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中山小学的校情(我的母校---福州实验小学)

我曾在《西洪小学》一文中说到,我于1961年到1963年在西洪小学读书。西洪小学位于福州西门外的西洪路上,是福州仓山小学的分校,招收的学生都是福州军区后勤部系统的部队孩子,属于子弟学校。西洪小学是我的启蒙学堂,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二年级的快乐时光。1963年秋季开学时,我离开了西洪小学,转学来到了当年福州鼎鼎有名的实验小学。

一、 记忆中的校园

当年,在福州市的小学里,无论从知名度到教育质量,实验小学都是首屈一指的。能够来到实验小学读书,对你今后的考学、深造和人生规划,都是大有裨益的。

福州中山小学的校情(我的母校---福州实验小学)(1)

福州实验小学大门

实验小学位于鼓楼区的东街上,学校的东面是旗汛口,西面不远就是福一中。学校大门朝南,紧挨马路。进入大门,是一个不大的小广场,广场的东边是一个儿童乐园,有滑滑梯、跷跷板等儿童们的玩具,原来实验小学还有一个幼儿园部。

正对着大门,是一座非常宽大的土平房。进入平房,一个宽敞的十字走廊把平房分为四块。右边两块是学校的幼儿园部,左边的两块是学校的中枢,南房是校长和老师的办公室,北房是会议室兼文艺活动室。学校全体老师都在南房一间大屋子里办公、备课和批改作业。当年,孩子们最怕老师撂下这句话,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曾数次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具体什么事由早忘了,但没有一次是好事。

平房的走廊非常宽,因为每天学生们上下学都要从这一条走廊经过。走廊的墙上,经常张贴着高年级学生的书画杰作,供过往的学生们欣赏。出了平房,眼前豁然开朗,学校的庐山真面目展现在眼前。实验小学有三座教学楼,分别是低年级楼、中年级楼和高年级楼,都是两层的土木结构楼房。每个年级的教学楼前都有一个操场,学生们分别在操场上做早操。中年级楼里还有一个音乐课教室,里面有一台风琴,学生们经常到这里上音乐课。二楼有一个学校图书馆,听说图书馆里有很多藏书,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借出过一本书。

高年级操场上有一个秋千架和沙坑,秋千架上挂着数个杯口粗的棕绳,用作荡秋千。每当下课,高年级的男孩们都迅速占据了秋千,欢快地荡来荡去,我们低年级或中年级的孩子们,只有仰头观摩的份儿,在大孩子们愉快的笑声中等来了上课的铃声。沙坑是用来跳高跳远的,沙坑里的沙子有年头了,原来的黄沙都变成黑褐色了,这里也是我们低年级孩子们最爱来的地方,每次到此玩耍后,指甲缝都是黑的。

在学校的西墙边,有一个长方形的一层建筑,这就是学校的礼堂。礼堂里有舞台,木地板,平时的主要功能是用来打乒乒球的。屋里大概放了十张左右的乒乒球桌,球桌摆放的很有规律,从南到北,乒乒球桌以破旧的程度依次递减,南头的几张乒乓球桌最新最好,到了最北头的球桌,破旧不堪且东倒西歪;打球的人亦是如此,高年级的校队的学生们在南头,手握海绵反胶板,技艺高超,一来一往,煞有介事;我这些握着橡胶板或光板的中低年级孩子,只能在最北头的几张桌子上玩儿,而且一大堆人窝在那儿,一人打不了几个回合就该上课了。低年级的孩子们即使打不上,也没人敢到南头去玩儿。

福州中山小学的校情(我的母校---福州实验小学)(2)

我的记忆里的六十年代校园平面图

高年级楼的北边,是一排挨着学校北墙的低矮平房,这里,就是学校的教工食堂和员工宿舍。教工食堂很小,看样子只能供三、四十人蒸饭,员工宿舍也就是十来间非常简陋的筒子房。记得文革初期,学校把几个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抓起来,就关在这里。那时,我们部队的孩子由于根红苗正,被吸收为红小兵,负责看管牛鬼蛇神。轮到我值班时,一大早,我到校传达室领出钥匙,来到关押牛鬼蛇神老师的房间,打开房门,让老师出来透透气;门开后,被关了一夜的老师出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可耐地端着夜壶撒丫子直奔厕所。

二,我的老师们

实验小学,张开怀抱,欢迎我的来到。在这里,我读了五年书,从1963年到1968年。五年里,许许多多优秀的老师启蒙教育了我们,园丁们把他们的知识和才学传授给了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在人生受教育的初始阶段,聆听了他们精彩的教学,吸收了知识的养分。很多老师留在了我的心底,尤其是班主任的印象更加深刻。1968年至今,一别50年,中间居然没有任何联系,更不要说见面,也没有他们的哪怕是一星半点儿的信息。就这样,我仍然记住了他们中间我最熟悉的几位老师的名字、模样和音容笑貌。

