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分析事件（韩素梅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下的智能传播及其）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4卷第2辑，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分析事件?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分析事件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4卷第2辑

【 内容摘要 】

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下，数字技术的推进与应用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借助于数字化技术，交往资本主义、审美资本主义、数据资本主义等为资本拓展新的领域提供了更深入的支持。大数据全景分类使数字文化成为更加精致的利益型或数字化定制文化。看似个性化的“点射型文化”，使数字文化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联更为隐蔽。数据资本的高转化率建基于数字文化的魅惑性，它使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无摩擦的”和“透明”的特征；同时信息的不确定性和分布性也为数字社会主义及文化共享提 供了机会。

【 关键词 】

马克思主义；智能传播；资本主义；全景分类；利益型审美文化

【 作者简介】

韩素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媒介与社会。

一、数字技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有关数字技术的认识论与价值论指认也是马克思主义因应数字时代的理论回应。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下，数字技术的推进与应用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对智能传播下的文化理解自然也离不开这种具有结构主义视野的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

数字资本主义的前提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按丹·席勒的观点，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这个过程中，“即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心逐步转向信息密集型产业，但资本仍然处于核心位置”。就是说，数字化的信息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带来全新的数字世界，而是依旧运作于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下，并且成为资本主义在扩张性市场逻辑下的新动能。丹·席勒认为数字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将“互联网泡沫”、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全球数字鸿沟扩大等 “数字化衰退”的危机引向深入。

然而按照阿尔文·托夫勒关于“第三次浪潮”和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的畅想，信息和数字化技术会带来全新的社会生活样貌。20世纪80年代，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在中国亦引起了一股“浪潮”，其时的《人民日报》有这样的报道：

信息，第三次浪潮经济中最基本的浪花，借助于计算机、远程通讯手段闯入了现代生产要素的大家庭。第二次浪潮经济中，土地、劳动力、原材料、资金是生产的几大要素。现在，人们发现，信息和知识已成为生产和流通中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不论是席勒的批判还是托夫勒及尼葛洛庞帝的畅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与互联网信息技术建立了新的关联。与这一经济运行模式几乎同步的，是传播学界对传播与信息理论的“觉醒”。1982年春，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来到大陆，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等高校和科研机构讲学，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理论传入中国。同年11月，中国第一次有关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1983年，施拉姆的弟子余也鲁协助厦门大学首创以“传播”命名的新闻传播系……与之呼应的是，学术领域对西方传播学之信息传播的客观、中立等的价值认同，这种去政治化同时也是再政治化的信息理论倡导也助推着信息的逐步商品化，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建设与理论视野一定程度上也加入到全球信息经济的大循环之中。

进入到21世纪，伴随数字传播以及智能技术的演进，有关人工智能及智能化传播技术的社会期待，是否续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数字化生存和类似第三次浪潮的想象？客观、中立、去中心化等所谓的数字信息传播，是否会自动助推客观、中立、去中心化的社会空间和文化指向呢？要理解以上问题，还需要回过头来，从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关系来看。

首先，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数字资本主义是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承接。信息资本主义是基于信息的商品化，以及信息成为当代资本在世界市场体系内、为了世界市场体系扩张的必要条件而形成的。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资本主义为资本寻找到新的出口，它藉由信息的商品化、资本化而展开更大范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圈地。按照席勒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应对西方主要国家信息资本化导致的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势衰，教科文组织等倡议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但美国政府及其他国际组织开始采取反击措施：

美国贸易代表、美国商务部、私人贸易协会和个体公司施加一种造成公司自由投资的自由使用网络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在关贸总协定和其后继者世界贸易组织那里取得了多边的表达形式。通过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监督的结构调整行为，数十个国家或者全部或者部分地私有化了本国的电信系统。为早已资本过剩的世界寻找资本出口，这股压力让网络领域淹没在了投资洪流之中。

