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县衙巡检官下属还有什么官（清代山东的县衙和县令）

□刘永加

在清代山东有多少县衙呢?清代山东共设十府96县,全省就有96座县衙,县令们就是在县衙里施令行政的。

清代县级行政区划

“山东”这一名称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那时,关中的秦人称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为山东,他们也会把秦以外六国领土称为山东。到了唐朝,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被称作山东,唐代末年就有人以山东专指齐鲁之地了。金代设置了山东东、西二路,这时山东才真正成为政区名称。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正式设置了山东省。明代仍设置山东行中书省,驻地为益都,后又改称山东承宣布政司。

县级行政机构出现在秦统一六国后,当时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县作为行政区划开始在山东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到了清代,山东县级区划政权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

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清代山东全省辖有济南、东昌、泰安、武定、兖州、沂州、曹州、登州、莱州、青州10个府和临清、济宁、胶州3个直隶州,下设8个散州和96个县。具体如下:

济南府下辖,德州和历城、章邱、邹平、淄川、长山、新城、齐河、齐东、济阳、禹城、临邑、长清、陵县、德平、平原等县；东昌府下辖,临清州、高唐州和聊城、堂邑、博平、茌平、莘县、清平、冠县、馆陶、邱县、恩县、夏津、武城等县；泰安府下辖,东平州和泰安、肥城、新泰、莱芜、东阿、平阴等县；武定府下辖,滨州和惠民、青城、阳信、海丰、乐陵、商河、利津、沾化、蒲台等县；兖州府下辖,济宁州和滋阳、曲阜、宁阳、邹县、泗水、滕县、峄县、金乡、鱼台、嘉祥、汶上、阳谷、寿张等县；沂州府下辖,莒州和兰山、郯城、费县、蒙阴、沂水、日照等县；曹州府下辖,濮州和菏泽、单县、城武、钜野、郓城、曹县、定陶、范县、观城、朝城等县；登州府下辖,宁海州和蓬莱、黄县、福山、栖霞、招远、莱阳、文登、海阳、荣成等县；莱州府下辖,平度州、胶州和掖县、潍县、昌邑、高密、即墨等县；青州府下辖,益都、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昌乐、临朐、安邱、诸城、博山等县。

县级是古代政治体系中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其长官为知县,“凡一州县之政令、赋役、诉讼、文教、农事诸项,皆亲自办理,故有‘亲民之官’之称。”知县行政办案的地方就称为县衙,清代山东有96个县,自然就有96个“县衙大院”。

山东遗存知名县衙

县衙起始于秦代设立郡县制,称“县治”,到明代称“公署”,清代也称“衙署”。对县级行政机构设置县衙,古人有明确的定义。明代的武英在《重建(余杭县)琴堂记》中说:“国家开设县治,必首建厅堂,为听政之所。”这里所说的“厅堂”,指的是县衙中的“大堂”。大堂为“听政之所”或“行政临民之所”,是因为县令办案及执行政务大都在此进行,所以古时会以大堂来代称县衙。但是,县衙除大堂之外,还有后堂、花厅、签押房、幕厅、六房、三班、监狱以及大门、仪门、宅门等,这一系列建置,才构成了通常所说的县衙。

其中大堂是正厅,面阔三开间或五开间,是衙署内最为高大的建筑。这是县令升堂理事的所在,所以又称为“治堂”。大堂之左置有大鼓,县官升坐大堂则鸣鼓。大堂后边就是“宅门”,将衙署分为“外衙”和“内衙”两大区域。内衙不仅包括知县办公的“二堂”,还有知县的住宅“三堂”。在清代,县衙门的建置格局较前朝虽有所变化,但基本一致,且全国各县衙门在格局与体制上大体都相同,山东也不例外。

如今山东遗存的清代县衙建筑已经屈指可数,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临淄县衙大门和大堂,滕县县衙现在也只剩个大堂了,曲阜县衙仅存二堂。全省唯一能够看到大堂、二堂和三堂的老县衙当数即墨县衙了。即墨古县衙,位于青岛市即墨区中山街东端路北立法街29号。据记载,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即墨迁城立衙,元代至正年间进行过重建,明清两代先后进行了十余次修葺和扩建,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县衙建筑群。

郑板桥画像，清乾隆七年郑板桥曾任潍县知县

在清代山东县令中,还有一位最为特殊的县令,他在任仅仅七个月,却留下了突出的政绩,这就是乾隆年间,河南偃师人、博山县知县武亿。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武亿被授山东博山县知县。博山县山多土瘠,产煤、石矾等矿藏,民多不务农,而以采矿为业。百姓用石炭、石矾烧做玻璃器皿,而官员多索取,前任知县均以此馈赠上官,“浸以成俗”,百姓“供亿繁多”。再者,博山县原先不设驿站,于是出现了“按户纳钱,买马以充邮递,刍秣之费,民则供之”的情况。当地本来资源丰富,却因为繁多的苛派,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地方官为了中饱私囊,视而不见。武亿深知民之疾苦,上任不久便“手书其患,苦请除之”,终于将这些苛派“皆裁去”。

武亿敢于为民做主,不屈服于权贵。博山县有绿营兵驻扎,营弁多有不法。士卒张保曾为营弁抢民女为妾,武亿闻讯后,立即派人将张保曾缉拿归案。营弁请上官出来说情,武亿坚决将张保曾绳之以法,“自是怫上官”。武亿奉公守法、刚正廉明,但是因为屡次得罪上官,任官仅七个月,便被劾罢。“县闻武君去官,携老弱入省几千余人,乞‘留我好官’”,却无济于事。曾任山东布政使的孙星衍,是武亿的好友,他对武亿的遭遇曾有感慨:“武君真循吏也,在官七月而得民心。如是,令久于其任,治行当不止此。为县令者人人如亿,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暴吏负帑愈多,去之愈有所牵掣。强项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诟嫉。不遇非常察举之诏,何以厉廉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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