首推我两任班主任。从1963年的二年级到1965年的四年级,我的班主任是实验小学的教导主任张淑庄;1965年三年级到1968年毕业,我的班主任是郑李端。张淑庄老师的名字一听就是女老师,郑李履端则是男老师。二位班主任陪同我们一起走过小学的五年时间,当然印象极其深刻。

张淑庄老师大概30多岁,梳一个当年很流行的知识女性的齐耳短发,显得干练知性。她即是实验小学的教导主任,也是优秀的语文老师,还是我们的班主任。在班上,我不属于优秀学生,既不是班委也不是队委,当然不在老师的眼界之列。之所以我能被张老师余光扫到,就是我的作文在班里众多学生中属于上佳。小学生最忌写作文,老师一布置写作文大家都会撮牙花子。可我偏不,一说写作文,打开方格作文本,提起笔来,虽不是妙笔生花,但至少一气呵成。每次,作文基本都在“优”字行列。记得我的一篇游记作文《登金鸡山》颇具文采,张老师赞赏有加,还在班里作文讲评会上作为范文好生评价了一番,搞得我既飘飘然又羞羞赧。文革初期,我善于作文的一技之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四年级的我,居然能炮制出一篇声讨牛鬼蛇神的《勒令》檄文。虽是应用文章,没什么文采可言,而且抄袭成分颇多,但格式规范,语言铿锵,虽不振聋发聩,至少令人生畏。然后印成传单,到处发放,表示我们红小兵也响应老人家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

福州中山小学的校情(我的母校---福州实验小学)(3)

如今的金鸡山

郑履端老师20多岁,正是年轻气盛,瘦瘦的身材,棱角分明的脸庞上驾着一副眼镜。他也是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当班主任得天独厚,对语言文字得心应手的驾驭使得他们更容易做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引导工作。郑老师语文水平不错,尤其写的一手好板书。他擅长仿宋,粉笔字在黑板上工工整整、棱角分明。郑老师也很严厉。你想啊,在那样一种年代,平时斯斯文文的孩子都蠢蠢欲动,调皮淘气的孩子基本都要上房揭瓦了。他带我们班的这几年实属不易,特别是文革期间,学校基本停课停学,小学校园居然也和社会上一样,乱成一锅粥,他靠着年轻气盛,把大家管的服服帖帖。每当学生们做错了什么,他会在讲台上一刻不停地训大家半小时,训够了,大家才松一口气。实际上,我们的小学生涯也就到四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基本没有上过课,有的话,也是学工学农军训,昏昏噩噩地度过了两年,到了1968年夏天,我们小学毕业了。郑老师作为我们小学的最后一任班主任,甚是没有告别就分别了。

除了我的班主任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外,其它曾经给我们授过课的老师名字基本都没有记住,唯独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名字居然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是我的算数(那会子尚未叫数学)老师何光龄。有人问了,为什么其它老师都没有记住,偏偏记住这位年轻的女算数老师呢?是不是很漂亮?你还别说,英雄所见略同。大概读三年级时,有一天开学后的第一堂算术课,班主任张老师领进课堂一位却生生的年轻女老师。张老师介绍说,这是你们的新算术老师,叫何光龄,今年刚刚来到我们学校教大家算术,大家欢迎!就这样,我认识了这位不到20岁的女算术老师。何老师眉清目秀,圆圆的脸庞上充满和气,两条过肩的辫子又粗又黑,一笑起来仿佛春天来了。这么漂亮的女老师站在讲台上,都让我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她的算术课。她一直教我们到四年级。

还有一位音乐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他的名字叫林枫。林老师高高瘦瘦,好像40挂零。他给我们的印象,与其说是音乐老师,不如说是说书老师。同学们很喜欢上他的音乐课,因为老师除了教大家唱歌外,还给大家讲故事。要知道,小孩子们最爱听故事,林师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理,让大家认认真真听课,认认真真唱歌,认认真真学会。学会了唱歌还未到音乐课下课铃声,林老师就会讲一个故事来犒劳大家刚才的认真。显然这是一种激励,结果屡试不爽,形成规律。林老师瘦瘦的身躯里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故事,或许是老看小人书或《故事会》什么的。但有时我发现他也会生编硬造故事,一点儿都不精彩,有点儿糊弄人!每当此时,我注意力显然转移,斜眼看看同桌的女同学,她仍津津有味地沉浸在林老师自编自导故事情节里。从此我悟出一个道理,故事可以用来编的。不管怎么说,林枫老师的音乐课,给我们留下无数精彩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他讲的那么多的故事居然一个也想不起来了。