信息与数据都是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一环。依据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席勒指出文化和信息领域的商品化与15世纪中期起源的资本主义同步，“文化和信息的商品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尽管其中也有起伏和冲突，但它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这一商品化的过程必须按照同时代的农业资本家和失地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来定位。从历史性的视野看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信息、社群交往、审美等均可成为资本方式，进而在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审美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数据资本主义等历史链条中，承接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基础——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的过程是土地、劳动力、城市空间、文化、知识、信息技术、用户数据等次第被资本收入囊中，成为资本的形式与要素；继而，再把计算机信息、数字信息转换为资本运作的重要因素。这一过程中，资本凌驾于技术——包括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技术等——之上，处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核心，并力求效益最大化。数字化的文化也在这种结构性体系中生成、运行，并依附于或疏离于或抵制着这种结构性的力量。比如以流量为宗旨的网剧的内容策划与营销，流量明星的市场培育与养成系粉丝经济的“消费升级”，再如丧文化、“社畜”文化、佛系文化、宠物经济等包含的一定程度的社会疏离感；再如文化反堵（Cultural jamming）运动对数字化消费主义的抵制等。

其次，从认识论的来源之一看，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控制论及信息论为信息传播的自由市场逻辑提供了基本思路。维纳的控制论强调信息的收集与及时反馈，这为信息操控与数据操控提供了可能，也为当下平台资本主义中的隐私红利——对大数据平台而言——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控制论中有关信息的去中心化理念也为信息市场的自由逻辑提供了认识论基础。控制论的反馈理念也为理解数字文化的不同走向提供了思路，一种是由数据监测与流量操控支配的流量型数字文化——由数据支撑的文化产品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新路径，比如netflix利用用户大数据制作的《纸牌屋》，带动了文娱产品的此类跟风，以及由此而来的“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音室”等社会效果——这同样适用于文化与审美方面——即文化与审美的“茧房”化、文化与审美的单一化或自我循环化等。还有一种是关于非主流文化的存在，如黑客文化、青年亚文化等。但无论如何，一如维纳所担忧的——“机器自身不会兴风作浪，但可以被人利用，以此增强他们对其余人类的控制。”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由一种政府的军事技术创新、计算机人员的单纯技术探索、非主流文化的乌托邦畅想，渐渐转变为浸润着资本逐利的全球产业化新体系，这一体系藉由数字资源的多寡，而蕴含着资本权力的更新和社会文化权力的再分配。

再次，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数字资本主义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数字劳动、数字审美、数字社会关系等关键概念，这在万物互联、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的背景下，更加容易被忽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衰退“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以及海量数据市场的出现，在时间上不谋而合”。在劳动与就业领域，数字化技术及相应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的创新，也带来“无用阶级”或“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与此同时，民众通过在线活动制造的海量数据也使自身成为新的劳动力——数字劳动力。2020年9月12日，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在公开活动中表示，曾帮助旷视科技公司找了包括美图和蚂蚁金服等合作伙伴拿到人脸数据，这一发言引发热议。成为生产性要素的数据采集、保留和转卖已成为近年的舆论焦点，而产生数据的普通民众并不能掌握和支配自己的数据。其间，数据的资本化对大企业而言的确是第二种石油。

最后，从数字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看，从互联网技术助推商业信息传播以提高效率，到互联网技术提供电子商务平台以聚拢交易，再到社会化赛博空间增强用户黏性以实施长尾效应，再到积聚用户数据进而获取数据剩余价值，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数字劳动现象——无论是消费者的浏览、搜索、点击、收藏、购买、支付等数据痕迹，还是高科技劳动者及外卖员工的超长工作时间，数字技术与大数据、数字劳动等作为生产力要素与剩余价值主要来源的数字资本主义现象已然显著。

数字资本主义除了把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等数字化生产和流量数据收入囊中，还把社会交往、情感和审美消费等一并收于麾下。资本从生产领域扩张至消费与日常生活甚至审美领域，体现了资本主义不断捕获猎食对象的本性，马克思曾经强调：“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在社交文化领域，数字化使媒体的社交属性愈加突出，数字资本主义以交往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形式渗透于普通民众日常交往之中。乔蒂·狄恩（Jodi Dean）提出的交往资本主义即指向数字化传播技术构成的交往资本主义新形式。数字化的社群经济令精准营销、参与式文化——或也可称为粉丝文化、网红经济蒸蒸日上。更进一步地，数字资本主义更是混合了审美资本主义的因子而蓬勃发展，因为“资本主义演变的特点在于捕捉例如美丽、娱乐、审美这些无实际用途的多余产物，并把它们转化成可以估价、可以买卖并能够覆盖社会生活的大部分领域的价值。这种演变是从文化进入经济中心开始的”。数字资本主义与审美资本主义的边界混合为审美趣味成为资本升级、资本创新、资本增殖的重要手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总之，借助于数字化技术，交往资本主义、审美资本主义、数据资本主义等为资本拓展新的领域提供了更深入的支持。这当中，文化以审美的、娱乐的、日常的外形铸就着资本主义的新动能；对数字技术带动的数字文化、赛博文化的理解不可脱离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影响。

