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对同舍生不羡慕的原因（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宋之问，（公元656—712）字延清，汾州（今山西省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省灵宝）人。唐上元进士，官至考功员外郎。曾先后谄事张易之和太平公主，因此被贬岭南，后逃归。唐睿宗时，贬钦州，赐死。

宋之问被视为奠定唐代新体诗歌格律的重要人物，他和沈佺期合称为“沈宋”，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很高的一个历史定位。但是，他们在人品德操上面并不算是正面的，他们在政治的变化趋势当中趋炎附势，妄想依附权贵来保障自己的荣华富贵。政治场是来来去去权利无常的，于是有些人得到政权的时候就很讨厌他们，找到机会就把他们贬谪到南方，宋之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作为一个诗人，宋之问无疑是一个好的诗人，虽然从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讲，他的人品确实是有问题的，不过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明确的区分，因为人品跟诗的表现并不是一定要划上等号，一个人品不好的人不一定等于他所有的诗就一定虚伪，这事实上是必须分开来看的两个问题。尤其当一个诗人，他总有遇到以切身经验由衷地流露出某些人生感受的时刻，《渡汉江》这首诗描写正是这样的时刻，再加上宋之问在格律上面的努力，所以他所作出来的诗就是拥有传世价值的好诗。这首《渡汉江》可以说就是一首血泪之作，确实是他当时那一瞬间非常真诚纯净的情感的流露。

《渡汉江》—唐·宋之问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岭”指的是五岭，它是位于江西和广东两省交界的一道绵延的山脉。“岭外”就是岭南，这个地方是唐代官员被贬谪到南方时的必经之路，以及他们贬谪的所在地，也可以说是一个判断诗人荣耀还是不幸的一个常常见到的关卡。在有关唐代贬谪的路线考察上，我们会发现通过五岭再往南走就是广东，而这对于唐代人来讲，就是一个荒凉战栗之地，也可以说是气候、瘴气足以致命的所在。宋之问正是来到这样的地方，所以才会说“音书断”，和家人亲友完全断绝音讯，彼此存亡未知，而且心中还有无限的茫然和恐惧，更何况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冬复历春”，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经过一个冬天，现在又来到春天，捱过漫长的时间，他的心情已经无比激荡。失去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历历在目，鲜明可触。在这深切的悬念中就足以产生下面的这两句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长期客居异地，马上就要回到家乡，见到久违的亲人。按照常情，这两句似乎应该写成“近乡情更切，急欲问来人”，诗人所写的却完全出乎常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仔细寻味，结合诗人从贬所逃归的背景，似乎只有这样写，才符合“情怯”的情景。就是这个“情怯”以至他不敢问出口，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整首诗就结束了。“怯”就是恐惧，这份恐惧就是导致不敢问的心里来源。因为诗人贬谪岭南，又长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讯，一方面固然日夜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时刻担心家人的命运，怕他们由于自己的牵连或其他原因遭遇不幸。“音书断”的时间越长，这种思念和担心也就越发强烈，形成既急切盼望音书，又怕音书到来的矛盾心里。因此，“情更切”变成了“情更怯”，“急欲问”变成了“不敢问”。透过“情更怯”与“不敢问”，读者可以强烈感受到诗人此刻强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这种抒写，是真切、富于情致和耐人寻味的。

人们发现宋之问这首《渡汉江》和王维的《杂诗》有很多相同之处，然而在同样的思乡情绪下不敢问来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因为宋之问作为一个戴罪之身，第一个当然是感到羞愧，第二个也就是觉得恐惧，所以他明明见到故乡来的人，但是连上去跟他相认都不敢，就更不要谈上去问一些有关家乡的消息了。所以他这一个“近乡情怯”是另外一种情境，跟王维的《杂诗》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其中的那个不敢问的感受却是可以相通的，或者是说藉由宋之问所说的“情更怯”以及“不敢问”那份怯懦所隐含的恐惧，是恰恰可以说明为什么王维问的是“寒梅著花未？”。而且，微妙的是两者都是定格在咋见故乡来人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心情最激动的那一瞬间，而这也就是这两首诗最相同的地方了，彼此参照就可以看出那一种思乡情切的，微妙的，某一刻的，独特的情景。王维的《杂诗》和这首诗类比，这正说明性质不相同的感情，有时可以用类似方式来表现，而它们所概括的客观生活内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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