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记录（1949年开国大典刚结束）

1949年7月，内蒙古哈尔盟乌宁巴图前音图浩特，三个牧民突然在家里发起了高热，发热过后伴随着严重的咳嗽，当时所有人都没在意，大家都认为只当是受寒了。

没成想，短短几天三个牧民的病情突然加重，每次在剧烈咳嗽后都会伴有吐血症状。

吐血几次后，三位牧民接连暴病身亡，并在死后全身发紫。

游牧民族靠放牧为生，生活清贫，而且信息闭塞，村里交通也极不便利。每日早出晚归和牛羊作伴的牧民们，缺乏卫生常识，不知道什么是非正常死亡，也不懂要向上级机关报告，这几位突亡的牧民只被亲人简单下葬了。

三位牧民的死亡好像并没有让这场怪病结束，很快，村子里开始陆续有人得了和他们一样的病——突发高热，咳嗽，吐血，死后身体发紫，一模一样的症状。

没几天，同样的症状竟然又在察哈尔察北专区（后划进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察汗崩崩村出现了。染了怪病的村民慢则3—5天死亡，快的竟然1天之内就会暴毙。

最多的时候，察汗崩崩村一天内就会死亡6人。

村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是场什么怪病，竟然还能传染，一时间人心惶惶，开始四散逃亡，大家都以为只要从这个村子里跑出去就能不被传染，就能活着。

谁也没想到，察汗崩崩村的村民们逃亡后，有的在逃亡路途中死亡，有的跑到了其他村落后死亡，然后又传染给这个村子的原住民，传染区域越扩越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

10月20日开始，从沈万清营子到宝源县、多伦县，再从张北等地到张垣附近，一路往西到了绥远省的集宁。仅仅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场怪病波及了10个村子，蔓延300多里，患病69人，死亡66人，一时间所有人谈病色变，悬心吊胆，惶恐不安。

那么这场众情惶惶的怪病到底是什么病？新生的共和国又将如何打赢这场怪病攻坚战呢？

谁能“挽大厦之将倾”？

其实这场怪病早在1910年10月就出现过，从哈尔滨傅家甸的铁路工人暴病而亡开始，平均每个月都会死亡10000余人，传染速度就像开了闸的洪水般瞬间席卷了东北三省。

当时的东北是全国的工业中心，建立了全国最发达的铁路网络，这场怪病沿着交通线迅速蔓延到了中国其他地区。而且此时临近春节，很多闯关东的百姓都要回关内过节，一旦这个怪病越过山海关，近在咫尺的北京随时也有可能沦陷，那么整个中国是不是都会被这场来势凶猛的怪病吞噬？

此时的清政府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时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病，这么厉害。

唯一知道真相的只有俄国人。因为早在1910年4月，俄国西伯利亚就发生过鼠疫，俄国人为了自保，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携带着传染凶狠的病毒沿着铁路一路南下从东北入境，导致鼠疫在中国突然爆发开来。

那么鼠疫是如何产生的呢？

鼠疫是老鼠身上寄生了一种跳蚤，当啮齿动物死亡后，跳蚤就会跳到新宿主身上叮咬它们并传播鼠疫杆菌。而那个年代的国家，不管农村还是城市，卫生意识薄弱，环境脏乱，每个地区的各个角落里、甚至屋子里都有老鼠洞。

可以说，老鼠与人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一旦处理感染了鼠疫的动物组织或血液，甚至吸入受感染的飞沫，鼠疫也会发生传播。

当时的国外医学权威专家说，如果这次的疫情没有被控制，一旦鼠疫蔓延到全中国，那么当时派兵驻扎在中国各个地方的帝国列强也难以幸免，真到了那一天，就几乎是世界末日了。

甚至有英国媒体感叹：“谁能制止这场灾难，谁就是拯救人类的恩人。”

制止这场灾难的人就是伍连德。

伍连德当时在天津陆军医学堂任职，是第一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而且伍连德发现了这次的鼠疫是肺鼠疫，他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肺鼠疫可通过飞沫传播，无需借助老鼠和跳蚤的人。