二、全景分类与利益型审美文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这一主导性结构之下，依托数字技术达成的大数据全景分类（Panoptic Sort）即算法驱动，使数字文化成为一种更加精致的利益型或数字化定制文化。

数字文化既可以是数字化文化产品的内容生产与消费过程，也可以是数字技术本身蕴含的情感结构与价值取向。数字资本主义依托的外在形式之一是数字文化，两者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并且促发了新的文化气质。但这种文化基于数据和算法推送，以圈层为文化空间，以趣味为黏合剂，在平台算法、公司营销推手、个人主动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等三方联动之下，混合了流量经济与审美经济的因子，助推了自恋文化、青年亚文化、个人主义及数字资本主义等的运行。数据的全景分类也改写了数字化时代下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景观。

奥斯卡·甘地（Gandy, Oscar H.）在他出版于1993年的《全景分类：个人信息的政治经济学》（The Panoptic Sort：A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一书中描绘了“全景分类”的现象。他认为“全景分类”是“政府，特别是公司的一套惯例，通过人们与商业系统的交易来收集他们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被交换、整理、销售、比较，并进行大量的统计分析。”甘地说：“全景分类是我分配给复杂技术的名称，包括收集、处理以及分享个人和团体的信息，这些信息由个人和团体作为公民、雇员、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产生，用来协调和控制他们对商品和服务的访问，以定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全景分类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纪律监督系统，但仍在继续扩大其覆盖范围。”由数字技术支撑的全景分类可以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领域，其中，个人对商品与服务的接触与访问制造着大量的数据流，这些数据被收集、归类、分析，并据此向个人推送同类的商品和服务。

奥斯卡·甘地认为全景分类的目的是使信息持有者能对被收集信息者的行为做出预测，最终目标是对公司接触到的所有人按信息类型分类，如这个人支付账单的可能性有多大？她或他对何种商品更为关注？这个人在她职业生涯的某个时候怀孕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个家庭有资格获得优惠吗？总之，全景分类的基本要素是交易。出于这种目的，当某些交换被用于商品或服务时，人们便只存在于离散的交互中，即以商品为中介的社会交往。甘地指出，全景分类的运作原理本质上也是如此：作为消费者，我们随时随地都会被监管人员以一些秘而不宣的目的要求开放审查。我们是原子化的单元——被当作无法采取集体行动的个体消费者对待。与此同时，我们也被阻止去了解那些观察我们的公司。全景分类最容易理解的一个结果是精准营销的日益普遍与干扰。

全景分类的基本要素是交易。数字资本主义要想畅通无阻，其前提是汲取资源，而数据资源是数字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手段，“它意味着巨大的资本主义商机”。看似极具个性的生活方式与用户画像，是建立在数据统计与数据分类的基础上的，它依托数据分类而形出阶层、代际等不同区隔群体的新特征。

从阶层角度讲，数字化形式使某些人可见、闪耀，而使另一些人不可见甚至消失。即使可见，也因数字对象的价值大小而有了更为精致化和利益性的阶层区分。如面向精英的奢侈品文化，面向准中产的轻侈文化，面向普通市民的娱乐文化、消费主义文化，面向城乡交界地带的土味文化等……这种现象较数字化之前的传播与营销都更为精准，数据转化率与资本收益率也更佳。这个过程中，以大数据为基础搭建起来的数字化平台，因其精准交易的目标而成为阶层进一步区隔及文化进一步圈层化的平台。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他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一书中指出，在智能手机的时代，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应用平台攫取着更精准的利润及权力。诸如亚马逊、推特、Airbnb等既积聚了海量的数据，也滋生出平台的社区文化，这种社区文化往往显出阶层化与年龄化相结合的特征，即中产化与青年亚文化的结合，例如以创意与情怀著称的Airbnb，就以这一群体为目标用户群。

