下了同辈人很少具备的国学根基。

在沛县文化馆工作的近十年时间里，由于基层美术工作的需要，程先生画了大量的素描、速写和年画、宣传画。写了很多文章，并在《艺术百家》和南艺学报《美苑》上发表。因为创作能力及文字功底，程先生被调到了江苏美术出版社做编辑，一直做到社长兼总编辑。这期间，程先生认识了高马得、陈汝勤夫妇，后来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更多的前辈，如钱松嵒、陈大羽、杨建侯、刘如醴、林散之、刘海粟等。编辑工作给了他向前辈学习的机会。工作也激发了他的阅读、思考和研究精神。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程先生调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从副总编做到总编，以至中国美术出版总社的主要负责人。由于笔者和先生都是江苏人，也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并一直爱好绘画，关注美术理论，所以和美术界、出版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几年又跟随先生学习山水画，与先生周围的人就有了更多打交道的机会。在程先生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提携帮助了很多人，有着很好的口碑。有些人给先生添了一些麻烦，但先生从来不说，我偶有耳闻，也都是得自他人口中，有时想求证于先生，先生总是淡淡一笑了之。这就是先生的修为，从无人际关系的牢骚。从主政《江苏画刊》的革新精神和激进状态到中老年后的深入传统，力主传承看上去是悖论，但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画家成长的合理轨迹。中西比较，古今思辨，先生一直以理性客观的学术精神思考着中国艺术精神的发展轨迹，思考20世纪以来的成败得失，思考着中国画的自身规律。它和先生一直倡导的“静、淡、慢”的绘画境界是一致的。所谓“学问深处意气平”。我想先生成功的获得，除了才华和“好学、力行”，更重要的还是做人的成功。这几年跟随程先生习画，特别是跟随先生一起写生，朝夕相处，我慢慢悟出了一些道理——《中庸》有言，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程先生的人生是对“道不远人”的最好体现。比如写生中，年过七旬的先生总比学生们工作的时间更长，画得更多；先生对学生的关照比学生对他的关照多，更不用说比学生们之间的相互关照了，甚至先生时常还会想到学生本人都不曾想到的细节，而对于每一个学生的点滴进步，先生总是给予及时的鼓励，有时实在忙到无法顾及，先生也会记在心中，并在适当的时机补充，比如饭桌上或晚上散步时。作为一位让学生敬仰的长者，程先生既能让学生有如坐春风，关怀备至的感受，又不失长者应有的严肃，深受学生爱戴。

秋醒 69x44cm 程大利

欸乃一声山水绿 77x43cm 程大利

萧萧夏欲归 53x40cm 程大利

秣陵秋梦图 97x48cm 程大利

人艺合一，人成艺成的艺术修为观

和许多画家、理论家过于强调才华不同，程先生更看重的却是道心和修为，他在《中国画的境界》（《传承拓展》江苏美术出版社2012年03月）中说，“中国画论认为，人的境界有多高，画便有多高，而境界并不是天才就能解决的……中国画在尊重天才的同时强调修为。修为是终身课题，千锤百炼，才能淬火。‘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境界在长期的修炼中提升。”修为比才华更重要，就连程先生极力推崇的黄宾虹大师也“是知性高于才华的典型”。“黄宾虹的艺术在法度和自由中间找到了一条最好的路子，另外还有一点是别人达不到的，就是近90年功力的锤炼，才有了他最后的老辣的艺术境界。年龄不到，作不来，这个老辣是跟才华没有关系的。”（《笔墨文化的传承者》）

许多评论家将程先生的成功简单地看做是奋发图强的奇迹，因为程先生既不是美术世家出身，又没有受过完整的美术院校教育。然而通观中国古代美术史，真正有大成就的画家，没几个是专业团体出来的行家，相反几乎都是董其昌所说的戾家。行家易与匠人为伍，连范宽在苏轼眼中都有点俗气。我们并不否认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等民间绘画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瑰宝。然而绢、纸上的卷轴画，无疑是中国画的主流，特别是王维、苏轼之后的笔墨艺术成为人类文化史的奇葩。近代西学东渐，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等先生纷纷创办西式美术院校，培养了无数画家，但大师级的文人画家如黄宾虹、齐白石却不是这样的院校能培养出来的。