伍连德首先制作了简易口罩让大家佩戴，同时提出了封锁疫情区和火葬感染死亡人群的解决方法，这三项措施迅速使死亡人数下降至零，用67天平息了鼠疫，挽救了万千同胞，同时也挽救了国家于大厦之将倾。

捍卫生命的搏击战

但是1949年10月的这次鼠疫，来势更为凶猛，波及范围也更加广。

伍连德留下的防疫措施可以有效减缓传染速度，但是却无法从根源上制止，而且如果鼠疫一旦威胁到京津地区，势必会引起更大的动荡。

这次的鼠疫是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次重大疫情，开国大典余热未散，国家尚且百凡待举。所以当这个消息被上报给中央的时候，立即引起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但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就像婴儿在摇篮里，站起来尚且不易，站稳前行更加艰难，国家一穷二白，不仅缺乏疫病防护的药品和防护装备，同时也缺乏人才和资金。所以要想抗击疫情，只能寻求世界上拥有疫苗和血清的国家。

但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采取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一直企图扼杀新中国的政权，别说援助疫苗，连卖给我们都不愿意。所以唯一有能力，也有可能支持中国抗击鼠疫的，就是建国后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苏联了。

1949年10月28日，毛泽东主席给苏联总统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

“张家口以北发生鼠疫，已有60余人死亡，疫情已蔓延至张家口，已有4人死亡，正威胁平津。请你考虑，能否可以空运400万人份的疫苗和10万人份的血清到北京？

所需代价，中国当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

如果能，请考虑，苏联是否可以再派一支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防治鼠疫？”

斯大林收到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后当即表示同意，并指示苏联政府要反应迅速。

10月31日，中国收到了苏联捐助的可供23万余人注射用的鼠疫疫苗和青霉素等药品。中国防疫总队第二大队立即带着这些宝贵的疫苗和药品赶往张家口，对察哈尔省的居民进行疫苗注射，同时对疫情区进行消毒和灭鼠灭蚤的工作。

疫苗的注射提高了疫情区人民对鼠疫的免疫能力，有效阻止了鼠疫的传播，为以后遏制鼠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也组织了专家和防疫队赶往中国。

苏联专家拉克森、沙洛第夫斯基、白洛基森娃、莫辛科娃4人和驻华专家麦依斯基组织了一支33人的防疫队伍，在11月4日夜间和5日早上先后抵达北京，集合后于5日当天赶往张家口市与当地的政府共同展开防疫工作。

苏联防疫队的负责人麦依斯基亲自去了察罕崩崩村、龙王庙等疫情发源区进行实地考察，寻找鼠疫爆发的源头。

同时，有过抗击鼠疫经验的拉克森博士在张家口电台播讲了《新中国鼠疫即将扑灭》、《如何预防鼠疫》等科学的防疫办法，告诉大家如何自我防护，消减人们对鼠疫的恐惧，这一举措在制止鼠疫的蔓延中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苏联的疫苗和防疫措施很快减缓了鼠疫的蔓延速度，但是被感染鼠疫的人很多，波及范围又广，单靠苏联的援助也实在很有限。

中共中央认为，只有所有人都重视起来，团结起来，积极配合，自我防御，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阻止这次疫情的蔓延。

所以中央政府决定从疫苗制作注射和疫区管控两方面同时进行，双管齐下。首先借助苏联的经验和方法，同时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指导下，组织工人在北京市天坛防疫处加班加点的生产制作鼠疫疫苗。

1949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中就报道过这件事：

“大部分职工主动加班并展开劳动竞赛，产量由30万毫升增加到51万毫升。11月5日，天坛防疫处提前三天完成了赶制第一批疫苗的任务，可供110多万人使用，这些疫苗一经检测合格就直接被运往察北鼠疫斗争的第一线。”

11月7日开始，中央防疫总队和张家口市的医务工作者共136人组成了23个小组，分别在张家口各区进行疫苗的注射工作。截止到11月10日，张家口16多万人中，除部分身体不适宜注射疫苗外，有13多万人完成了鼠疫疫苗的注射。

