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到19世纪贩卖黑奴事件（欧洲中世纪的奴隶贩卖史）

罗斯人（东欧人对维京人的称呼）在奴役东欧人并将他们运往南方的时候的确表现得残酷无情。以勇猛著称的罗斯人，原本就是“毫无文化，靠掠夺为生”。遭到迫害的主要都是当地土著，被抓的人实在太多，于是人们给他们取了个名字：斯拉夫人（Slav）。从此他们都成为失去自由的人：奴隶（slave）。

奴隶是维京社会的关键组成，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不列颠群岛上的大量文献和资料表明，维京长船的袭击通常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强奸或劫货，而是为了抓人。最新研究发现，人们以前认为是贩卖牲畜时用的圈笼，其实是用来装载奴隶的。这些奴隶将在诺夫哥罗德“高街”（High Street）和“奴街”（Slave Street）的集市上被出售。

人们疯狂地追逐奴隶贸易的利润。尽管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地方当局获得了在新地区掠夺和贩奴的特殊许可，但其他人也不甘放弃。“只要他们抓到人”，他们就会进行私下交易，9世纪北欧某位见多识广的教士这样写道，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奴隶卖给同伙或者蛮族”。

许多奴隶都被交易到了维京人的老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一首挪威古诗《里格叙事》所言，世人可简单分为三种类型：贵族、自由人和奴隶。但也有很多奴隶被送到价格更高的外地：比如当时穆斯林控制的北非和西班牙地区。

有钱人愿意出高价，这极大地刺激了北欧的贸易增长。从出土的钱币来看，9世纪下半叶曾呈现出贸易繁盛期，波罗的海和瑞典及丹麦南部城市都得到了快速扩张。钱币的发现地点沿着俄罗斯境内的河道一路扩散，说明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出土钱币还一直延伸到中亚，特别是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等地，沿着丝绸之路直通今日的阿富汗国境。

这些富庶地区对奴隶的需求非常迫切。除了来自北方的奴隶，还有的奴隶来自中亚的突厥部落。据一位当时的作家说，这些奴隶价格更高，因为他们性格勇敢、比较聪明。另一位则说：“挑选最好的奴隶，最佳地点就是突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奴隶可以和突厥奴隶相比。”

对比罗马帝国的奴隶人口（已有大量细致的研究），我们也许能推断出当时奴隶贸易的规模。近来的研究发现，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期，每年需要买进25万到40万名奴隶来维持国家的运转。阿拉伯世界的奴隶市场更大，因为它的疆域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阿富汗，也就是说，奴隶交易的数量远远大于罗马帝国。虽然资料有限，但仍有份文献可以帮我们估算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奴隶规模：哈里发（领袖）和他的妻子每人都拥有1000名奴隶女孩；另一份文献则说他们拥有的奴隶不下4000。拥有奴隶在伊斯兰世界太司空见惯了，因此没太多记载。

罗马同样是奴隶买卖的重要参照体。在罗马世界，凡在境外抓获奴隶都有奖励，奖品的贵重程度依奴隶的长相和谈吐而定，竞争非常激烈。个人偏好也是重要因素，比如某位知名贵族就坚持要求奴隶整齐划一，必须是同样招人喜爱、同样年纪。伊斯兰世界的口味也差不多，一本问世的贩奴指南手册证明了这一点。“在黑人奴隶中，”一位11世纪的作家写道，“努比亚（Nubian）的女人最受欢迎，她们温柔，而且懂礼貌。她们身材苗条，皮肤光滑，比例匀称……好像天生就是服侍主人的。”贝雅族（Beja，分布于今苏丹和埃及）女子“面色金黄，容貌俏丽，身材精致，肤质柔滑。若是她们在年轻时被弄到了国外，那可是最极品的床上伴侣”。一千多年以前，钱买不来爱情，但钱能帮你得到想要的东西。

其他贩奴指南也提到了类似的信息。“购买奴隶时需要谨慎，”11世纪另一位作家、波斯名著《卡布斯教诲录》（Qābūs-nāma）的作者说，“买奴隶很有难度和技巧，因为他们看上去都很好。”但事实正好相反。他还说，“很多人认为购买奴隶和购买其他东西一样简单”，其实不然，购买奴隶的技巧可以“算得上哲学领域的一个分支了”。请注意那些面色金黄的人——那是痔疮的症状；还请注意那些相貌英俊、头发蓬松、眼神漂移的男子——“那是一种要么纵欲过度、要么可能从事拉皮条的男人”。做买卖时，要“给双方施加压力并认真观察”，注意捕捉任何炎症或疼痛的迹象，特别注意“隐藏的缺陷”，如口臭、耳聋、口吃或牙龈不健康的情况。作者说，如果能遵守这些原则，你日后就不会失望。

奴隶市场在欧洲蓬勃发展，那里挤满了准备被贩往东方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当然，他们也可能被卖到科尔多瓦的宫廷，那里在公元961年就已有13000多名斯拉夫奴隶。到了10世纪中叶，布拉格（Prague）发展成为主要商业中心，吸引着罗斯人和穆斯林商人到此交易。

奴隶通常被当作礼品供奉给穆斯林统治者。如10世纪初，一位从托斯卡尼（Tuscany）前往巴格达的大使给阿拔斯帝国的哈里发穆克台菲（al-Muktafī）带了很多贵重的礼品，有宝剑、盾牌、猎犬和宠物鸟，另外还包括20名斯拉夫阉人和20名姿色绝佳的斯拉夫女子。