从受众到消费者再到目标用户，这些关于信息接收者的称谓也对应着大众传媒、门户网站、社交化媒体等的媒介演变。随着媒介的智能化、万物互联、人机交互等的进一步演化，目标用户的目标性也会从“散射”进化到“点射”。相对于之前的信息“散射”，“点射”式信息推送与信息生成，是由背后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本与数据资本的合力所决定的。

“点射”的精准自然是基于海量数据的收集以及成本收益率的计算，“点射”效果的好坏有赖于对个性化生活方式、身份认同等的价值浸染，它有着定制的特征，但这种定制对用户或消费者而言，是算法推送后的消极定制。这种看似个性化及强调用户情调、审美及主动性的“点射”，其实质意义则是使数字文化的交易性及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联更为隐蔽。同时，强调个性及个人主义的“点射”貌似与阶级、阶层等的“硬”概念并无关联，它似乎不专注于信息的广度，而是心怀理解之情的与目标用户进行心与心的沟通，似乎传达了“世间只有我懂你”的讯息——懂你，自然是来自目标用户在线痕迹的合成——浏览痕迹、留言评论、朋友圈足迹、交易购物、下载APP时不得不同意的各种权限授予等。但是，在资本方和平台看来，用户只是0与1的数据集合体，一些用户的数据因其相似性而被聚合，进而以“用户画像”的方式被描摹。“用户画像”是建立消费者与商品匹配度的关键所在，它不是数字技术推广后的产物，但数字技术却使用户画像的清晰度更高，也使能获取大数据的大公司在用户画像、消费者洞察方面更具优势。

这样一来，数字化的文化在两个方面与之前的大众媒介文化有所不同，一是文化市场从标准化转向定制化，更加认可用户或消费者的个人主义消费趣味或青年亚文化的兴盛；二是大公司因占有大数据而成为数字文化的主要推手，也在数字文化的消费性与全球性方面特征逐步明显。

大众传媒时期的文化特征是标准化的，而数字化的算法推送助推了文化市场的定制化。从数字技术的接触群体推导出的崇青文化，因为更加注重精准营销与垂直用户，而与青年亚文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时，青年亚文化中意识形态中的反主流文化特点逐渐让位于全球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西方化的文化认同之中，或者换种说法，越来越全球化的青年亚文化与资本的跨国属性互相促进。蒂娜·贝斯利（A. C.Besley）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两个特征影响了青年亚文化的成长与传播，一是被跨国公司而不是被单一国家影响和主导的消费社会，二是被信息技术、媒介和服务业赋予特征的全球化社会。跨国公司通过数据占有取得垄断地位，也通过培育和迎合相结合的方式为资本增殖创造更具黏性的数据型用户。一如全球民宿短租平台Airbnb对青年亚文化和用户画像的“洞察”：“对于个性化的东西非常在意。中国的年轻一代消费者本质上其实和国外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被互联网深刻影响的一代，喜欢冒险，乐于探索和发掘新奇的世界。他们也喜欢追求独特的、个性化的体验，不想做传统的‘游客’，而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

所谓“洞察”，不过是对用户大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分类甚至培植；所谓全景分类就是对能够促进交易的数据进行分类与资源利用。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全景分类得以确立，数字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得以深入。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资本与技术结合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的问题，因为在信息与资本成为生产性要素之后，不仅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的界限日益模糊，而且生产与流通、消费的界限也日渐消弥。

在全景分类的技术支持下，有利可图成为数据的收集、分类、挖掘与再利用的主要动能，其生产率与数据的再利用造就了数字文化的基本面相，也使文化的封闭性与内循环不可避免。文化封闭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成本收效率框架之下，文化内容的生产与流通、消费以自我界定与自我指涉的方式运行，这使得数字文化对内而言自我封闭，对外而言割裂排斥，比如阶层、代际以及性别、地域等方面。广告与娱乐不分彼此，原生广告、置入式营销大行其道；明星带货、流量明星与社交营销使日常生活空间商品化、资本化；文化分化带来的社会分化淹没于数字流的不断创造之中。流量型短视频、日常生活的vlog均成为个人进入资本体系分一杯羮的手段，但这些数据流量与大企业的大数据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人脸识别、可穿戴式设备等既把一些人尤其是文化趣味与技术中产网罗在圈层化的社会空间中，也把无商业价值的低端人群排队在圈层化的社会空间之外。

