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传何香久免费阅读（何香久色）

《金瓶梅》诲淫的恶名，从它一问世起便背上了。在它还在以抄本形式流传的阶段，便被视为坏人心术的淫书。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它的每一个研究者无法避讳的客观存在。这部天下第一奇书究竟有多少处性描写？有人作过统计，全书共出现一百零五处，其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轻描淡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出版的洁本《金瓶梅》，共删去直露的性描写文字一万九千一百六十一字。

由于《金瓶梅》以云霞满纸的风月笔墨，淋漓尽致地渲写淫亵与露骨的人欲，以及恣肆铺陈的自然主义描写，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它的价值的确有很大的损害。

然而，对任何一部作品的评价，都不能忽视这部作品产生的时代基因。

鲁迅与沈雁冰两位大师，都曾对《金瓶梅》有过公正的评判。鲁迅先生说：由于成化至嘉靖社会颓风「并及文林」，所以才产生了像《金瓶梅》这样「每叙床笫之事」的小说[1]，沈雁冰先生说《金瓶梅》等书主意在描写世情、刻划颓俗（Bel-Ami）相类，其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尚的影响，不足为怪，且不可专重此点以评《金瓶梅》。

《金瓶梅词话》

晚明颓俗的形成，更直接的影响是来自思想界。

《金瓶梅》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大转折的时代，封建社会已成全面崩溃之末世，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被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作为明代官学的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一百五十余年，政治的参与使之日趋僵化，以致思想活力完全丧失。而王阳明的「心学」则在这样的氛氤中应运而生。

嘉靖以降，心学势力几乎遍及全国，尤以江淮以南为最盛。

礼法堤防的崩溃，带来了整个社会风气的畸变，即由禁欲主义的极端滑向了纵欲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那个人欲横流无处不在溃烂的时代，尤以淫风为炽盛。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代皇帝的滥淫便代不乏人，实属空前而不绝后。

只要我们翻阅一下时人的笔记，便可见其大端。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亦因献房中行乐秘方而骤贵，竟成为时尚。

如《野获编》记：嘉靖间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盛，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

此二位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以其它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2]

明代皇帝中，以武宗为最荒淫。他十五岁登极做皇帝，不干什么正经事，经常穿商人衣服，头戴「瓜啦」帽，到廊下家等中官卖酒的铺子里去游逛，于筝琴琵琶嘈嘈然的酒肆上，「坐当垆妇于其中，杂出牵衣，蠭簇而入，濩茶之倾，周历诸家……且实宫人于勾栏，扮演侑酒，醉即宿其处，如是累月。」[3]

当了皇帝的第二年，武宗就兴建「豹房」，日召乐工入「新宅」承应。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是色目人，善阴道秘术，遂召入「豹房」，与语大悦。

于永说回回女皙润瑳粲，大胜中土，时都督吕佐亦色目人，于永矫旨索吕佐家善西域歌舞的女眷十二人，歌舞达昼夜。

然犹不足，凡诸侯伯家有回回籍的妇女，悉数召入，假言教舞，而择其面目姣好者留之，不令出。后来又要于永的女儿，于永饰邻居白回回之女冒名顶替，深得武宗喜欢。然而这家伙怕有朝一日事发，便推疾风痹辞职。

武宗好游幸，凡车驾所至，近侍必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出巡宣府，每昏夜出游，遇高层大屋，便撞入人家，或索饮，或搜其妇女，居民苦之，以至市肆肃然，白昼闭户。

驻跸大同，掠妇女数十车于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问。武宗到扬州巡幸，让太监吴经去打前站，选民居豪华者改为提督府，以便驻跸。

吴经大索其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儿女的人家，赶忙去拉寡男，拉着了就将女儿匆匆配给他。

一夜功夫，全城的少女差不多都在这荒谬的「拉郎配」闹剧中成了有夫之妇。有的乘着夜黑跳城墙出奔。知府蔡琮去求情，吴经大怒，说：「汝小官敢尔，汝头不愁去颈耶？」[4]

《明武宗外纪》

这个吴经，记清了寡妇和娼优家的门户，夜半遣数骑促开城门，传呼驾至，令通衢燃烛光如昼，吴经率官校径入所知之家，掠掳妇女。

有隐匿的，则破垣毁屋，搜得乃已。寡妇无一幸免，哭声震远近。后又把这些女人分寄尼寺，有愤恚绝食而死的，便随意弃置。武宗之荒淫，同隋炀帝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宗、穆宗衣钵相承，比武宗尤甚。方士陶宗文因献红铅而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

