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其实很强大（关于大宋朝我自己的看法）

本来想写一写两宋畸形的官民待遇与频繁的农民起义来反对某些“宋朝幸福指数最高”的谬论，没想到被大神细论了那我就从另一个方面来论述宋庭对百姓的态度来管中窥豹吧，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宋朝其实很强大?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宋朝其实很强大

本来想写一写两宋畸形的官民待遇与频繁的农民起义来反对某些“宋朝幸福指数最高”的谬论，没想到被大神细论了。那我就从另一个方面来论述宋庭对百姓的态度来管中窥豹吧。

窃以为宋朝最大的槽点在于它开了一个坏头：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完全罔顾百姓以及子孙后代干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里不谈论宋朝对外政策，而讨论宋朝对中国地理环境的破坏）

1048年，宋朝为了所谓“黄河天险”开始了前前后后近50年的三易回河工程。直接导致了汉王景治河以来安稳的黄河频繁改道祸害千年，华北再也不能自己承担北方粮食供给。

1012年宋李垂在其著作《导河形胜书》中提及：黄河的河道会一直北移，最后黄河下游的河道从河南、山东境内，改到河北的燕云十六州境内，取渤海入海。而该地属于辽国的领地。该书的作者认为辽国可能会利用黄河改道派遣水师顺黄河逆流而上进攻汴京。

（事实上，按照古代船只动力水平在人口、经济均为劣势的情况下要组织如此大规模逆流而上的进攻几乎是天方夜谭）

1048年，黄河下游小规模改道向北数里（商胡决口）。宋朝君臣受到极大刺激，于是决定开始探讨黄河改道。

时任宰相文彦博提出：将改道后的黄河河道堵塞，然后要用名叫六塔河的小河去给分担黄河的水容量，让在商胡决口产生的冲向海河的黄河河道恢复到正常状态。

欧阳修以及时任河北转运使周沆在调查后一致认为该方案不可行，并且向朝廷发出严重警告

横陇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又数岁，故道已平而难凿，安流已久而难回。

就使如仲昌言全河东注，必横溃泛滥，齐、博、德、棣、滨五州之民皆为鱼鳖食矣。

以小河承受黄河水量无疑会导致小河溃堤，甚至会导致溃堤附近变成一片汪洋。而当地是河北重要的粮仓，危害性不言而喻。

滨、棣、德、博与齐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号富饶，河北一路财用所仰。

然而这有什么用呢？在宋庭的眼中区区百姓、子孙后代怎么会比自己内心虚无缥缈的“黄河天险”重要呢？于是工程便这么拍马定下来了，并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1056年，在工程竣工后当夜六塔河溃堤。一时间溃堤处一片汪洋，近乎变成人间地狱。而且数次泛滥造成大规模黄泛区。也就有了随后的：所谓北流闭已数年，水或横决散漫，常虞壅遏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水死者数千万人。

或许是宋庭认为第一次失败是经验不足。仁宗死后，神宗在王荆公的怂恿下继续进行回河工程

"二股河上约并在滩上，不碍河行。但所进方锯牙已深，致北流河门稍狭，乞减折二十步，令近后，仍作蛾眉埽裹护。其沧、德界有古遥堤，当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导河水东去，生堤本欲捍御河水西来，相为表里，未可偏废。

这回呢，宋庭把眼光放在了二股河上，决定堵塞北流（商胡埽决口后黄河河道），开二股河以导东流。

二股河：嘉祐五年黄河北流又在魏县(今河北魏县东北)境内第六埽(约在今河南南乐县西)决口，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至大名府及恩、德、博诸州境内称四界首河，下循西汉时笃马河(今山东马颊河)入海，曰二股河。

北宋名臣韩琦首先出来反对，认为胡乱改动河道必然导致旧有河道溃堤

况自德至沧，皆二股下流，既无堤防，必侵民田。设若河门束狭，不能容纳涨水，上、下约随流而脱，则二股与北流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创生堤，其东则大河西来，其西则西山诸水东注，腹背受水，两难捍御。

然而这次工程的指导思想并不是治理黄河保护百姓而是若决河而北，为害虽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荡易水，迳乾宁军，入独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动边鄙！说白了要修河道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性，也明白通北边水道对百姓、土地的伤害小。但是出于对辽的恐惧，百姓什么的还是算了吧。

十二月，令河北转运司开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五年二月甲寅，兴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