与此同时，北京共有199万人注射了鼠疫疫苗。至此，疫情严重区域的疫苗注射工作宣告结束。

其次，中央政府紧急电令东北政府，要求派遣防疫队赶赴察哈尔进行支援。

时任察哈尔军区总司令的王平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党中央电令‘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火速派防疫大队二中队赴察，急调在京的察哈尔军区总司令王平率领68军封锁疫区’。10月24日，察哈尔防疫委员会成立，对疫区组织封锁，开展防疫卫生工作。”

10月25日，察哈尔省政府紧急召开干部大会，发起号召：“紧急动员起来，当作战斗任务，把鼠疫就地歼灭！”同时，会议要求迅速建立起两道防线：一条东起多伦西至化德；另一条沿着外长城建立。

两条防线之间，是严禁通行的“绝缘带”，必要进出的人都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

此外，立即停止张家口与察北地区的汽车、大车和牛羊往来。然后包围封锁疫区、疫村、疫户，对周边村庄进行鼠疫疫苗的注射工作。

同时发动“绝缘带”的群众，实行村与村、户与户的联防和检举，大家都要保证不与外来居民接触和留宿。

10月27日晚8点30分，董必武主持召开了“扑灭察北鼠疫”的紧急会议，会议上决定让聂荣臻调动华北军区的部队增援疫区的封锁管控工作，并从张家口到北京，建立起三条封锁线，控制铁路、公路和人行道。同时，按照是否发生疫情和是否与疫区接壤两个条件，划分出疫区、接疫区和安全区三个区域进行分级管理。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华北地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鼠运动”。

1949年10月29日，华北政府和军区联合发布命令，要求“疫区军民应以立即扑灭鼠疫为当前首要任务”。

10月30日，《人民日报》中称：“积极防止和扑灭鼠疫的斗争已经展开，这应该是华北人民当前的一项战斗任务。”

在张家口疫情区，华北医科大学、张家口中学等122名学生组成了捕鼠队，在苏联动物学家卡姆聂夫的指导下，分为小组，挨家挨户宣传捕鼠灭蚤的重要性，同时检查以及堵塞鼠洞。

11月9日和10日短短两天，捕鼠队共检查了2897座房屋，堵塞了4033个鼠洞。

北京市区则发布了《捕鼠灭蚤须知》，发动全体市民进行清洁、捕鼠、灭蚤的运动。捕鼠运动从11月中旬开始，一直到12月13日，全市共消灭老鼠66044只，清运垃圾3187吨。

北京市区的这一系列捕鼠灭蚤运动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为以后的鼠疫防患工作奠定了基础。

11月1日，中央要求各地政府要用尽办法把鼠疫的特征、危害和防疫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防疫、如何消灭老鼠等信息传达到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深巷、每一个村落和每家每户。

12月初，鼠疫被彻底扼杀制止，察北区解除封锁。

从10月3日察汉崩崩村出现第一例鼠疫死亡病例开始，到12月初鼠疫彻底灭绝，仅仅2个月，短短60天，使中国成为了世界鼠疫记录中用时最短、死亡人数最少的国家，新中国创造了世界瘟疫抗击历史的奇迹。

没有英雄，每个人都是平凡的逆行者

这次鼠疫中，察哈尔政府没有迟报、瞒报，毛主席高度重视，党中央沉着冷静、从容应对，通过央地协作采取了一系列务实高效的积极措施，短短2个月扑灭了恐怖疫情。

1949年新生的共和国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童，国内动乱尚未彻底平息。依靠着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依靠苏联政府的援助，顺利解决了让其他世界强国都谈之色变的鼠疫，那么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如何做不到呢？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医疗代表会师武汉，我们可以看到80岁高龄的钟南山老先生仍坚持奋战在一线，我们可以看到90后医生护士组成的抗疫人员成为中坚力量。

他们是父母、是子女、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也渴望早日可以和亲人团聚，但是他们仍然选择成为那个平凡的逆行者，因为他们心里觉得，抗击疫情，是职责所在。

加缪在《鼠疫》中说：“我们不是局外人，现在不是，未来更不是，这一切和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