还有教我们美术课的林之本老师,教我们体育课的郑霖老师;当然,还有当年的校长梁孝忠等等,他们,或深或浅地都会在我的记忆中出现。

三,我的同学们

同班五年,如果搁在大学,同学之间肯定终身难忘;如果放在中学,同学之间也会记忆犹新;放在小学,同学之间基本记忆模糊。再好的记性,分别50年,又无交往,能够记住同学名字的不是天才就是鬼才。我既不是天才也不是鬼才,所以只记住了几个人,印象比较清晰的,一个名叫甘晓笛,一个名叫陈保力。

甘晓笛之所以能够被记住,就是他会打架,在班里打架排第一,会打架的孩子一般都会被崇拜,成为大家的头儿。文革期间,我们红小兵也模仿大人闹革命,但不知道做什么才算闹革命。甘晓笛出主意,我们可以乘坐公共汽车,在车上为乘客诵读老人家语录。一拍即合,我们在五四路口登上了去火车站的5路公共汽车。那会儿,只要是革命,公共汽车的售票员也不敢阻拦我们,我们也不买票,大摇大摆地上了汽车。上车后,售票员一看上来了一群10岁左右的毛孩子,气不打一处来,乜斜的眼睛里都是眼白。本来开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就拥挤,无端又上来一群不该上来的自称闹革命小学生,又没法往下轰,只好忍着。在车上,甘晓笛带着我们随着汽车的摇摇摆摆、晃晃悠悠,断断续续地念了几段最高指示,车就到站了,这一段短暂的“革命”宣告结束。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登鼓山。上山时,我们跟着老师走石阶登山。下山时,甘晓笛出主意不走阶梯走山路,结果,我们班的30几个男孩子在他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乱窜,寻找下山的路。走着走着,眼看离山脚只有两、三百米时,一个瀑布群赫然横亘在我们面前,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鼓山著名的“天石滩瀑布群”。瀑布不宽,大概二、三十米左右,秋天枯水季节,瀑布基本没有水,但是黝黑的岩石上青苔密布,一看就很滑溜。最要命的是瀑布自上而下非常陡,坡度至少在七、八十度。如果我们要下山,必须要迈过这个瀑布,否则无路可走。到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手拉手慢慢趟过瀑布。走在瀑布的岩石上,朝上看,涓涓细流流往下流,朝下看,光滑的岩石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山脚,大家心里顿生一丝害怕。就在我们即将趟过瀑布时,只听一声惨叫从瀑布上方传来,大家不约而同朝上看,只见班里的一位同学屁股和后背着地,顺着瀑布岩石飞速滑下来!却原来,还有几个同学是从我们上方的瀑布趟过去的,谁知这位同学脚下一滑,就出溜儿了下来。所有人都心里一凉,完了!谁知老天有眼,瀑布上的一个被水流冲击出的凹坑,居然挡住了迅速下滑的快要自由落体的同学。此刻,他已经滑行了20多米,如果没有这个坑,只有到200多米的山脚见了。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同学的毫发无损,着实把甘晓笛和我们都惊出一身冷汗。

福州中山小学的校情(我的母校---福州实验小学)(4)

鼓山瀑布

陈保力被记住,完全是因为他有画画天才。他完全是自学成才,小时候喜欢写写画画,慢慢画出一些名堂。当然,他喜欢画人物,尤其擅长画连环画。陈保力天生左撇子,用一支钢笔作画,我们习惯了右手写字的人看了好生别扭。文革期间,课堂纪律松懈,陈保力可以乘机作画。他把大白纸裁成巴掌大小,装订成册,然后替同学们画小人书。有一次,他得闲暇,我便喊他为我作画一本。他便答应,替我画了一本反特连环画《夜半铃声》,故事情节大概是解放初期我军侦查员破获美蒋特务的故事。十几页,很精彩!

2019年春节期间,我回到了福州。有一天,我从旗汛口沿着东街向东走,忽然一个沿街大门出现在我眼前,定睛一看,大门旁围墙上“福州实验小学”六个大字赫然入目。母校,一别50年,今天我又看到你!寒假期间,校中无人,只有传达室里一位依拔。我试探地问问,能否进入?依拔问,你是谁?我答道,这是我50年前的母校!依拔说,都放假了,里面没人。于是,我隔着栅栏们往里瞅,原来一进门的大平房已经被一座高大的教学楼所取代,整个校园被此建筑完完全全地挡住了。无奈之下,我留下两张照片,权且作为对我50年前母校的一种怀念吧!

福州中山小学的校情(我的母校---福州实验小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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