并且设立疏浚黄河司加大对黄河河道破坏

二股河修成后次年，河北就迎来了北宋第二大洪灾——曹村大决堤

是岁七月，河复溢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已丑，遂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淮，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遣使修闭。

（苏轼）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

黄河本来好端端的，结果被人为因素干预夺淮入海、毁坏良田三十万倾（一顷约为66666平方米）还直接毁坏了黄河的下游水系，黄河泛滥越来越严重。洪水的浪都快高过徐州这种大城市的城墙，还差点把苏轼冲走。

这次人为改道还给宋朝留下了一个地狱级难度的任务：必须治理黄泛区。由于水系被破坏，黄河严重泛滥在北方制造一个庞大的黄泛区，泛黄区行流散漫，河内殊无紧流，旋生滩碛。

正常人应该都明白绝对不能再改动河道，但是赵家的思维方式可能不太一样，而且一代比一代恐怖。神宗的续任人哲宗这次干了一件比他老爹、他爷爷都想都不敢想的事：直接让黄河回流故道。当时黄河故道的河床非常高了，已经是地上河了，宋朝君臣竟然又把这条地上河引到地下来？？！

于是在元符二年爆发了比上次更大的洪灾，我以不忍心贴出这场灾难的后果。就用直接负责人哲宗的回忆概括吧

元符二年之水，三门开元所建圣德颂并大历年重修禹庙皆在山顶，悉遭漂没。盖自开元、大历以来，水未有如此之大，非堤之过也。

从哲宗的描述来看这次洪水可谓是排山倒海，连高山上的禹庙都被淹没冲毁了。

经过这爷孙三人反复折腾，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经变得破败不堪。山东、河北、苏北许多地方几乎变成荒地。

破坏不仅限于经济、民生方面。河北诸多军事重镇也被破坏殆尽，曾经有数万兵额的河北重镇定州，现在尽数不及六七千人。

永静以北居民所存三四，自沧州以北所存一二，其他郡大率类此。千里萧条间无人烟!去年虽丰无人耕种,所收苖稼十不一二，河北朝廷根本,密迩强敌.居民流散仓廪空虚,城郭不修甲兵不利,万一有警何以为计

这为数十年后金兵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埋下了祸根

当然，宋庭这一工程不仅祸害了自己，而且荼毒千年，就金朝而言可谓是和黄河斗争了一辈子。就完颜雍在位二十九年为例

“大定八年六月，河决李固渡，水溃曹州城。“”十一年，河决王村，南京孟、卫州界多被其害。“”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决白沟。“”二十年，河决卫州及廷津京东埽，弥漫至于归德府。“”二十六年八月，河决卫州堤，坏其城。至二十八年，水息。“”二十九年五月，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

可以说金朝的血近乎都是在治理黄河上流尽的。

金末，黄河再次溃堤。金庭组织八百七十万余工人抢修黄河，这对于人口不超过六千万人的金朝无疑是倾国之力。而此时成吉思汗已经在草原初露锋芒，并雄心勃勃地将目光看向日薄西山的金庭。

“于中道疏决，以解南北两岸之危。凡计工八百七十余万。

至于元朝，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黄河边为什么突然多了百万人，又莫名其妙挖出来一个独眼石人了吧。。。。。。

总之，这只是赵家优秀操作的冰山一角。损人利己可以理解，但是损人不利己还要一路走到黑那的确令人费解。

但后来想明白了，这片土地的命运与p民的生死和赵家与背后的士绅集团大约的确没有什么关系吧。

或许，宋朝真的是中国最好的封建王朝。

但是，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所谓的中国定然不属于每个屡遭横祸的黄河两岸人民；

定然不属于每个饱受苛捐杂税压迫的小商贾；

定然不属于每个惨死在地主家的佃户；

也定然不属于那些真正想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做些好事的仁人志士。

他们只能年复一年地看见自己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被官吏老爷们收走。而换来的却是黄河两岸的洪水滔天；换来的却是达官贵族们西湖畔的纸醉金迷；换来的却是酷吏豪绅们的强取豪夺；换来的竟是辽金夏元的金戈铁马！

当受压迫者们想反抗这非人的世界时，换来却是肉体上的酷刑与精神上的诋毁。即使他们最终失败，我也认为他们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熠熠生辉、永垂不朽。

千年后，这些受压迫者的少许后代们或是读了些所谓“名家”著作，或是托新社会的福没有体验过赤裸裸的吃人。起了自己去宋代也是上等人的噫想，觉得作为一个“文明人”得有为宋庭叫句冤、喊句屈的义务。