程先生常讲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是人文双修的艺术，需要相当的人生阅历和人文修养。好的山水画家往往是大器晚成的，需要有才情的人付出一生的努力，“而短命的画家作品上往往留下了问题”。傅雷在《观画答客问》中评价“黄宾虹是集大成者，几百年来无人可比，是古今中外第一大家。黄宾虹先生如果在70岁去世，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会是一个章节；如果80岁去世，他会是一部书；如果在90岁后去世，他就是一部大辞典”。美术院校的数年教育和80年的人生相比，又何足挂齿呢？况且所谓的系统教育到底有多大作用还有待反思。美术院校可以教造型、色彩、透视，但却难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而造型、色彩、透视在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笔墨学养和境界。这是被历代大家画论所反复证明了的。

从程先生的治学道路，可以看出，先有了作家和学者程大利，后才有画家和编辑家程大利。正因为程先生有很高的文学和美术理论素养，所以在其进入江苏美术出版社后，才可以很快发挥专业之长。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学和美术理论素养，程先生才可以将《江苏画刊》办的风生水起，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界的重镇。没有程先生的宽阔视野，《江苏画刊》就不可能顶住压力突破理论禁区，真正实现艺术的“百花齐放”。可以说和其他画家相比，程大利先生是一位有历史担当精神的画家，这种担当精神正来自于他的学者情怀和理论自觉，或者追溯到更深一层，这种担当精神来自于传统文化所赋予先生的“士大夫”情怀。“士大夫气”在今天已十分缺失，殊不知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营造出的可贵的独立人格和担当精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夫有两种典型的人格状态——

一是“士为知己者死”型，“可杀不可辱”、“苟利国家生以死”，比如刺秦的荆轲，“尸谏”的海瑞等。体现在书画上就是敢于向皇帝说“身正则笔正”的柳公权，总结出“生死刚正谓之笔骨”的张彦远。

二是忍辱负重型，比如屈受宫刑之辱而修《史记》的司马迁，“能辱跨下”的淮阴侯韩信，不辱使命塞外牧羊的苏武。如果我们抛弃狭隘的“贰臣论”的庸俗政治社会学观点来审视赵孟頫，就该充分肯定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作用。赵孟頫的历史地位是有元一代其他画家无法超越的。黄宾虹的士夫精神不仅仅表现在他创办神州国光社，整理研究金石绘画，编辑书刊传播国故等方面。作为传统山水画的集大成者，仅从其在世时不求闻达，抱定自己是为五十年之后的人创作的理念来看，其强大定力中已显示出顽强的士夫精神。

程大利先生的担当精神不仅体现在其主政《江苏画刊》的年代，单从其近年来对黄宾虹不遗余力地研究和推介，和对传统笔墨观的着力宣传，以及退休后投入大量精力教授学生，以期接续山水画传统正脉的行为来看，都清晰地体现出儒家文化的士夫情怀。如果我们从这种士夫的担当精神来审视先生的山水画创作，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先生对传统笔墨的传承和拓展，以及在丘壑经营上所追求的中和正大的崇高感，同时对先生拒绝在山水中画水库、汽车、水电站、拖拉机等现代符号所体现的独立精神或者说环保意识，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先生为什么反复强调黄宾虹的观点——山水画“舍笔墨而无它”了。近年来先生不但用自己的诗词、文章和学术报告，更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教学实践，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理论，这种知行合一，几近殚精竭虑地捍卫传统笔墨的不懈努力，不是恰与黄宾虹报定自己为五十年后的人创作的信念一致吗？这不正是人艺合一的艺术修为观的完美体现吗？

千载独立 50x69cm 程大利

寻遍天下禅林 64x35cm 程大利

晴云 83x43cm 程大利

修心养气、祛病增寿的艺术功用观

近年来，程先生一直在弘扬他的“静、淡、慢”的笔墨美学观，“静、淡、慢”观点是对传统画论的总结和发展。绘画的功用是什么？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用，发于天然，非繇（由）述作。”这是历代理论家认可的正确观点。然而程先生却认为“成教化，助人伦”只说出了中国画“知世悟道”的一种功用，另一个“修心养身”功能却被人们忽略了。先生从《黄帝内经》中找到了佐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对此先生的解释是“一个人只要淡泊、从容地对待这个世界，烦恼自然就减少，少私寡欲、无忧无虑，‘真气’就会自然地运转。”（《中国画的境界》）在程先生心中，《黄帝内经》不仅是医书，也是哲学和画论，而中国画无疑是中国古典哲学滋养的产物。好的中国画通常不是激情澎湃的结果，而是“五日一石，十日一水”的生命状态，是“激情化作流水”，是“大火之后的袅袅轻烟”，是延绵不绝的韵律。

程先生在《我的笔墨观》（《藏画导刊》2013年02月）中说：“画画是为了修为，修成一个健康的人……中国画的最高指归是‘内美’，这来自屈原名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修能’就是人格塑造。”而修身首先是修心，《大学》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之谓修身在正其心。”在儒家看来，人不修心，一事无成。程先生把笔墨归结到传统哲学的深处，与伦理融为一体，进入精神层面的修为中，这是一种极深刻的见解。