算法推送推崇着更加精致的利益型文化和利益型审美，也催生着新的生活方式。由数据来测算、推送及中介的个体处于数字化的网格之中，这些由相似数据组成的网格或大或小；这些网格可以同时分属不同文化商品的推送区域，数据不显示个体的真情实感，只显示一组组由刷脸、指纹、浏览等生成的数据特征。在数字资本的框架中，个体的人是数据人，处于网络中的数据人经由浏览数据与购买推送选择商品，进而生成新的数据。已有数据促成了新的数据，网格中的数据人为数据的可预期性和可延展性提供了条件。“只有经过数字化的界面，存在物（个体）才能在既定的区域中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才能有序地依照机器母体的节奏依次前进，而他们的每一次运动，每一次行为，甚至生老病死的环节，都被还原为计数和计算问题，而数据计算本身架构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处于数据网格中的人，与商品的关系是数字化的；此外，人与人的关系也经由数据的中介而生成，如朋友圈的数字化关系，及人设化的明星与粉丝的关系。数字化时代，商品拜物教转化为数据拜物教。

数据平台提供了被社会看见以及社会交往、个人购物以及文化娱乐等活动，个体的独特性与主体性似乎只能经由数字化中介方能实现，这带来主体性与数字化算法运营之间的价值模糊——被数据结构化的生存境况，以及更便捷的交往方式和被看见的需求与机会等。2020年对标B站“五四”青年节发布的视频《后浪》，“快手”平台9周年的宣传片《看见》引发了又一波热议。正如视频所言：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包容、认同非一日之功，亦非一己之力。可技术的进步，给更多人提供了看见的可能。那些原来沉默的大多数，就可以不沉默；那些原来普通的人，就可以不普通；那些原本平凡的东西，就不再平凡！这，就是看见的力量！

数字化的看与看见，既是“快手”普通用户及其他数字用户的信息权利，也是数据化平台的内容生产、数据生产及品牌推广之道。但个体是否必需在数据平台被“看见”方能体现存在的意义？数字化的生活展示创生出大量的数据，而握有大量用户数据的快手平台也因此声名鹊起：

快手上许多影响很大的内容，都是用户“投票”的结果。算法不断把某个内容推送给喜欢它的人群，人群又不断生产这类的内容，从而形成了热点。但这并非刻意营造而形成的，快手的运营基本上是靠技术来驱动的。

“快手”的价值理念是“让每一个生活都能被看见”——“快手”的主创者既注意到注意力资源的价格分配问题，也注意到注意力鸿沟的现实存在，这种平民立场的注意力资源再分配，提出了一个价值与伦理判断的难题：平民要求被看见的权利，平台回应这一现象的资本收获。一方面，正如数字资本主义的批评者所言，“我们的生命只有附着在这个数据平台上才能获得意义，甚至才能被看见。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和一般数据下主体的命运，这不是主体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据，而是主体在更深层次上被异化，或许，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改写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在数字化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表现为数据的巨大积聚（accumulation of data）。有生命的物质性的一切都离我们远去，变成了一种数字化（digitalization）”。数字化的社会关系与数字文化的主体性审美再建，能否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力量中找到一些缝隙？换句话说，在智能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语境中，在技术与资本相互作用的底色之上，数字文化和数字审美有没有冲破数字资本主义基本底色的可能？进而形成一种资本、政治、社会权利与人机关系的多重关系？

三、“海妖服务器”？

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果之一是数字文化和数字审美的定制化特征及其价值指向。定制是依据用户或消费者的搜索习惯、兴趣偏向而来的，信息诱导与文化口味的讨好使数字文化既像魅惑的海妖塞壬，又像文化保姆般体贴周到。虚拟现实之父杰伦·拉尼尔将巨大的数据中心称为“海妖服务器”（Siren Server）。在希腊神话中，海妖赛壬用她魅惑迷人的歌喉，吸引水手们迷失方向，丧失意志，航船触礁。杰伦·拉尼尔认为技术海妖们以收集到的数据创造了一个个吸引且令人迷失的“动人歌声”，技术海妖们则是那些掌握了大数据的大公司，如2019年微软的Windows占全球PC操作系统87.5%的市场份额，谷歌的安卓和苹果的ios分别占据手机操作系统的70%和28%。由“海妖服务器”发出的魅惑性数字文化，伴有数字分化的现象，即拥有和控制数据者与没有和贡献数据者。