将一个阶级、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代描述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时代”说到底是可笑呢？还是可悲呢？或许我大宋也自有国情在此哩

宋朝针对人民的刑罚之严酷，是超过了汉、唐和明朝的。宋朝不杀士大夫，但是老百姓贩卖私盐超过二十斤就是死刑，贩卖茶叶超过二十斤也是死刑，造反的就是凌迟处死。宋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官方批准的大辟（斩首等死刑）人数就高达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甚至上百倍。

中华帝国的刑法制度有两次大的改革，一次是汉文帝时候废除了砍手砍脚等肉刑，第二次是隋文帝制定的《开皇律》又进一步废除了枭首、车裂（也就是民间所称的“五马分尸”）等酷刑，确立了“笞（鞭刑）、杖（杖刑）、徒（监禁）、流（流放）、死（斩刑和绞刑）”五种刑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刑罚体系。唐朝也基本继承了隋朝的刑法。但是到了号称“以宽仁而治”的宋朝，一方面对士大夫废除死刑和杖刑，一方面对老百姓全面恢复了肉刑和酷刑。

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期，大臣钱易就在奏章里面说：

“今日……背军逃走者……皆支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钩背烙筋。及诸杂受刑者，身见白骨而口眼之具犹动 ，四体分落而呻吟之声未息。”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杖死、腰斩、钉死、五马分尸、凌迟处死等纷纷恢复，其中自从商纣王以来已经消失上千年的“醢刑”——把人剁成肉酱的刑罚——竟然也被广泛使用。宋真宗的时候，冀州知州张密学捕获一“巨盗”，就下令把他钉在门板上钉三天，然后剁成肉酱；仁宗的时候，转运使杜杞采用假装接受对方投降的方式，将广西环州的起义军首领五十六人抓捕，然后食言而肥，下令在闹市区把这些投降的首领公开凌迟处死、开膛剖肚，再剁成肉酱，命令各地区的首领吃掉。

除了这些叫得上名字的酷刑以外，官吏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私自处理犯人的酷刑还有很多，诸如断手足、挑足筋、碎骨头、水溺坑杀、汤煮锯解等等。宋真宗时期，对于私自离开部队逃亡的士兵，普遍的做法就是先用烧红的铁烙，再用石头砸碎身上的骨头，最后斩首。

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在宋朝是普遍现象，不绝于史料。例子太多，无法详细列举。郭东旭教授所著《宋代酷刑论略》里面有细致的考证，各位可以找来细看。而执行这些酷刑的，都是把“仁义道德”挂在嘴上的儒家士大夫。宋朝的文官们从来不用担心自己会挨打挨杀，所以特别有勇气、有兴趣虐杀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统治的人。

后来，元朝和明朝也继承了宋朝的酷刑制度。明朝皇帝朱元璋还发明了剥皮实草这种酷刑。明宪宗朱见深也屡屡下令凌迟处死农民起义领袖，著名太监刘瑾和明末辽东将领袁崇焕都是被凌迟处死的。但明朝的酷刑跟宋朝有两大区别：

第一是有很多酷刑是用来对付官员的，像剥皮实草就是为贪官量身定做的，普通老百姓无缘消受，不像宋朝有士大夫免死的特权；

第二是酷刑的采用需要皇帝特批，不像宋朝一样文官集团势力失控，可以随意采用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残酷处死罪犯。明朝的普通死刑犯都要皇帝在名单上打勾才能被处决，这叫“勾决”。文官集团只能宣判而无权执行死刑，像宋朝那样私自虐杀犯人的行为是重罪。农民起义领袖、还有倭寇头目等罪行极为严重的人物，被抓住了之后都要先报皇帝批准才能处死。

明初宰相胡惟庸私自处死撞死他儿子的车夫，就被朱元璋要求杀人偿命。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在地方上打死人命，被明英宗朱祁镇下令处决——只不过为了给杨士奇面子，先只是关起来，等杨士奇死后再杀掉的。前内阁首辅杨荣的曾孙、福建卫指挥杨晔因为打死人命，被抓起来死于西厂大牢，宪宗朱见深下令将其抄家并全家充军。所以明朝的文官相对于宋朝，要老实很多，对虐杀犯人这种事情兴趣不大，因为玩过头了可能会把自己也搞进去。