出口奴隶的收入支撑着9世纪欧洲进口贸易的飞速增长。靠着在大规模人口买卖中赚取的资金，人们对丝绸、香料和药物的需求量开始增加。从贪婪的人口交易中获利的不仅是北欧维京人，法国商人在买卖阉人过程中也赢得了巨额利润，买家通常是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从事长途贸易的犹太商人同样深深涉足于“少男少女”（包括阉人）的交易。

贩卖奴隶的利润如此诱人，不仅仅是欧洲人将奴隶售往东方，穆斯林商人同样卷入了这样的生意。他们从伊朗东部袭击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抓捕奴隶，尽管被抓的奴隶并“没有被去势，幸而保留了身体的完整”。但这些被抓的人最终还是会成为阉人，因为这样售价更高。当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说，如果有一对斯拉夫双胞胎，哥哥被阉，那么他肯定会比未被阉割的弟弟更灵巧，“在智力和沟通上”更活跃，而弟弟则总是无知、蠢笨，显示出斯拉夫人天生的单一思维。阉割被认为能够净化和改进斯拉夫人的头脑。该作者还说，虽然阉割具有很好的效果，但并不适用于“黑人”, “黑人的天生才智”会因去势而减损。斯拉夫奴隶的买卖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都影响到了阿拉伯的语言：阿拉伯语中的“阉人”（ṣiqlabī）一词就来自一种斯拉夫族群的名称ṣaqālibī。

穆斯林商人在地中海地区非常活跃。北欧各个地方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带到法国马赛繁忙的奴隶交易市场，通常还会经过鲁昂（Rouen）这样的二级市场，爱尔兰奴隶将被在这里卖给第三方。罗马是另一个奴隶贸易的中心。地中海和阿拉伯世界的奴隶贸易影响甚广，连人们日常打招呼都和人口买卖有关：在意大利，人们相互打招呼都说“schiavo”，用的还是威尼斯口音，其实这个词就是“奴隶”的意思；西班牙文的“Ciao”的原意并非“你好”，而是在说“我是你的奴隶”。

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贸易的规模逐渐缩小，至少在东欧和中欧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罗斯人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长途人口贩卖转移到花天酒地的社交生活上。他们还开始眼红可萨人在阿铁尔等城镇获得的贸易收益，因为可萨人加大了对过往货物的征税力度。波斯著名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中记载，可萨的经济基础在于它的税收：“可汗的安宁和财富大多归功于海上贸易关税。”其他穆斯林学者也一再提及可萨政权从商业活动中征得的高额税款，其中包括向首都居民征收的人头税。

同样引起维京罗斯人注意的，还有各个称臣部落缴纳给可汗的年贡。罗斯人开始逐一征服这些部落，迫使他们向新霸主效忠、进贡。到了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斯拉夫部落不仅要向维京人进贡，而且还被禁止“向可萨进贡，因为没有那个义务”。所有税款都应该交给罗斯国的统治者。爱尔兰也同样如此，在那里，保护费竟逐渐取代了人口掠夺。圣伯丁（St Bertin）的编年史记载说，在遭受连年的袭击后，爱尔兰人同意向罗斯统治者支付年贡，以此来换取和平。

在东方，罗斯人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不久便引发了他们与可萨人之间的直接冲突。罗斯人先是对里海地区的穆斯林贸易集市发动一系列“血流成河”的袭击，之后开始“疯狂掠夺”，最后可萨人本身也受到了直接攻击。公元965年，阿铁尔城被洗劫一空，全城被毁。可萨的败落打破了原先的平衡，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利润开始以更大的数额流向北欧，正如沿俄罗斯水路发现的大量窖藏钱币所显示的那样。

到了10世纪末期，罗斯人已成为西部草原上的主要势力，占有从里海、黑海远跨至多瑙河流域的大片疆土。然而，他们在这些土地上并非拥有绝对的权威。因为资源竞争，他们和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通常十分紧张。

不过在10世纪，当罗斯人还在为控制水路及草原地带不断努力时，通往南部的通道却已变得越来越安全，商业、宗教和政治运作也在循序渐进地发生转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度过了三百年稳定富足的日子之后，巴格达的哈里发陷入了一系列的混乱。繁荣昌盛削弱了中央和边远地区之间的联系，由此引发了地方权贵的相互竞争和摩擦。危机就此爆发：公元923年，巴士拉遭遇什叶派叛乱分子的洗劫；七年后，麦加受到攻击，克尔白天房中的黑色圣石被盗走。

1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连年的严冬季节让穆斯林雪上加霜。食物短缺成为常态。正如一部美国编年史所称，10世纪50年代连续七年的粮食歉收让“很多人都失去了理智”，他们开始掠夺和攻击对方。

时局的动荡以及由此导致的贸易下滑，是维京罗斯人没有沿着伏尔加河向里海扩张的原因之一。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注入的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并将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对罗斯人不得不倍加警惕，因为罗斯人曾在公元860年向他们发起过一场大胆的突袭。

进入君士坦丁堡市场的罗斯人是受到当局严格限制的。他们被当作应该小心对待的危险分子。不过，随着诺夫哥罗德、切尔尼戈夫（Chernigov）特别是基辅（Kiev）这些贸易站点发展成为永久居住地，双方的关系也开始逐渐走向正常。罗斯统治者弗拉基米尔（Vladimir）于公元988年皈依基督教一事也很关键，这不仅导致了当地教会网络的建立（由君士坦丁堡的教士牵头指导），帝国的文化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被借鉴到了北欧。随着罗斯的经济更具商业性，传统的武士社会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都市化、全球化。

罗斯人的目光从伊斯兰世界转向君士坦丁堡，是西亚局势动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