数字文化和数字审美的分化建基于控制论原理。控制论的要素是信息、反馈和运算，信息是机器与机器、人与机器、人与人建立联系的基本要素；反馈是信息得以循环往复的基本条件；运算是反馈基础上调整信息达到控制的基本手段。信息与运算均建立于反馈基础上，数字资本与算法推送为反馈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反馈重在建立一种预期，如同维纳提出控制论时一样，以便导弹系统在发射之后及时调整方向以击中目标。目标导向主导了信息、反馈与运算的过程，这是“海妖服务器”唱出魅惑歌声的基本前提，也是赛壬控制水手们的终极法宝，德勒兹在20世纪末便已预言：“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从数字文化和利益型审美的关系来理解数字文化，是抓住了理解数字文化的锁钥。

在文化与资本市场，数据运算决定社群及个体的可见与不可见。从人的方面讲，是否具有数字价值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介入文化与社会重组的评判标准，有数据价值的人容易可见，没有数据价值的人容易不可见，即底层及老年人在数据世界的普遍不可见，但与些同时，社会精英的数据隐匿则是可选择的。

在鲍德里亚看来，在内爆了的虚拟现实世界，社会控制与权力运行更加抽象，主体权力消融于内爆世界里；这个过程中，社会控制通过代码进行管理，它是一种控制论的新资本主义秩序。看似简单的代码，使控制论的资本主义秩序在文化领域更加隐蔽也更加有效——不论是数字文化产品还是数字技术的审美取向，控制论的信息、反馈与运算均参与了文化的生产、流通与消费。

在数据成为文化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强大动力的情况下，基于流量化产能的平台投资、内容策划等，既看重消费者的兴趣与文化偏好，又继续强化着这种兴趣与文化偏好，数字不再只是简单的统计数据，而是具有了生产性和交换价值的功能，娱乐性、有趣性掩盖了用户就是数据，用户就是产品的资本本性。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成为信息循环中的无数节点，数据的个人化和普遍化共同促使日益扩大的信息循环成为资本矢量扩张和强化的来源。经由数字中介的社会交往促使社群经济兴盛，以Facebook、Twitter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和以“新闻的搬运工”著称的今日头条，及以百度为代表的搜索引擎，其大部分营收仍来自广告，其真实的身份仍是“广告媒体”。网红直播、流量明星等也在平台的数据红利中“乘风破浪”，实现着流量变现和利润转化。

海妖赛壬的歌喉的确魅惑诱人，它适时地根据周边的反映调整着自己的魅惑策略。在玩乐型的数字文化中，数字文化的双轨收益相辅相成，一是文化消费品的收益，二是数据的收益。前者以内容产品为诱饵或钩子，创造了在线的数据流量；后者再实时地根据前者的数据而调整运营规划与运营内容，资本主义的反馈经济应用而生。智能传播使控制论的信息、反馈与运算一气呵成，而呈现在外的则是各式数字文化的喧嚣与热闹。因而，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者把创造数据流的人也归到数字工人的行列中，即享乐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日常生活与劳动时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于是，在生产数字产品的产业工人、“码农”和媒介工作者等数字工人的行列之外，用户生成内容的过程也使“产消者”（prosumer）和“玩工”(playbour)的概念进入到数字工人的行列之中。以玩工为例，朱利安•库克利希(Julian Kücklich)认为“玩工”是在闲暇的时间通过玩耍创造价值的人。玩工们除了花在游戏中的时间，还自己开发各种游戏工具。他们既消费了游戏，也创造了游戏和游戏数据，并成为游戏营销的一环，他们因此为大公司的研发与营销节约了成本，从而成为无偿的劳动者。非工厂化的和非物质的劳动成为数字世界的普遍现象，但却包裹上玩乐的形式。哈特和奈格里也指出，非物质生产劳动主要是生产知识、信息、关系以及情感反应的劳动，它包括“信息化大生产”“创造性和日常象征性的劳动” 以及“生产和控制情感的劳动”等。数字依赖使得数字资本主义的理念更加深入地介入到情感与观念的层面了。