宋朝的人权保护得并不好，更谈不上是什么法治社会，只不过是“官权”保护的好，是典型的“官治”社会。现在有很多人吹捧宋朝的人权法治，不过是站在文官们的立场上来作的评价。相反，宋朝的人权法治状况极差，而这种差的原因，就是文官们的人权法治搞得太好了。宋朝的文官们喜欢兼并土地，刑法就特别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也就是佃农伤害地主，一律罪加一等；地主伤害佃农，杖刑以下的罪免于处罚，徒刑以上的罪减一等执行。如果地主把佃农打死了，发配到比较近的州县服刑，而且不用在脸上刺字。这种“人权法治”，当然是特权阶层非常喜欢、非常怀念的。像明朝那样，正部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及其子弟打死个把老百姓都要偿命，怎么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呢？怎么能不把它描写得黑暗专制、没有人权呢？

实际上，明朝的人权保护——从古代社会的标准来看——是不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不注意保护“官权”。明朝官员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可以像其它古代王朝的官员一样，想办法先把人关进班房再秘密杀害，然后谎报“瘐死”——也就是因为天气疫病等原因死于监狱。但这是见不得光的行为，只能偷偷摸摸干，一旦被告发处理极重。像宋朝那样官员直接下令处死甚至虐杀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在明朝是被严厉禁止的，在现实中也是极为罕见的。

——官权好则民权差，官权差则民权好，在帝国制度下这是一对矛盾关系。宋朝和明朝就是这一对矛盾的两种极端。有人在评价明朝的时候这样说：“连高级官员都会被在朝堂之上公然脱下裤子打屁股，普通人的人权保护就更无从谈起了”。这样的逻辑是错误的，把矛盾关系搞成了因果关系。正确的逻辑是：“正是因为高级官员犯了错误都会被脱了裤子打屁股，所以明朝普通人的人权保护得还可以。”

中国文明的顶峰和衰落

一

中国历史到了宋代，因为科举制的普及，由半贵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这一演变，令皇权终于摆脱了地方世家大族势力的威胁，真正做到了独尊。

在宋代以前，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其势能严重影响皇权的运行。宋代却实现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科举制导致社会流动性剧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底层爬上去容易，而从顶层掉落到底层则更容易，因为权力及身而止，再加上中国的诸子均分制，富家大族的传递因此变得极为困难，「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因此「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世家大族的命运终结了，地方上不再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

因此，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赵匡胤才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修改，杯酒释兵权，让中国由尚武变成崇文，此外，还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把宰相大权分割成了几块，将地方权力一分为四，相互制衡。由此皇帝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君权达到空前稳定。

应该说，君权的稳定，不只是皇帝一个人的愿望，也是秦制下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愿望。因为从唐代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政权的不稳定造成的混乱，给社会各阶层都带来巨大的痛苦。赵匡胤的集权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全社会对五代纷乱政治的痛苦反思。北宋因此取得了中唐之后难得的政治稳定，160 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贵族与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权臣、外戚、宦官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彻底解决了地方分裂势力的问题。科举制普及之后，流官才彻底「流」了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世家大族的掣肘，文官主持下的州县也不会像以前武将控制的地方那样演变成威胁中央的力量。从宋代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彻底占了上风，宋、元、明、清四朝从未出现地方挑战中央成功的事例。

二

但是宋代的集权与后世不同的一点，也是宋代政治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君权强化的同时，文臣对君权的制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姚大力先生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保证了宋代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宋代政治继承了唐代「封驳制度」和「谏官制度」的成就，同时，科举取士的普及，让儒家「从道不从君」的传统得到复兴，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宣称，「（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皇帝虽然可以命令大臣，但是不能违背道理；大臣虽然要为皇帝服务，但是不能盲目曲从。

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也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的重要性。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在石碑上留下遗嘱，告诉后代皇帝不得杀掉给皇帝提供意见的人，以「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君臣间一条不成文的约定。文官犯了再大的错，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宋高宗时，监察御史方庭实居然敢这样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

宋真宗有一次派人拿着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他宠幸的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不合理，什么话也没说，当着太监的面，把皇帝的诏书放到蜡烛上一把火烧掉了，然后对太监说，你就跟皇上说，我不同意。

关于我个人的看法只从一个角度讲，北宋是一个“绅权膨胀，皇权、民权相对萎缩”的朝代。

传统的贵族门阀经过隋唐科举的侵蚀，五代战乱的消磨，已经式微，新的科举官僚地主阶级强势崛起。宋朝经济上“不抑兼并”、士大夫免税，政治上“与士大夫共天下”，这些都让官僚地主阶级肆意妄为，导致整个王朝的税基不断萎缩，再加上官僚机构的膨胀，让王朝财政入不敷出。为了填补亏空，宋朝搞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比如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各种商税，契税，矿税，到末期竟然发明了滥发纸币这种敛财方式，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人民负担，。

