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成绩等级划分问题研究（学业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的自尊状态）

自尊可用于衡量个体的心理状态，是影响个体社会适应性的核心因素，其重要性已得到广泛的认同，但到目前为止，有关自尊的界定仍未达成一致。

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WilliamJames最早提出了自尊的概念并用“自尊=成功/抱负”来解释自尊，即自尊与个体的实际成就成正比，与潜在能力成反比，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成功率或者降低抱负水平的方式来提高自尊水平。

RobertWhite强调自尊与效能感密切相关，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易实现自尊，与他人或环境因素不存在显著相关。

Rosenberg从社会学层面界定自尊为个体对自我的态度，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他强调价值感的作用，认为始终相信自己足够优秀的人具有较高的价值感，这种价值感有助于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

Mruk从能力和价值两个维度界定自尊，认为自尊是个体在面临生活中的挑战时所持有的一种态度。而国内研究者有关自尊的阐述多出现在上世纪后期。石伟、黄希庭表明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全面评价。

张静认为自尊是主体我和客体我相互作用的产物，包括效能感和自爱两部分，高自尊者相信自己可以从容应对基本的生活挑战以及获得相应的幸福。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自尊以自我感知为基础，是个体对自我进行的整体性评价，具有相对稳定性。

由于学者研究角度以及测量工具使用的不同导致研究结果略有差异，关于性别与自尊关系的研究仍未达成一致。有很多研究者的研究证实了性别对自尊的影响，在同一时期不同性别的个体存在自尊水平的差异。

张文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与城市女生相比，深处农村的初中女生的自尊水平远低于男生。另有研究发现，个体会在3岁左右出现自尊萌芽，随后一直呈上升趋势。Wigfield和Eccles认为个体的自尊水平会在初中阶段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新环境导致青少年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不稳定。

Erol和Orth的研究表明，从14岁一直到青年早期，青少年的整体自尊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稳步提升。石伟、黄希庭等人认为个体的自尊水平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

但会在高三阶段不断下降至最低点，随后又慢慢提高，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达到最大值。魏晓娟认为，初二年级的个体的自尊水平并不稳定而是呈波动状态。江耀强强调自尊与学业成就密切相关且二者之间相互影响。高自尊感有助于提升学业成绩，成绩进步也利于自尊的发展。魏

运华等人的研究显示学业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个体的自尊状态，学业成绩高的个体一般具有较高的自尊水平，相反，学业成绩差的学生的自尊水平也偏低。李睿等人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成就动机正向预测自尊。

除此之外，外貌、智力、性格特征、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业倦怠等也是影响个体自尊水平的内部因素。

Joebgen和Richards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教养方式可以有效预测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与严厉暴力的父母相比，善解人意的父母更可能培养出高自尊的青少年。

他还证实了父母职业及受教育水平均与儿童自尊存在显著相关。张文新认为青少年的自尊水平与父母教养方式密切相关。

潘颖秋在其研究中证实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对自尊的积极作用。魏运华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以及经济状况对儿童的自尊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而家庭结构对自尊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

从某种程度上讲，校园生活是个体一生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校园中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教师的教学风格、教育方式以及对学生的期望值对个体自尊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影响作用。

师生关系作为学校的一种重要关系，与学生的自尊水平紧密联系。Asendorpf在对近百名儿童进行跟踪时发现，拥有更少同伴关系的个体一般具有较低的社会性自尊。江耀强的研究发现，除了学生的学业成绩外，师生关系同样影响个体自尊。

李勉嫒在对师生关系满意度与自尊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两者无论是在总分还是在各维度方面均存在显著相关。另有学者认为自尊是社会化的产物，与外界环境密切相关。

其中社会支持、社会文化以及社会环境都是关键因素。其中社会支持正向预测自尊水平，张汀发现受到更多社会支持的大学生往往具有更高水平的自尊。Greenberg和Pyszczynski强调个体的自尊水平会因环境、文化差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张文新对农村及城市学生的自尊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自尊会因个体所处环境的差异而发生变化。

查阅大量参考文献发现，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自尊可以影响拖延，高自尊的个体较少出现拖延行为。包翠秋将拖延行为分为唤起性拖延和回避性拖延两类，其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唤起性拖延和回避性拖延均与自尊呈负相关，但只有回避性拖延可以对低自尊起到预测作用。

尹义力对297名高中生进行测试发现，自尊低的个体常常质疑自己，对自我认可度低，这部分学生的拖延程度更为严重，相反，自尊高的个体对自我充满信心，追求完美，很少出现拖延行为。

由此可以看出，自尊对拖延有负向预测作用。张常洁、夏晶、陈奕羲等人认为，相较于低自尊者，高自尊者更加自信，在完成任务时更加专注，具有较少的拖延行为。因此，为预防大学生拖延行为的产生，我们可以为其打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帮助他们重拾自信，提高自尊水平。

目前有关自尊和心理韧性关系的研究均表明，高自尊对心理韧性水平具有积极影响。周海明、张爱群、时勘以淮南市某大学为例，对316名大学生心理韧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自尊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心理韧性，也可以通过积极应对对心理韧性起正向预测作用。

高自尊的个体因对生活充满向往，喜欢新鲜事物，因此在面对问题时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顺利达到预期目标，具有较高的心理韧性水平。姚若松、蔡晓惠、蒋海鹰针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心理韧性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自尊在社会支持和老年人的心理韧性水平之间中介效应显著。

段水莲、梁子漪在考察大学生心理韧性时发现，低自尊的个体因长期保持消极的态度，在遇到问题时不愿努力，导致频繁遭遇失败，久而久之对自己充满质疑，无法适应多变的环境，显示出低心理韧性水平，相反，高自尊者处理问题更加得心应手，心理韧性水平更高。

研究以自尊和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来建构自我认同感对主动拖延的影响的结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和心理韧性在自我认同感与主动拖延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这表明，自我认同感既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主动拖延情况，也可以通过自尊与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来影响主动拖延。

依据心理弹性社会建构模型，心理弹性是随着个体自我认同感建构过程而形成的能力品质。自我认同感建构良好的个体，往往更加自信，从而体现出较高的自尊以及心理韧性水平。

赵诗羽证实了自我认同感对心理韧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李岩、陈洪进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较好的同一性状态与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同一性完成程度高的个体的自尊水平也较高。

高自尊者在逆境中具备更强的抗压能力，心理韧性水平高，在处于危机等压力性事件时会积极面对以适应不良环境带来的消极后果，喜欢追求刺激与挑战，相信自己可以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高效完成任务，这种人为了合理利用时间，往往会有意识地选择拖延一些相比之下不重要的任务，从而表现出主动拖延的倾向。

反之，自我认同感低的个体常常否认自己，导致其自尊水平无法正常发展，面对逆境时不相信自我，难以从困境中恢复过来，进而产生低心理韧性水平，表现出较低的主动拖延倾向。

因此，我们应注重青少年自我认同感的发展，有效提高个体自我认同感程度，促进其自尊和心理韧性水平的发展，使个体可以从容地面对压力，面对可能的任务时保持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