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彻底博古李德的什么（遵义会议前博古无能）

当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一000年》一书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公布了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的千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的100件重要事件，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遵义会议彻底博古李德的什么?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遵义会议彻底博古李德的什么

当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的时候，《人类一000年》一书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公布了从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的千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的100件重要事件。

中国有3个事件被世界认为具有巨大的影响，被选入其中。

第一个事件：1100年，火药武器的发明。

第二个事件：1211年，成吉思汗的帝国。

第三个事件：1934年，长征。

经过了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人类一000年》对此评价道：“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看到了农民推翻了几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统治。”

长征永载人类史册，长征是中国人民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造的中华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毛泽东称红军长征是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伟大的远征”。

那么，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能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和极端艰难、险象环生的困境中，不断地、奇迹般地绝处逢生，取得“三军大会师”的辉煌胜利呢？

史学家从宏观方面考察，大体有如下5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与浴血拼搏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先生在《长征》中说道：“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播种下去，然后渴望着收获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意放弃的梦想。”

正因为广大红军将士具有这样伟大的梦想，所以，他们才能对党无限忠诚，为了党的事业，他们可以不怕牺牲，浴血拼搏，即使是死，嘴角也是带着微笑的。

穿过敌人4道封锁线，突出重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开始突围转移。从此，苏维埃共和国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参加突围转移的红军将士和机关人员共87059人。

1934年10月16日傍晚，红军将士从江西于都出发，到12月1日下午渡过广西境内的湘江，40多天的时间里穿越了敌人4道封锁线。敌人有多少呢？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何键的湘军、陈济棠的粤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共26个整师30万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第1次突围（江西信丰和安远之间），红军折损3700多人；

第2次突围（湖南汝城和广东仁化之间），红军折损9700多人；

第3次突围（湖南宜章和广东乐昌之间），红军折损8600多人；

第4次突围（广西境内的湘江），红军折损30000多人。

过湘江后，87059人的部队共折损52500多人（刘伯承称“折损过半”），剩下34000多人。就是这34000多人，在过五岭中的最后一道岭越城岭（当地叫老山界）时，依然保持着出发时的队形（就是军委纵队在中间，红一军团在左前方，红三军团在右前方，红八军团在左后方，红九军团在右后方，红五军团在最后殿后），可见红军将士的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尽管红八军团从出发时的10922人，过了湘江只有不到1000人，殿后的红五军团34师几乎全师覆没，师长陈树湘断肠殉国，但是仍然坚定地恪守着自己的那份责任，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真是“革命理想大于天”！

湘江重创后，广大指战员对李德、博古的不满“达到了顶点”。李德唉声叹气，要自杀，被聂荣臻拦下；博古一筹莫展，也想自杀。将士们在血泊中的怨愤产生了一种新的期盼，惨烈的战略转移促使了人们的深思和觉醒。

当时中央领导层的现状是：博古无能，李德无谋，毛泽东无权，苦撑危局的只有周恩来。

后来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转兵贵州；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挥戈西指，连战连捷，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在军事上为中央红军创造了胜利的“开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左”倾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确立了以张闻天为的中央领导集体，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党的，周恩来是最高军事负责人，毛泽东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战事。这就构建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以张闻天为首脑、以周恩来为脊梁的新的“毛张周”体制。毛泽东从此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开始确立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紧接着，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大放光彩：四渡赤水出奇兵，巧渡金沙破重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在这期间，广大红军将士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和拼搏，在大渡河畔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红一军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等17勇士，日行160里后，强渡大渡河。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更以一昼夜240里的高速（超过体能极限），兵至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为大部队安然通过创造了条件。

翻越雪山，穿过草地，又是一道奇迹！

夹金山主峰海拔5100米，最低处垭口4114米。当地的一位老者说：这座雪山是一座神山，如果事先不向神祈祷，贸然上山是会受到惩罚的。红军将士说：红军就是神仙。

面对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红军将士穿着单衣单裤，硬是凭借超人的意志翻越了雪山。后来的共和国元帅聂荣臻（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说：“就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

例如：彭德怀过雪山前，将自己的干粮分给孙毅（军团教导队长）一半。

自然环境最恶劣的是草地。红军穿过的松潘大草地，南北纵长500余里，东西横宽300余里，红军在草地泽国里拼搏了7天7夜，终于走出了“死亡世界”。刘英（张闻天夫人）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红军将士以坚定的信念，铁一般的意志，冲破了无比的艰难，胜利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二是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援。