宋朝立国才80多年，就开始因为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倾家破产、流离失所，农民起义频繁，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这又进一步刺激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斗，导致了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席卷整个统治阶层的党争，这又让王朝进一步衰弱。最后，随着徽钦二宗滑稽荒唐无耻的表演，整个王朝在本应壮年之际暴毙。

有宋一代，江南的大规模开发、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农业手工业技术进步，这个本应宇内混同的朝代，因为内部无休止的贪婪、争斗，早早进入了暮年，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下苟延残喘，最终以一种极端荒唐、悲惨的方式结束。

宋朝是一个建立在五代军人黑道政治乱局上的国家。所谓的军人黑道政治指的是军队中的组织关系不是典型的军队上下级的关系，更不是传统的君臣大义，而是类似黑社会中老大和实力派山头之间的关系。王纲解纽，政治秩序瓦解。由于皇帝没有对下属的绝对权威，一旦皇帝试图改革动了军队中实力派的蛋糕，立刻就会被反噬。

赵匡胤开国也不例外，不管黄袍加身是不是自导自演，赵匡胤的皇位是靠各方势力抬轿子来的这不容质疑。所以他得罪不起自家军官团，得罪不起文官体系，得罪不起地方豪强，所以在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上只能处处掣肘，在制度设计上要以显爵厚禄贿赂武人，以政权共治媾和文官，以不立田制巴结地方豪强。这就注定了赵宋政权的失败。

其一，赵宋的勋贵集团恶臭。很多人说赵宋重文轻武，事实上以赵宋开国武将组成的勋贵集团世代显贵，与国同终，赵宋皇室与这些武人世代通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当然，这支勋贵集团已经彻底丧失了军事职能，反而把持禁军中的高位，成为底层武人上升和高层军事改革的巨大阻碍。狄青的悲剧并不在于他是武人，而是因为他出身低微。

第二，赵宋的财政包袱巨大。赵宋冗官冗兵是常识了，但相对其他王朝冗官冗兵多在王朝后期显现，赵宋的这一问题到宋仁宗世代就已经要压垮国家财政。本质就是赵宋对于已经在开国时期就形成的勋贵集团、文官集团采取物质利益贿赂的策略加以拉拢。所以财政失衡非常快。

第三，以文御武是正道，文官未必是外行。有宋一朝，懂军事的文官一把一把，而严重的军事失利几乎没有几个是文官们瞎指挥导致的，通常都是赵官家的傻逼决策，加上前线武人们自己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贪功冒进、凌虐士卒、彼此倾轧、不动如山等）共同导致的悲剧。三川口之战、雍熙北伐、雁门之战、元丰五路伐夏等弱智仗都是么完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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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赵宋君权独大。很多人拿着赵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祖训当幌子，证明赵宋君权谦抑，事实上从历史事实来看，赵宋的皇帝享有对国是决策近乎独断的决策权。赵宋朝堂无实质上的封驳之权。皇帝可以在一念之间轻率地发动倾国大战，众多宰辅无力阻挠。赵宋皇帝可以一天罢免三位宰相，仅仅因为一位年轻官员的一封弹章。我们看到，在赵宋的悲惨历史上，赵官家们做出愚蠢决策的时候从来不乏有朝中有识之士站出来反对，但是只成功过一次，就是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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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宋朝的朝堂政治混乱。

宋朝作为被后世士大夫们（主要是民国史家）高度推崇的时代，其政治却并不清明。其朝堂长期处于相互倾轧的混乱状态。很多人认为北宋党争起于王安石变法，但实际上，早在宋真宗年间，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就已经十分激烈，所谓“五鬼”把持朝政，朝纲混乱；庆历年间，年轻的宋仁宗不知道是出于轻率还是异论相搅的恶趣味，用一日罢四相的过激行为揭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而后在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首鼠两端，朝堂党政暴起，最后导致新政破产，众多杰出政治家的抱负破灭。到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开启了纠缠两宋二百年的惨烈党政。宋哲宗年间朝堂秩序稍稍稳定，到道君皇帝上台，就更是群魔乱舞了。