礼部尚书恭诚伯、都御史盛锡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借具「秋石方」致大位，可见这个社会荒唐到了什么地步。

由于淫佚无度，穆宗皇帝朱载垕死时才三十六岁。

到了神宗朱翊钧，又别出心裁，专蓄男宠。且后宫荒淫，分列「春夏秋冬」四季名目─春之滥淫自不必说，夏日，明月高悬之夜，与后宫戏，令人自轻罗制成之囊中，放出流萤无数，再令宫女以轻罗团扇争相扑捉，若流萤落在哪一个宫女簪上，则是夜帝幸之。

因此，宫女争以香水洒于簪上，以吸引流萤先顾。秋天，帝题唐朝王建宫词前二句于红叶上，令宫女题该宫词后二句于另一红叶，一起放入御沟，若遇两片红叶相迭，则令人取起观看，如成全首宫词，则书后二句之宫女，获帝是夜宠幸。

冬天，在洛殿大池注满香汤，选柔肌雪肤宫女同池洗浴，谓之「鸳鸯之会」。

上梁不正下梁歪。臣僚亦争相效仿，一代名相如张居正，亦概莫能外。《野获编》载：

正统十年，福建左布政诱娶福州中卫指挥单刚妻马氏为妾，按察使谢庄诱娶福建左卫指挥张敏女为妾，又在百户陆亮家挟娼饮酒，事发，下巡按御史问得实，遣戌大同。

是年辽东苑马少卿黄琰娶所部部定辽卫千户萧成翟广女为妾，往来饮酒淫乐，吏部都察院执诏命，降为行太仆寺主簿。同一淫纵，同在一年内而处分之异如此。且方面大吏即于所治宣淫亦未有之事也。[5]

当朝宰相可以连袂狎妓，守土官吏也可以随便宿娼，封建统治者的淫靡，使整个晚明社会风气江河日下。

万历时任福建省税监的太监高寀，听方士说「生取童男女脑髓和药饵之，则阳道复生，能御女种子」，这阉人淫兴勃发，「多买童稚，碎颅刳脑。贫困之家，每割爱以售。恶少年至以药迷人稚子，因而就寀，幸博德金者。税署池中，白骨齿齿。嗣买少数妇人，相逐为秘戏，以试方术。歌舞娈童，又不下数十人，备极荒淫。」[6]

高寀的暴行和淫行，为福建、广东人民所切齿痛恨，以至最终激起民变。

《东西洋考》

《梅圃余谈》亦记载：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还，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

窑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

屋外浮梁子弟，过往其处，就小洞窥，情不自禁，则叩门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一时而出。」

后人称妓馆叫「窑子」，是明代已有此风了。

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起比《金瓶梅》时代早了二百年的《十日谈》时代，那时的义大利，天主教会对社会统治的权力至高无上，教士们过着荒淫靡烂的生活，罗马教庭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违犯人道，耽溺男风，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不存了。

因此以至于妓女和娈童当道，有什么事要向廷上请求，反而要走他们的路。」[7]

在靡烂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一些文人学士和社会名流也堕落无已。

士人以嗜谈性为时尚，社会上狭邪小说盛行，春宫画、亵玩品及春药大发利市，青楼娼寮一片兴隆。

谢肇淛谓：「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8]

尤其是金陵、扬州、杭州等江南繁华城市，妓院行业更呈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盛局面，「妓家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9]。

张岱《陶庵梦忆》记二十四桥风月，谓：

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

显贵巨贾更自置家乐，养一班歌儿舞女，或沉醉青楼，在红粉阵里争风流。蓄声伎在明代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往往成为主人风流倜傥的标志。

如李贽所谓「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记载何良俊「晚蓄声伎，躬自度曲，分刌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竞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于今日也。」「每饭则出以侑酒，风流文采，照映一时。」

晚明大学士范景文（今沧州吴桥人）自置家乐，明末四大公子之一冒辟疆「家有园亭声伎之盛」，其如皋水绘园是文人名士雅集之地，同时亦因其声伎著称于世，如杨枝、秦箫、灵雏等，皆以、艺冠绝一时。

这种现象，一直沿续到清代。

王书奴的《中国娼妓史》记录了许多文人学士放浪奢侈之事：「杨用修谪滇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鬟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

《板桥杂记》

「嘉兴姚壮茗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先是吴兴、沈雨茗费千金定花案，江南艳称之。」[10]

「中山公子徐清君，魏国公介弟也。家资巨万，性豪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侧，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谷。每当夏日，把酒酣歌，纶巾鹤氅，其神仙中人也。」