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大约一个月后才被蒋介石知道，为此作出巨大贡献的是留在苏区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游击队和苏区人民。中央红军出发前的87000多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人。5000名被征调而来的夫子都是赣南挑夫组建的运输队、担架队；为确保中央红军长征渡河，于都人民捐献了大量的食品、木材、器材，甚至老大爷的寿材都捐了出来。

长征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这里的人民对红军长征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大凉山彝民集聚区的沽基家族的小叶丹，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结拜为兄弟。彝族人民为红军带路，使得红军顺利地到达了安顺场。后来，小叶丹为了营救红军留下来的团政委，他的家族几乎倾家荡产，用1500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最后，当地的彝人头领邓秀廷还是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了小叶丹。

还有阿坝地区，这里面积不足6万平方公里，人口20余万，每人平均粮食为600斤。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三大主力红军过境，阿坝藏、羌、回各族人民共为红军筹粮2000万至3000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及大量牛肉、食油、蔬菜等。

三是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之间真诚、有力的战略配合。

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于1935年4月9日至21日，发动了嘉陵江战役，歼敌12个团1万多人，占领9县一两百公里的广大区域，有力地牵制了敌军。

1935年6月18日，红四方面军第30军奉命率部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专门组织了一支5000人的筹粮工作队，由妇女团的两个营、省委工农医院、革命法庭、戒烟局等7个单位组成，在一个工兵营、一个战斗团和政府警卫营的掩护下，带着盐巴、豆豉、辣椒面、酱菜、豆瓣酱等出发前去懋功（今小金）。这支队伍翻越了红桥雪山到达懋功后，开始了紧张的物资准备工作。他们磨糌粑、做干粮、腌腊肉、编草鞋，熬盐等等，为红一方面军的将士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的第31军、9军、4军又给了中央红军大量的礼物，这些礼物包括毯子、皮衣、衣服、毛巾、草鞋、袜子、袜底等等。

红二、红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他们英勇作战，粉碎了敌人100多个团的围攻，毙伤敌军1万多人，牵制了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中央红军也积极地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936年7月底派出红28军南下策应；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大力做国民党东北军的工作，使其不拦阻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央红军西征野战军攻向甘肃、宁夏、连战连捷，历时两个半月，大量杀伤敌人吸引了大批国民党的军队增援，有利地掩护了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中央红军送给红二方面军数万斤粮食，2000多只羊、猪、牛，1000套棉衣，2万斤羊毛，500匹布，3万块银洋，数百张羊皮，3台缝纫机。

四是蒋介石政策、方略的失误和国民党营垒内部派系裂缝产生的可乘之机。

尽管蒋介石调集了30多万兵力围追堵截红军，但却不能如他所愿“剿灭”红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施政治军的政策、方略、指挥各个方面频频失误。例如：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使他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日本人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大好河山，他不去抵抗。蒋介石的“安内”并不是单单要“剿灭”共产党，也包括地方军阀，比如贵州的王家烈、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军阀除了王家烈笨点，让蒋介石赶下台外，其他人都猴精猴精，都明白蒋介石是怎能想的，所以是出工不出力。

蒋介石的军队所到之处，搜刮百姓，鱼肉百姓，等于“兵燹”，百姓都恨之入骨，纷纷起而反抗。再加上蒋介石自以为是的判断与指挥，往往是“马后炮”，不失败才怪。即使，有时判断正确指挥得当，也会被下面三流的执行力给破坏殆尽。比如，在中央红军要在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时，守卫皎平渡口的国民党24军军长刘文辉让其下属把渡口的船都烧掉，可是执行此项任务的一个小小的江防大队大队长就可以私自留下两条特别结实的大船为自己谋福利，当然，最后为我军所缴获，使我军近3万人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所有这些，都为红军的屡屡突破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外，国民党营垒内部的派系矛盾，也为红军提供里取胜的条件。比如，广东军阀陈济棠和红军的谈判；红军所过之地各路军阀“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式的防堵”——守卫德昌的许剑霜旅长，刘伯承的一封信，他就让出德昌让红军占领。不是许剑霜多么重视和刘伯承的情谊，而是他的上级、川康军边防总司令刘元璋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谈判的成功，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扫除了障碍。

五是北上抗日的政治影响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抗日救亡是民族大义、民心所向，红军北上抗日深得人心。“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

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核心因素和根本保证。1936年11月24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山城堡战役祝捷大会上，联名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结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一致认定时“党中央和军委的正确领导”的结果。电文称：“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决领导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切！

参考资料：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王树增著《长征》，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