南宋……开局一个秦相公是细作，后手丁史贾连续当道，还有什么好说呵呵。

总的来说，赵宋的朝堂政治是中国传统史家日常指摘的，就连真正的封建士大夫阶层自己都对赵宋的政治评价很低，也只有钱穆陈寅恪觉得赵宋对士大夫来说是个好时代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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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经济和财政。

这也是争议最严重的问题。我经常说，对于一个大国，经济繁荣而军事羸弱是完全不合理的。如果一个农耕政权军事羸弱，说明经济大概率是不怎么样的。

宋朝的军事失败历史就是一部宋军后勤惨不忍睹的历史。雍熙北伐、君子馆之败、元丰五路伐夏等诸多败例中，后勤的羸弱就像是宋军的睾丸一样一次次把宋军拖入失败的深渊，整个北宋死于沙场的宋军将士，由于后勤问题死于饥寒的只怕绝对不少于死于敌人锋镝之下的。

在制度层面，我们前面说过，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且基本上继承了自五代以来的残酷税收，五代割据政权为了维持战争，对百姓进行苛酷的盘剥。而宋代基本上全盘继承了五代苛政。而且由于取民颇重，加上田制混乱，兼并严重，有宋一代作为中国传统上经济支柱的农耕经济始终受到抑制。

在农业基础方面，由于辽和西夏的边患，宋失去了河北地区、山西北部，以及陕西陇右等大片可耕土地，在中原腹地的京西地区更是遍地荆莽，又视水利如儿戏，三易回河将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安徽和江苏的大片耕地破坏。我反正是看不出，耕地基本盘砸成这样，宋朝要怎么养葛剑雄老师他们吹出来的八千万到一亿人口，除非宋人属兔子，不吃粮食吃草。

在取民刻剥方面，宋的苛税压制了人口增长和农业的发展。导致生子不举的溺婴风俗在整个南方遍地都是（这也是我说赵宋人口达不到那么多的另一个原因）。税基的破坏又使得赵宋政权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因此宋朝除了华夏帝国传统的对应小农经济的直接财政系统之外，建立了一套高度复杂的间接财政系统，专榷、和买、开中、铜政和交子，再到后来的王安石变法，都是这种间接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北宋一朝财政支柱不是两税，而是关榷，关榷不是工商税，是国家专卖的盐铁茶酒醋的收入。是一种隐形的税收。但这套间接财政系统与脆弱的小农经济之间存在着先天的不协调，反过来进一步破坏了农业生产。

苛酷的两税加上各种间接财政，宋代取民过重，导致民生负担极重，这一点是所有历史研究者都无法否认的。苛重的刻剥反过来进一步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北宋就在这种恶性循环当中走向了“无兵无财天下瓦解”的结局。

另外，没有必要过高地评价赵宋在间接财政制度上的创造，外国汉学家们少见多怪地将王安石变法采取的手段吹成超越时代的进步，你回过头去看看管子和盐铁论，这些思想早就在中国的大地上存在了。为什么之前的王朝不把他们拿出来用？是因为汉唐都傻？

第六，宋代的工商业与城市生活

宋代的工商业经常被人拿来当做宋代经济发达的例证，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工商业繁荣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管制的放松，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如此，社会管制逐渐放松，人身依附不断减弱，人口流动和资源配置自然发挥等等。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在宋朝，所谓工商业的繁荣很多时候只是文学性的表述，宋代是中国国家专卖产业的巅峰，盐铁铜锡茶酒醋矾，几乎所有重要物资和基本原料都被纳入国家专榷的范围中，在这样及其苛刻的专卖垄断之下，诸君想在这样的国家经商吗？

第七，赵官家傻逼！！！！

尤其是赵二官家，整个太宗系的皇帝表现出强烈的同质性特征：缺乏军事才能，没有政治定力，轻佻而好下决断，一遇挫折就改弦易辙。这种性格特征可以说对于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是最致命的，而北宋一朝的几乎所有君主都体现出这种强烈的“轻佻”的特质。

这种特点恰恰也是北宋一朝从军事悲剧到政治失败的共同原因。

综上所述，宋朝，尤其是北宋，是一个赵官家勾结恶臭勋贵集团，为了维持其窃占天下的既得利益而建立诸多恶政的政权（从这个角度上说，还真他妈的像满清）。

最终由于赵官家的能力不足，导致这个已经被折腾的无兵无财天下瓦解的空架子国家被兵不满十万的海东部落在转化成帝国的过程中一脚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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