在数字文化的双轨收益之外，数字文化还以更为抽象的方式传递了科技主导的意识形态观念。哈贝马斯为纪念马尔库塞诞辰70周年而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就认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在资本化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过程中，生产与消费、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消融；空间被打通，时间被穿越；以及真实与虚拟、人与机器的界限模糊等。时间感知方面，资本化的数字文化还体现为人们的日常感受与情感结构的持续加速。按照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的观点，先进的数字技术不仅没有减少人类的工作时间，而且还是让整个社会成为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人们丧失了时间的主权（temporal sovereignty），但这并不能归罪于数字技术，而是其所处的严酷的社会与经济环境。所有时间与所有空间的即时连接才能增强数据产能，与之相对的是，“996”工作时长的话题，以及慢生活的呼吁与佛系文化、丧文化、社畜文化等的应激反应。社会心理的问题是数字资本主义可以轻慢、而网众却无法通过虚拟世界完全治愈的问题。

海妖赛壬原本非常丑陋，以致人们不敢接近，在进化出美丽的相貌之后，她美丽魅惑的歌声更易吸引猎物近前。如果把数字资本主义比作海妖赛壬的话，如同原本丑陋的海妖赛壬一样，冷战时期计算机技术的军事功能的确是技术的丑陋之处；在魅惑性这一点上，资本化的数字内容、数字平台、数字连接进化出令人欲罢不能无法抵制的魅力。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里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影像与美好，网众甚至可以在这里脱胎换骨，扮演任何想要扮演的角色比如国王、教主；这里可以摒弃现世烦恼，在匿名的游戏世界、情感世界里畅游。在这美丽新世界里，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无摩擦的”和“透明”的特征，正如齐泽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关于彻底透明、虚幻的交换媒介的幻想，在其中，物质惯性的最后痕迹都消失了。”

然而，海妖赛壬的歌声也会消散于空空的海面——信息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在资本化的数字世界里，活生生的个体毕竟不是完全可以由数字的0和1代替的。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基本底色之上，信息的可离散性、个体与群体爱好的多样性、情感的复杂性以及权利与尊严等，都会使数字资本有一定程度的算法失灵，“只要是平台，就有被挪用甚至被劫持的偶然性，而难以完全由资方掌控”。数字技术与社会变革的意愿并没有因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攻城掠地而中断，比如计算机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史，不仅与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军事防御有关，更与当时在欧美国家兴起的激进主义“反主流文化”有关。

在计算机技术的初创期，就存在反主流文化的理想主义色彩，摆脱官僚体系的公社化运动——协作、平等、崇尚技术，对传统政治的不信任——控制论和系统论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数字乌托邦的向往中包含了人类对平等的永久追求，重新发现人类潜能、去中心化等成为反主流文化以及技术乌托邦的主调，因而“硅谷最大的奥秘是将‘反主流文化’的，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的思维（这种思维一直都反对政府和大公司拥有的技术）与目前最新的技术结合起来。其结果是，硅谷的创业者往往将最新的技术用于完全让人意想不到的新用途，并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数字资本主义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但如果说大公司的技术创新都基于或者走向了数字资本主义也是有些武断的。大公司的数字创新依然包裹着普通人要求被看见、要求文化的民主化，以及一些技术精英以数字技术突破人类寿命、人类生存空间等的理想主义追求，这也是数字文化去中心化、去结构化的一个面相。

迄今为止，与数字资本主义相伴相随的开源文化、数字共享、数字共产主义等倡议也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调涂抹了更多样的色彩。更有学者认为，如今的区块链技术作为一个链式数据结构，自身带有的分布式数据、点对点传输、加密算法的特性，使得物联网的生产关系更具社会主义的表征。

那么，共产主义的、人文主义的数字文化又如何抵御海妖赛壬持续不断的魅惑歌声呢？在反主流文化与技术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畅想中，确认数字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权力，去除过于理想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是树立人文主义数字文化的第一步；利用数字技术做到公共信息交往、文化共享、数字共享等是可操作的、理想的数字文化样态。

总之，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技术与文化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起关于“第三次浪潮”的乐观向往，在现下仍有一定的市场，须从社会结构与资本的层面理解数字资本主义与文化的关系，也须在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层面对数字文化寄予希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能否利用数字资本来消灭数字资本，能否在现在的数字资本主义、定制型“点射”文化之外生长出更加理想、民主、共享的数字文化，也是智能技术发展趋势下的理想。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和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专业性集刊，半年刊。每年6月、12月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和CNKI中国知网入选期刊。现任主编王杰教授、副主编徐枫编审。编辑部主任周锋、编辑部副主任廖雨声、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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