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获得谁的帮助（司马光写资治通鉴）

文/蓝梦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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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两部重要史书，其一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其二则是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中，《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如果说《史记》胜在了文笔卓绝，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那么《资治通鉴》则胜在了内容广泛，涵盖了16朝1362年的历史，时间维度跨越了“二十四史”中的前十九部正史。

但是，与《史记》起笔于《五帝本纪》不同，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以“三家分晋”为开篇。那么，其用意何在呢？

（司马光画像）

所谓“三家分晋”，就是指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历史事件。笔者的上一篇文章，着重介绍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意义，简而言之就是“三家分晋”不仅标志着春秋的终结，战国的开启，同时也为秦国日后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埋下伏笔，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

诚然，“三家分晋”的历史意义重大，历史影响深远，但是，这只是司马光将其作为《资治通鉴》开篇的次要原因，若要探究主要原因，则需从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意图和历史背景说起。

（资治通鉴）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初衷：

《资治通鉴》之所以叫《资治通鉴》，是因为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而定名。也就是说，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不只是因为“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更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供统治者借鉴。

那么，司马光到底希望统治者（具体说，主要是宋神宗）从“三家分晋”中得到什么经验或教训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宋神宗画像）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历史背景：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是一部史料详实繁复的鸿篇巨制。司马光编著此书，历时长达19年之久，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在退居洛阳的15年里完成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一心致君尧舜上的司马光，因何远离中央长达15年之久？

（王安石变法）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熟悉北宋历史的读者想必已经猜到，没错，正是源于反对王安石变法。

在北宋神宗朝，王安石与司马光是不得不提的两个典型、两股势力。其中，王安石是“新党”领袖，主张通过变法富国强兵，以实现挽救宋朝政治危机的目的。司马光则是“旧党”的代表人物，对王安石变法持彻底的否定态度。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司马光在新旧党争中落败，自请退居洛阳。此后15年，他远离京师，绝口不论朝政，一心编著《资治通鉴》。

（《清平乐》司马光剧照）

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为《资治通鉴》开篇的用意：

弄清了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初衷和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以“三家分晋”作为开篇有何深意。

相对于王安石的创新精神，司马光无疑是保守而遵循礼制的，“旧党”反对变法，更是常以天命论为依据。王安石其人，有着明显的“三不足”思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今人观点来看，“三不足”思想是一种唯物主义天道观，但在司马光看来，这无疑是违背天命的、破坏礼制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

司马光毕生推崇礼乐之制，认为尊卑有序，君臣有别，不可更改，不能逾越。他的这种思想贯穿始终，从未改变，在其作品中屡有展现。比如，司马光认为周文王编《周易》，之所以把《乾》《坤》列为前两卦，就是为了强调尊卑上下的礼义之道。

（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以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韩、赵、魏为诸侯为时间节点的。也就是说，以下克上的“三家分晋”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乃至于支持。所以司马光认为，这一事件是对君臣之礼的彻底破坏，是礼崩乐坏的开端，周王室正是由此走向了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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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以“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一方面是为全书奠定基调，另一方面也是在宣誓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希望以此告诫宋神宗乃至之后的王朝统治者，要吸取“三家分晋”的历史教训，做到恪守礼制、遵从天命，而不能效仿王安石之流，逆天行事，遭致祸端。

当然，这只是司马光的个人政治主张，笔者认为，王安石变法还是有其先进性和可取之处的。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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