通读程先生的画论，我有一种深刻的体会，程先生在用一个画家的眼光，重新阐释中国古典哲学，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是建立在70余年的人生阅历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中国古典画论谙熟于心独有妙悟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早年对西方美术思潮和文艺理论的大量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世界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展品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30多年的美术图书编辑的基础上的。阅历、识见造就了先生独立的思想。

在《静、淡、慢——由“逸”说开去》（《雪泥鸿爪》）中程先生说：“中国画之所以为大众接受，是因为它的人性指归是‘至善’……中国画启示人养心修身，知世悟道。孔子说‘见山思仁，见水思智’，醉心于看画的人远离势利，离善境更近。一时达不到，但能使人向而往之。‘成教化、助人伦’，是艺术的社会功用。而最大的‘教化’与‘人伦’便是向善。”这与儒家经典《大学》对“至善”的追求一脉相承。“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至善”——按照孟子的观点是指人性中天然的求真向善爱美之性。要达到“至善”，“静”是修为的关键。朱熹《大学》章句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对于这种“静”的推崇，同样表现在道家鼻祖老子的思想中：“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以为天下正。”先生在课堂上对此的解释是：“清静差不多是宗教境界，好的山水画既清且静，魅力永恒。”甚至马远画的《水图十二帧》，在先生眼里不是激情澎湃，而是“深沉而幽远，似有无尽的韵致。”（《中国画的境界》）

《 中庸》说到“淡”有这样的言语：“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在孔子看来“道”要“入德”，要走得远，必须是“淡的，简的，温的”，甚至是“暗然”的。程先生说“淡”，“不是追求，是修为，实际上也是快乐的……要想真正进入中国画的本质状态，恐怕还非要闲下来不可，要化忙为闲，而且必须要有一种淡定功夫，要有从容的心态，否则是画不好中国画的……古人讲‘五日一水，十日一石’，是淡定从容的状态，安详平静的状态，犹如老僧打坐。画画跟做学问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画最后的魅力就是‘淡’，是不张扬。黄宾虹画的积墨，黑黑的团团，也是个‘淡’字，心境是淡的。心境淡了之后才能笔笔分明，笔笔有路数，笔笔有变化。每一笔都是择得开的，这也是一种‘淡’。”（《笔墨文化的传承者》）可见程先生“静、淡、慢”的美学思想，来源于传统哲学。正因为程先生有了这种理论的自觉，所以其绘画笔墨对历史正脉的传承和拓展，才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令人信服，耐人深思。记得先生曾用毛笔书写一段画论，“文人历来讲格。格有高下，真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便到了高境。闲世人之所忙，方能忙世人之所闲。世人所闲的闲字，正是文人要求得的那个格。中国画说到底是人格文化。”（《守望——程大利专访》载《边缘艺术》总第25期）程先生说“在中国画里，热烈不是宣泄，冷静不是冷漠，最忌高远失中、偏激不平；通观不妨照隅，求末亦是归本。这是中国画的本质特征，也是境界所在。”（《我的笔墨观》）这种深刻的认识在当代有极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大量青年艺术家和学子愿意到先生门下深造的原因。

“中国画的最大功能是让人静下来、淡下来，它亲近造化，是自然的歌者。它追求至静至远，调和天人。它还是‘祛病增寿’的良药，改变性灵的手段。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知识分子无论达和穷，书画都是用来修为，提升自己的同时也提升着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若说功能，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功能吗？”（《我的笔墨观》）有了这种“静、淡、慢”的功夫，再加山川烟云供养，山水画家自然是要长寿的。古人对此早有体验，清代画家王昱在《东庄论画》里说：“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以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董棨在《养素居画学钩深》里说：“我家贫而境苦，唯以腕底风情，隐然自得。内可以乐志，外可以养身，非外境之所可夺也。”可见中国画是可以用来养气、养神、养生颐年，并提升境界的。难怪黄公望活到89岁，文徵明活到91岁，茫茫碌碌的董其昌活到82岁，八大山人活到80岁，80岁以上的山水大家比比皆是。“而短命的画家作品上往往留下了问题”。（《中国画的境界》）

今天我们强调健康的生活，而笔墨语境下的山水画正是健康的手段。在程先生看来，笔墨能使人身心皆健，且境界高迈。

截云 68x68cm 程大利

八荒优游

171x97cm 程大利

放怀吴楚 126x204cm 程大利

磨洗日月 138x34cm 程大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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