杭州官员包涵所，声伎排场更惊艳世人：「西湖三船之楼，实包副使函所并为之。大小三号，头号置歌筵储歌童，次号载书画，再次侍美人。涵老声妓非侍妾比，仿石季伦、宋子京家法，都令见客……客至则歌童演剧，队舞鼓吹，无不绝伦。」[11]

被认为《金瓶梅》作者「备选人」之一的屠隆（字赤水，号一纳道人，万历五年进士，做过青浦令、礼部郎中等官，万历十二年十月被讦与西宁侯夫人淫纵而罢官，有戏曲作品传世）亦被时人传闻「狭邪游，戏入王侯之室，灭烛绝缨，簪遗珥堕，男女嬲而交错。」[12]

罢官后，仍「不问瓶粟罄而张声妓娱客，穷日夜。」[13]这位留下了三部传奇《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长剧的才子，最终亦死于花柳病。

他的好友，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戏曲大师汤显祖，得知他患恶疾，写了十首绝句以赠，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其一谓：

甘露醍醐镇自凉，抽筋擢髓亦何妨。

家间大有童男女，尽捧莲花当药王。

即使是得了花柳病，长了杨梅大疮，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有那么多「尽捧莲花当药王」的童男女簇拥，亦为人艳羡，殊为幸事。

世风如此，也必然反映到文学艺术作品中来。

在《金瓶梅》问世前前后后，便有《如意君传》《金主亮荒淫》《绣榻野史》《于湖记》《痴婆子传》《肉蒲团》《灯草和尚》《昭阳趣史》《两肉缘》等一大批秽书以及艳词艳曲不胫而走，风靡天下。

陈所闻的《北宫词记》《南宫词记》，就是以「丰腴绵密，流丽清圆」为入选标准。著名散曲家薛论道的《林石逸兴》中，亦不绝四季闲情的淫艳之作。

对于享乐的承认、甚至于赞美，作为对「功名」「荣华」的否定，几成为晚明社会思潮的主流。如《肉蒲团》开篇的〔满庭芳〕词：

黑发难留，朱颜易变，人生不比青松。名利消息，一派落花风。悔杀少年不乐，

风流院，放逐衰翁。王孙辈，听歌金缕，及早恋芳丛。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

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酣眠处，怕响晨钟。睁眼看，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

这样的时代，于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太陌生了。在这样的「时尚」影响下，即使是一些名著，也难免杂有那个时代的脓血。

当然，《金瓶梅》同《肉蒲团》《如意君传》《灯草和尚》那样专写性事的秽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金瓶梅》在裸露人欲的描写中表现出的强烈的时代色彩，完全是因为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

万历年间，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文艺思想范畴产生了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论，徐谓的「人性」论，公安派的「性灵」说。

由诸说构成的「人学」的新思潮，摇撼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体系。与此同时，出现了以「心」反「理」的哲学新思潮流派─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王艮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泰州人，他发展了王阳明「心者天地万物之主」的心学理论，创造了「身为天地万物之本」的「尊身论」：

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14]

王艮把「身」放在了最高位置，主张只有「安身」「保身」，才能事亲事君，保国保天下。

「身」即是七尺血肉之躯，所谓「尊身」，也就是必须满足肉身的物质和精神的一切需要。虽然其出发点在于君父家国，却在理论上进一步强调了人欲的合理性。

泰州学派的后学将王艮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夏廷美认为，天理与人欲之分，只在迷悟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

换一句话说，天理和人欲，并不相矛盾、相对立，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李贽则改良了王阳明「致良知」的观点，按照王阳明的解释，良知即仁义理智信，李贽则认为良知即「童心」。

什么是「童心」，李贽认为「童心」是人的本心，它最纯粹、最自然，也最自由。如果仁义理智信出自「童心」，那无疑是人的良知，而人的自私自利的物欲，如果出自于「童心」，同样也是人的良知。对「童心」是不可隐讳的。

《王心斋全集》

夫即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

由是而以假言与人假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辨也。[15]

李贽还提出了「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主张：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尔，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16]

这里，实际上是把「人欲」提高到「天理」的地位。

晚明士大夫特别地强调人的情欲，这首先是时代风气的影响，另外也说明了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化。

他们首先肯定男女之欲原本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的需求。汪廷纳说：

「自太极分则有阴阳，有阴阳则有交媾，恢恢宇宙，安能人绳以礼法，家束之廉隅，而私合之事何者无之。」[17]

袁宏道也认为，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并不是什么可耻之事。他在诗文中多次坦率地自称：

「后来期，不敢问，我好色，我多病。」[18]

他对「好色亡国」论提出了批判：

「齐国有不嫁之姐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

向使库有湛卢之藏，朝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19]

就作品而言，晚明的戏剧大师汤显祖，则认为自己的得意之作《牡丹亭》的主题在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强调情欲是人生命的原动力。

晚明通俗小说大家冯梦龙，搜集整理了历史上很多性爱故事，编撰了一部《情史》，并在书前作一「情偈」：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

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有情与无情，相去不可量。

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

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20]

《李氏焚书》

然而，晚明思想解放的社会风潮冲击了封建伦理纲常，却没有建立新的道德规范，这也是许多表现出畸形人性的作品出现之主动因。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序言中说：

「近日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

晚明时期的某些作品，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暴露的是禁欲主义的虚伪，但同时也展现了人伦的丧落。

这里不妨把《肉蒲团》《如意君传》同《金瓶梅》作一个比较：

《肉蒲团》四卷二十回，除了开头两回及最后一回，附加了一些因果报应，全部篇幅津津乐道于赤裸裸的性生活场面甚至性行为技巧的解说，通篇描述了主人公未央生与艳芳、香云、瑞珠、瑞玉、晨姑等人的滥淫，连篇累牍，生活内容大致不出「春宫」格局。

加之间以割狗肾之类的旷世荒唐，「同盟义议」「平分一夜欢」之类无耻下流的描述，使《肉蒲团》成为一部真正的淫书。

该书作者也挂出了「戒淫」的招牌，声明其作是书原本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

《肉蒲团》最后写未央生坐够了蒲团，不是因为他内心对肉欲的厌倦，也不是从心灵上悟到了精神上的男女之爱，而是因为他跳不出家庭观念的笼子，因此才遁入佛门。禅悟的外衣掩不住淫邪的内核，实际上他展示的不过是一个赤裸裸的春宫界。

《如意君传》又名《阃娱情传》，大约比《金瓶梅》早刊行于世一百多年，故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把其列入「前代骚人」之列。

这篇只有九千字的小说，主要叙事的是武则天晚年的淫乱生活，小说叙述武则天十四岁被文皇纳之后宫，拜为才人，「久之，文皇不豫」。

高宗以太子名分入奉汤药，媚娘（武则天幼名）在侧，高宗见而心爱，「欲私之，未得便」，后来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占有了她。

之后文皇出媚娘于威业寺为尼，高宗即位后，纳入宫中，拜为左昭仪。

高宗晚年，武氏擅权，高宗死后，武后废太子，改唐为周，任用酷吏，与僧怀义、张宗昌、张易之等相淫。

在她七十高龄之时，又得一伟岸雄健的青年男子薛敖曹，召进宫内，通宿达旦放肆宣淫，并称敖曹为「如意君」。《如意君传》即因此而得名。

就性描写而言，《肉蒲团》约占全部篇幅的五分之四。《如意君传》占三分之二，《金瓶梅》占约百分之一、二。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虽然有不小的负面效应，但作者从大胆肯定人欲出发，进一步肯定人的生存价值，标志着人本意义上的觉醒，也带有比较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

《金瓶梅》冷静地透视社会生活的丑陋、龌龊与肮脏，把历史和人生的种种罪恶一一悬挂出来，暴晒在阳光之下，使之暴露其本质。

《金瓶梅》的性描写，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男女问题本身。「正因为罪恶的对照，美德才越加明显。所以，谁要是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么，他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下暴露出来，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显示在人类跟前。」[21]

《金瓶梅》是从别样的角度和审美理想上来审丑，否定丑，实际上否定的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

《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和他的妻妾们，如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皆毁灭于他们对「性」的放纵，一连串个人毁灭的总和，即是整个社会的毁灭。

《何香久<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注 释：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2 卷二十一〈进药〉条。

3《明武宗外纪》。

4《明武宗外纪》。

5 卷二十二，〈方面官纵淫〉。

6 张燮：《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

7《十日谈》第一天，故事第二。

8 谢肇淛：《五杂俎》卷八。

99《板桥杂记》卷上，「香艳丛书」。

10《板桥杂记》卷上。

11张岱：《陶庵梦忆》。

12邹迪先：〈栖真馆集序〉。

13张应文：〈鸿芭居士传〉。

14王艮：〈答问补遗〉，《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15李贽：《李氏焚书》卷三〈童心说〉。

16李贽：《李氏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17汪廷纳：〈投桃记序〉。

18袁宏道：〈别石簧诗〉。

19袁宏道：〈灵岩〉。

20 冯梦龙：《情史》卷首。

21 席勒：《强盗》第一版序言。

文章作者单位：四库全书编委会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原文收录于《何香久<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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